中外文化交流史套装（共18册）

序言

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体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许多的苦苦挣扎，在后人看来（假如有幸被后人记起、看到），都不过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谦卑地面对历史，保持平和清净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人生态度。

每次捧起这些书，我总会想起何校长的音容笑貌。何校长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写的文章，每次听他聊起来，我都感到振奋。他的家学渊源和人生阅历，是我们无法比拟的。年轻的学人，或许“有字书”能读得更多，但论读“无字书”，很难再有人超过他了。何校长为人谦和，视野开阔，心态开放，才气纵横，适合做学术事业的领袖。《中外文化交流史》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书差不多编完，将要交付出版的时候，他却倒下了。后来书出版了，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每个人的发言都带着感情，还有人流了泪。何校长编《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向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的致敬之举。周先生晚年也曾主编过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影响较大。马克垚、郝斌、林被甸三位老师曾经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过一篇评介文章，其中就提到过这前后两种交流史之间的关系。周先生的那一部，是“我国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过了二十年，何校长再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集
合起来，体现了北京大学史学的薪火相传。

想想周一良先生的人生，再想想何校长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出身世家，少年成名，才华过人，半生坎坷……我没有机会拜见周先生，但读过他的著作《毕竟是书生》，也听过北京大学老人们讲的关于他的故事。他们师生二人，两代北京大学史学家，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能够真正反映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
的命运。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应该被继承下来。

为了写这篇再版序，我花了几周时间，重读了全套书。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前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几套类似的大书、好书，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和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还有规模更宏大的，比如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这些书，厚重，扎实，大气，体现了北京大学文科治学的风格。我还记得这些书初立项时的一些情形。何校长主管文科的时候，提出要“开大船”，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后来我曾写过文章谈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必要的。何校长退休之后，我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深知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达不到何校长的高度，于是萧规曹随，规规矩矩地按何校
长的思路做事，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学者们写大书、出精品。但凡有学者提出了好的想法，或者写出了一部好书，我都愿意用的热情去鼓励。我觉得，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早一点做，比晚一点做要好，能团结多位北京大学文科学者一起做事情实属不易，我们要珍惜时机。

书虽然是十多位学者合著的，有的地方“形散”，但这次重读，我觉得全套书的“神”是聚在一点的—这套书的“神”，就是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化遭遇过多次危机，严重的一次是近一百多年来的危机。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中国人挨打、挨骂，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然后衍生出很多的思想，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化上不自信，认为非得把旧的文化连根铲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可失掉了自信力，却只能加剧中国的危机，“全盘西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自尊、自爱、自信，才能自主、自觉地开展对外交流，才能真正学到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不爱惜自己的历史与传统，那么所谓的中外文化交流就很可能成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殖民，中华文化就没有“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机会，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悲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都是悲剧。

联想起曾经所读的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以及之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那套介绍中国风雅文化的“幽雅阅读丛书”（我曾有幸写过序），从这些书中，我深受启发。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我们的文化开放、包容，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适能力，中国过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还会做出更大的贡
献。中国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方块字，我们的孩子牙牙学语时，家长便教他们背唐诗和宋词，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无论居殿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无论贫富，我们都崇尚仁义。中国的文化既是历史，又是中国人当下每天的生活。任何财富与权力、任何科技与宗教都难以将她撼动。我们做人要谦虚，但对自己的文化必须有自信，“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语出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假如我们中国人自轻自贱，那中华民族怎么可能“走向复兴”？更进一步说，蒋廷黻就曾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是极浓厚的，而种族观念比较淡泊，假如我们不认同、不热爱、不传承中华文化，那我们民族可能连基本的生存和延续都会成为问题！

读《中外文化交流史》还须明白，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并没有高下之分，彼此平等，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总体上看融合发展是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的交流互鉴，并认为这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文明史提供了基本的原则。
过去有学者说文化之间没有“中西”之别，只有“古今”之分，对此我持不同意见。中华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未来不是与西方同化，我们要学习，但也要超越。谈文化自信，当然必须警惕虚骄自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天朝上国”的盲目、封闭有直接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和融合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更需要在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各个文明的接触、对比、交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心，必须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取长补短，洋为中用。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假如何校长还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再版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再增加一些相关的篇幅。实际上，在本套书中，对于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论述也是很充分的，丝绸之路是“物质”的，而丝绸之路的精神则是贯穿了全书的重要线索。在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也带回来“西域”与“西洋”的物产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我们要深刻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必须认真学习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通过学习、研究历史，也就能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战略贡献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能够把历史的智慧用起来，让文化的力量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值得赞赏。假如今天的中国人能继承当初玄奘西游的精神、鉴真东渡的精神，能把丝绸之路上那种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中国的未来必定是辉煌灿烂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更不同于近代以来那些西方大国、强国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相似的方案。其中，区别的关键就在于，“一带一路”是在平等的、多元的文化理解、文明对话框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体现的是中国的“新文明观”，没有恃强凌弱，没有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有这样的文化内核，“一带一路”的推进，必将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加和谐的、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大陆的中心，也与所谓的“内亚”密切相连，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还有着海洋的元素，丝绸之路既有大陆的，也有海洋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是东方的，也是沟通东方与西方的。

如今，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融入浩瀚大洋，未来的中国将不仅是大陆上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还将是海洋交流的中心。这种“中心”与霸权无关，与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心态无关，而是如盛唐时代的长安一般，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向往，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因为我们崇尚的价值，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名句来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亚太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攀

作者通过清晰梳理文化与文明、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几个概念的内涵，厘清文化交流的特殊状态及它的“作伪”与“误读”，描述了全球化中中国作为文化交流旗帜及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给予了一个清晰的描绘。

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东方历史、环太平洋地区史和中外文明交流史教学与研究。韩琦，主要从事中国科学史和明清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2000年），并应邀多次赴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研究讲学。
汤重南，长期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日近代化的比较》（合著 日本版）《日本通史》（合著）等。
宋成有，主要从事东北亚史、韩国朝鲜史、日本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战后日本外交史》《日本十首相传》《北京大学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香港版）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梁志明，长期从事亚洲史特别是东南亚史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东南亚近现代史》（合著）等。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
傅增有，主要从事泰国语言、历史和中泰文化关系问题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泰国关系》《佛教与泰国文化》等。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
"姜永仁，主要从事缅甸语教学与研究。曾赴仰光外国语学院进修。主要著作有《缅汉词典》（合著）《缅甸文化综论》（合著）等。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经商处一等秘书等职。
王介南，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著有《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缅甸贡榜王朝》《缅甸爱国诗人德欽哥都迈》《中缅友好两千年》《缅甸——佛光普照的稻米之国》《东南亚和文化交流文集》等；译著有《伊江扬子友谊颂》《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合译)等。"
孔远志，长期从事印度尼西亚语言和历史教学与研究，主要论著有《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郑和与印度尼西亚》（印尼文）等。
王邦维，主要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佛教语言、文献和文学的研究。著有《佛经故事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等。
叶奕良，长期从事伊朗学和波斯语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译著有《伊朗通史》（译著）、《关于〈元史〉中“质孙服”等的探讨》等。2000年曾获由伊朗总统亲自颁发的奖项，2005年被正式授予伊朗“名人堂”成员的称号。
仲跻昆，主要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编著有《阿拉伯：一千零二夜》《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等，译著有《泪与笑》（纪伯伦）《库杜斯短篇小说选》等。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阿友协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5年获埃及高教部表彰奖。
郑家馨，长期从事非洲历史教学与研究。著有《世界历史·亚非拉近代部分》（合著）《非洲通史·近代卷》（主编）等。 
高毅，主要从事法国历史、欧美近代史、世界文明史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欧洲的分与合》（合著）等，译著有《傅柯的生死爱欲》、《他乡——以撒·柏林传》（合译）等。 
丁建弘，长期从事德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曾作为洪堡学者留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后在德国基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斯图加特大学等高等院校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回国后创建杭州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曾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
高岱，主要从事欧洲历史和英国史的教学与研究。曾赴香港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多所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著作有《历届港督传略》《英国通史纲要》《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等。 
李明滨，长期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中俄比较文学和俄国国情学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在俄苏》《俄罗斯文化史》等，主编有《世界文学简史》《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赵振江，长期从事西班牙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西班牙语诗歌导论》《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等，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等。2004年获国家人事部和*颁发的“全国模范教师”奖章和证书。曾获智利、西班牙、阿根廷等国颁发的荣誉勋章。
林被甸，长期从事拉丁美洲史和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主编之一）、《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主编之一）等。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王立新，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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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序言 /1
卷首语 永远的接力棒 /9
章
文化与文明 /001
第二章
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 /013
第三章
文化交流的特殊状态：暴力与战争 /027
第四章
文化交流中的“作伪”与“误读”/033
第五章
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旗帜 /041
第六章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051
主要参考文献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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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章
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次高潮前后 /001
第二章
中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
—以第二、第三次高潮为中心 /019
第三章
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四次高潮的兴起和消退 /061
第四章
当代中日文化交流
—第五次高潮方兴未艾 /083
主要参考文献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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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章
古代文化交流的独特历史环境 /001
第二章
古代的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 /045
第三章
近代中国与朝鲜、韩国文化交流 /097
第四章
中国与朝鲜、韩国跨世纪的文化交流 /115
主要参考文献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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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章
中越关系的源头与
早期经济文化联系 /001
第二章
越南立国后中越两国经贸与
文化关系的广泛发展 /023
第三章
中越两国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密切联系 /053
第四章
和平、友好、互惠的中老文化交流 /065
第五章
睦邻互助、高潮迭起的中柬文化交流 /081
主要参考文献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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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章
历史悠久的古代中泰交往关系 /001
第二章
丰富多彩的中泰文化交流 /021
第三章
现代中泰文化交流 /069
第四章
中泰文化交流的因缘 /093
主要参考文献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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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前言 /1
章
缅甸概况 /001
一、自然地理 /002
二、社会历史 /003
三、行政区域 /004
四、民族组成 /005
五、政治形势 /005
六、经济状况 /006
第二章
缅甸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009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 /010
（一）汉语中早关于文化的定义 /010
（二）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 /011
（三）苏联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 /011
（四）周一良教授关于文化的定义 /012
（五）何谓文化 /012
（六）文化的类别 /013
二、缅甸文化的形成 /014
（一）缅甸文化的两大基石 /014
（二）缅甸文化的产生期 /020
（三）缅甸文化的定型期 /026
（四）缅甸文化的发展期 /027
（五）缅甸文化的成熟期 /032
（六）缅甸文化的繁荣期 /034
三、缅甸文化的特点 /037
（一）宗教性 /037
（二）区域性 /038
（三）农耕性 /039
（四）兼容性 /039
（五）多元性 /040
第三章
中缅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 /041
一、得天独厚的天然通道 /044
二、血脉相连的民族渊源 /050
三、一脉相承的民族语言 /057
四、旅缅华侨与文化交流 /060
第四章 中缅文化交流 /067
一、战国秦汉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068
（一）蜀身毒道与战国秦汉时期文化交流 /068
（二）南海丝绸之路与战国秦汉时期文化交流 /070
（三）中缅内河航线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 /072
（四）战国秦汉时期中缅文化往来 /072
（五）战国秦汉时期我国记载缅甸的文献 /074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074
（一）诸葛亮南征与中缅文化交流 /07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乘佛教传入缅甸 /078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缅甸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 /079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缅甸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转站 /082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记载缅甸的文献 /083
三、唐朝中缅文化交流 /084
（一）唐朝中缅文化交流的陆海交通要道 /084
（二）缅甸骠国向唐朝献乐舞 /086
（三）唐朝南诏国与缅甸骠国发生战争 /091
（四）唐朝南诏国与缅甸骠国的商贸往来 /092
（五）唐朝南诏国与缅甸骠国的文化交往 /093
（六）唐朝南诏国与缅甸骠国的佛教交流 /094
（七）唐朝我国学者记载缅甸的文献 /095
四、宋朝中缅文化交流 /096
（一）发生在蒲甘集市的故事 /097
（二）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的友好关系 /098
（三）宋朝与蒲甘王朝的佛教交流 /099
（四）宋朝中缅文化交流 /104
（五）宋朝我国学者记载缅甸的文献 /105
五、元朝中缅文化交流 /106
（一）元朝与蒲甘王朝的次战争 /106
（二）元朝与蒲甘王朝的第二次战争 /108
（三）元朝与蒲甘王朝的第三次战争 /109
（四）信第达巴茂克高僧出访元朝 /109
（五）元缅战争促进了中缅文化交流 /111
（六）元朝中缅贸易往来 /113
（七）元朝我国学者介绍缅甸的文献 /115
六、明朝中缅文化交流 /116
（一）明朝与阿瓦王朝的友好关系 /116
（二）明朝与勃固王朝的友好关系 /118
（三）明朝帮助阿瓦王朝调解纷争 /119
（四）缅文教育，中缅文化交流的新领域 /122
（五）傣缅联姻与中缅文化交流 /124
（六）缅茄树，中缅友谊之树枝繁叶茂 /125
（七）明朝中缅贸易兴隆 /126
（八）明朝我国学者记载缅甸的文献 /132
七、清朝中缅文化交流 /134
（一）清朝与缅甸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134
（二）南明桂王缅甸避难与华侨社会形成 /135
（三）清缅战争与中缅文化交流 /140
（四）反法西斯战争与中缅友谊 /144
（五）清朝中缅贸易盛况空前 /148
（六）清朝中缅文化交流进入高潮 /153
（七）清朝我国学者记载缅甸的文献 /164
八、民国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167
（一）滇缅公路，抗击法西斯的交通大动脉 /167
（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浴血奋战 /169
（三）抗战时期中缅两国交往密切 /169
（四）民国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171
（五）民国时期中缅贸易 /176
（六）民国时期我旅缅华侨迅速增加 /177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缅文化交流 /179
（一）领导人频繁互访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保证 /179
（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硕果累累 /189
（三）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开花 /198
1. 文化代表团互访频繁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