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景入深林 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

这本书并不是给一般初学者的入门书，而是论述笔者对于人类学的主观看法，故并不是试图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介绍人类学，而是透过个人的亲身体验、反省、实践等，勾画出笔者对于人类学的特殊理解或看法，比较接近贝亚蒂耶（John Beattie）所写的《异文化》或利奇（EdmundLeach）的《社会人类学》，所以特称之为“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故我锁定的主要读者为硕、博士班研究生或大学部高年级学生。

第一，这里所说的特殊理解或看法，主要是指个人因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成长过程与经验，影响自己对于人类学生涯的选择，也影响了自己对于人类学研究对象、课题与解答方式的选择。当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也会对研究课题与解答方式有所影响，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个非西方文化下成长的人类学者，面对从西方所发展出来的学问，笔者还是无法否认西方人类学的优越性而不可避免地去学习，甚至接受其成果，并受到影响。但这并不表示这接受是没有选择性的，事实上，正好相反；人类学知识的特色之一便是透过被研究对象的特性来反省并剔除已有知识理论中的文化偏见，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偏见，而有所突破。这对于非西方文化下的人类学发展特别重要，因这有助于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在当地得以有效的发展。故本书明显不同于西方人类学者所写的导论之处，便是尽可能突显它如何剔除已有知识理论中文化偏见的知识特色。否则，我们只需好好翻译一本西方学者的导论书便可。

第二，这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除了引用人类学古典的研究成果或民族志例子外，将尽可能地加入华人的民族志研究成果。这除了可增加读者的熟悉感外，最主要的还是凸显出本地人类学家的关怀与累积，以及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的特性，有助于人类学知识在华人社会中生根，并作为华人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衔接的桥梁。虽然如此，笔者还是尽可能保留其他文化区重要的民族志，以提醒读者，人类学所具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视野，正是建立在对各文化区不同文化特色的掌握上。书中将以不同的字体与类似引用段落来简要记述某个民族志或某个研究的主要重点内容，并标示其大概的地理位置，勾勒出不同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布。当然，这类重点内容均是笔者主观选择摘要的结果。其中外国人名、地名与书名，已有一般惯用的译名者则沿用之，无惯用译名者则另行翻译，但为免读者无法辨识，书后附有译名对照表。

第三，为了便于读者掌握每章的主要论点与讨论，在每章开始，以另一种字体简单摘要该章的主要内容，让读者更易掌握整章的讨论。而所有章节与内容的选择，多少反映出笔者心中“社会”与“文化”的图像及个人的限制。特别是在外国语文能力上的限制，使得本书所指的国际学界，几乎只有英语学界，即使包括英译的其他语言著作。这限制只有待未来有人能够克服，而写出更周延的作品来取代了。

第四，虽说本书是笔者个人对于人类学的看法，但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也不必要将笔者所理解的全部主要领域都涵盖在内，只能选择性地就书中提及的有限主题来谈。像法律、艺术文学或美学、语言、都市、医疗或医学等等多少已成为人类学分支，甚至已是有专业人类学刊物出版的领域，往往

本书是一部以人为出发点，综合人类学导论、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与成果的综合性著作。作者以其田野研究和人生经验，对人类学这门知识做了全面回顾与反省。其中充满着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这门学问的憧憬、热诚、执着、质疑与创造等心路历程。读者不仅能从此书了解人类学对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有趣而生动、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内涵，更能体会人类学特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之整体视野、被研究者的和比较的观点，以及处处可见的反省与挑战已有理论知识及研究者己身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偏见之观照，而有所创新的反思性。

黄应贵（1947—2022），出生于福建福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人类学家。曾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教授，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特聘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等方向的研究，出版专著《人类学的视野》《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文明”之路》等，并主编《人观、意义与社会》《时间、历史与记忆》等。

序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一节 我的人类学经验 / 2

第二节　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拓展与他者 / 14

第二章 社会的概念与理论 / 20

第一节 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知识论上的基本差别 / 21

第二节 社会科学兴起的背景 / 23

第三节 社会的理论 / 25

第四节 结 语 / 45

第三章 文化的概念与理论 / 47

第一节 文化与文明 / 47

第二节 美国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理论 / 48

第三节 欧洲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理论 / 55

第四节 结构马克思论与政治经济学下的文化观 / 62

第五节 文化结构论与实践论 / 66

第六节 没有大理论的时代 / 72

第七节 结 语 / 77

第四章 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 79

第一节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 80

第二节 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 87

第三节 结 语 / 93

第五章 亲属、社会与文化 / 95

第一节 为什么从亲属开始谈起？ / 96

第二节 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回答：非洲继嗣理论与东南亚的联姻理论 / 101

第三节 什么是亲属？ / 107

第四节 亲属与经济 / 113

第五节 亲属是文化的建构与实践 / 118

第六节 结 语 / 124

第六章 性别人类学研究 / 126

第一节 传统人类学对于性别课题的探讨 / 126

第二节 女性研究与女性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 / 127

第三节 性别人类学的代兴 / 134

第四节 展演理论下的性别研究 / 140

第五节 结 语 / 146

第七章 政治与权力 / 148

第一节 结构功能论：组织性的功利主义式权力 / 149

第二节 交易学派：个人理性选择的功利主义式权力 / 150

第三节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制的挑战 / 152

第四节 结构性权力 / 154

第五节 东南亚民族志：象征性或文化性权力 / 158

第六节 各种权力交错的实践 / 162

第七节 权力的心理诠释 / 164

第八节 结 语 / 167

第八章 国族主义与族群 / 169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与国族主义 / 169

第二节 族群研究 / 177

第三节 结 语 / 186

第九章 经济与社会 / 187

第一节 经济人类学的基本研究课题 / 187

第二节 实质论与形式论的争辩 / 190

第三节 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礼物经济 / 192

第四节 现代化理论与经济发展 / 195

第五节 乡民经济 / 198

第六节 结构马克思理论 / 202

第七节 政治经济学 / 206

第八节 结 语 / 211

第十章 经济与文化 / 212

第一节 文化经济学 / 212

第二节 物质文化与消费 / 219

第三节 文化实践、生活方式与心性 / 223

第四节 结 语 / 227

第十一章 宗教、仪式与社会 / 229

第一节 宗教与社会 / 229

第二节 仪式与社会 / 239

第三节 结 语 / 251

第十二章 思考模式 / 252

第一节 主智论与思考方式 / 252

第二节 文化相对论 / 262

第三节 基本文化分类概念 / 265

第四节 结 语 / 269

第十三章 文化与心理 / 271

第一节 美国心理人类学的发展 / 272

第二节 个体主体性的再兴 / 277

第三节 认知人类学 / 279

第四节 情绪人类学 / 285

第五节 结 语 / 290

第十四章 文化与历史 / 292

第一节 反历史的现代人类学传统 / 294

第二节 民族志基础与民族历史学 / 295

第三节 历史事件、结构与实践 / 298

第四节 历史性、时间与记忆 / 303

第五节 历史的文类 / 305

第六节 结 语 / 309

第十五章 人类学与社会实践 / 311

第一节 人类学知识、社会文化脉络与社会实践 / 312

第二节 社会实践的追寻：一个人类学者的体验 / 318

第三节 结 语 / 327

附录一 译名对照表 / 331

附录二 引用文献 / 341

本书是一部以人为出发点，综合人类学导论、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与成果的综合性著作。作者以其田野研究和人生经验，对人类学这门知识做了全面回顾与反省。其中充满着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这门学问的憧憬、热诚、执着、质疑与创造等心路历程。读者不仅能从此书了解人类学对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有趣而生动、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内涵，更能体会人类学特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之整体视野、被研究者的和比较的观点，以及处处可见的反省与挑战已有理论知识及研究者己身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偏见之观照，而有所创新的反思性。

黄应贵（1947—2022），出生于福建福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人类学家。曾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教授，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特聘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等方向的研究，出版专著《人类学的视野》《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文明”之路》等，并主编《人观、意义与社会》《时间、历史与记忆》等。

（第十五章  人类学与社会实践：第一节  人类学知识、社会文化脉络与社会实践）

一、人类学知识的特性

从上面各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人类学知识的特点。第一，在人类学领域中，新研究课题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先前研究未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面对着社会新浮现的现象。在人类学史的发展上，格卢克曼的冲突理论（第十一章）或利奇的摆荡理论（第七章），均是为了解决功能论或结构功能论假定社会为稳定平衡的限制所发展出来的新理论。结构马克思论或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则是为了解决先前结构论或象征论无法解释社会文化改变的动力，以及寻找第三世界沦于低度开发乃至于依赖性发展的理由。1980 年代开始具有很强支配性的实践论，则是为了解决之前人类学理论知识所产生的客观论与主观论、结构与能动性、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持续与变迁等二元对立的观念所造成的限制，并面对过去被忽略的人之主体性而发展出来的新理论（第三章）。

除了学科内部知识的进展之外，我们也看到：人类学史上许多新理论的产生，是为了正视新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这种倾向在学术知识的先驱者身上特别显著，如博厄斯之所以发展人类学，目的之一即在于面对美国日渐严重的种族偏见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均不满于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有如“铁笼”（iron cage）般的负面影响，而追求乌托邦理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1980 年代中叶开始风行的后现代人类学，更是因应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造成人、物、资金、资讯等流动频繁，文化混合，边界消失，以及自我认同的不确定等现象与问题，而产生的新潮流。虽然，上述两个不同的主要动力，在每个国家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重要性与决定性有所不同，但可以观察出共同的趋势：由客观的社会层面进展到主观的文化层面，乃至于晚近深层心理的非理性层面等。

第二，新的人类学知识理论的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之前研究所留下来未解的问题与面对新浮现的现象，也在剔除原有理论的文化偏见，以便更有效地凸显文化的特色或差异。如：冲突理论与摆荡理论是在剔除原有功能论或结构功能论假定社会是稳定平衡的偏见后，才能有效凸显中非洲早经殖民统治而造成的传统与殖民文化间的冲突，以及东南亚社会因婚姻机制造成结构在不同社会类别间摆荡的特性。再者，如奠基于美拉尼西亚研究所提出的“社会性”（sociality）概念，是剔除原有社会理论假定了社会有清楚界限的限制，才能有效凸显其社会范围的流动性。而亚马孙地区的情绪研究，必须先剔除以往理论假定了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制度或理性上的前提所造成的限制，才能有效凸显这地区是如何通过非理性的深层心理机制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特色。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国际人类学知识理论的突破，往往是建立在对被研究社会特色的掌握和有效呈现上。而这样的突破，往往又是以剔除已有知识理论所隐含的文化偏见为前提。

第三，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人类学知识理论的建构不仅强调了被研究者的主观观点与整体性，更是通过全人类社会文化的参照与定位而来。如此使得各个个案研究成果，得以累积并构成全人类共同的知识。换言之，这种共同的人类学知识特性固然是建立在研究者对于被研究对象的主观观点有足够深入和整体性的掌握之基础上，更必须通过全人类社会文化的参照，才能有效地凸显出其独特性。也因此，一个成功的人类学者不仅要能深入了解人类学知识理论与被研究对象的特性，更必须具备全人类社会文化的民族志知识或图像，才能有效地为被研究文化的特性定位。正是这种视野，使得一个成功的人类学者虽然研究的只是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的少数一群人的文化，却往往能够有效而深入地再现特定时空下人的心性（或精神与思考方式），以至于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能有所启发。事实上，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何这种共同的人类学知识，不仅能够用于理解和处理各时代所面对的各种不同现象与问题而有其社会实践的一面，更足以用来培养学习者的个人视野，而成为社会人文学科的基础训练之一，甚至能使学习者了解自己。

二、人类学知识的性质与社会实践

正因为人类学知识有上述的特点与发展过程，不同时期人类学知识的性质也就不同，自然隐藏或产生不同性质的权力关系，并采取不同的社会实践方式。比如，经验论或实证论科学观下的（结构）功能论或文化与人格理论，往往认为（人类学）知识便是真理，因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象与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在这些理论背后之科学观的影响下，人类学者从事社会实践时，往往是以社会的病理学家自居，意图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像米德有关萨摩亚青少年研究虽是依据心理分析理论而来：青少年问题往往是与儿童教养方式有关，但在当时的经验论科学观主导下，她的研究结果在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回响，便是改变儿童教养方式以纾缓严重的青春期叛逆问题。对于结构马克思论或政治经济学的人类学者而言，人类学知识往往在探讨现象背后的结构关系，尤其关注沃尔夫所说的结构性权力（Wolf 1990，1999）。因此，结构马克思论者的社会实践，便是推翻已有的社会结构，而从事革命来推翻既有的体制遂成为唯一的选择。这也是为何沃尔夫特别称赞20 世纪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Wolf 1969）。a 后现代理论人类学者，强调“论述”本身便是在塑造真实，故“论述”本身便隐含了一种福柯所描述的在现代国家宰制下无所不在的权力，或格尔茨所说的文化性权力。在这种理论关照下，社会批判便是一种实践。人类学的发展研究或发展人类学，在后现代理论（特别是福柯）的冲击下，几乎着重在第三世界或“发展的凝视”（thedevelopment gaze）如何形成而塑造出发展者、受害者和发展的能动性间的结构关系，以为执行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架构与依据。因而使原来强调社会实践的研究成了“发展的论述”（discourses of development）。事实上，不仅不同时期的人类学因知识性质的不同，隐含不同的权力关系，而导致社会实践的不同看法与方式，更因每个国家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文化脉络的不同，使得社会与学术界的关系面貌各异，更直接影响人类学知识被建构的性质，以及其社会实践的看法与方式。这可见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人类学发展经验（Barth et al. 2005）。

三、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界与社会实践

（一）英  国

自启蒙时代以来，英国社会一直追求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使得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像应用性的学科那样朝向大众化方式发展，而是被视为有如哲学一般的社会人文领域之基础学科。更因人类学者必须具备一般的人文素养，加上田野工作的费时，使得人类学者的养成期较长，难以量产，甚至有“贵族学问”之戏谑。在英国，人类学知识较少直接用于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尽管20 世纪初期，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大都具备人类学知识，而功能论学者如梅尔（Lucy Mair）与马林诺夫斯基，均曾致力于发展应用人类学；但应用人类学在英国人类学的发展上一直不被重视。而20 世纪中期在列维- 斯特劳斯影响下的结构论，更少被直接用到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上。即使如此，正因为它早已成为一般人的基础素养，人类学知识反而到处可见。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变迁或经济发展的研究上，文化或社会差异如何影响其经济发展上采取不同的方式，更是英国社会人类学有过的重要贡献。

（二）法  国

法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与该国的文化思潮紧密重叠，深受其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以，正如帕金（Robert Parkin）所说（Barth et al. 2005），法国的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调查，在学科发展之初，便是两条并行线，各自衍生出个别的学术传统。一直到晚近，受到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影响，才产生如戈德利耶或迪蒙那样既重理论又重视长期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但即使如此，他们最终的兴趣往往仍在理论的建构和与文化思想界对话，而不在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就如同迪蒙后期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探讨西方个人主义的起源一样，他宛如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史家，少有人记得他田野工作的民族志报告，《一个南印度次阶卡斯特：Pramalai Kallar 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A South Indian Subcast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Pramalai Kallar）（Dumont 1986）。列维- 斯特劳斯与布尔迪厄更是这个传统的典型代表。即使对推动法国民族志田野工作有极大贡献的莫斯，在他的《礼物》一书中，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满而提出另一种经济的可能性之思考，而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但“礼物经济”在实际上，从来就不曾像共产主义那样具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可能性；他只是借此提出了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与思考的方向。因此，法国人类学者的社会实践，往往是通过思想上的启发来影响社会，而较少以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来处理。

（三）德  国

德国人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如金格里希（Andre Gingrich）所强调的（Barth et al. 2005），一直与政治社会紧密结合。在纳粹德国兴起时，为了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与提高人类学本身在现实社会上的重要性，便结合体质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事有关种族优越论的研究，以协助推动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并为了协助国家的殖民地扩张而从事殖民地研究。这些均导致人类学

学者推荐：

《反景入深林》是黄应贵先生为高阶学生撰写的一部人类学通论作品。该书覆盖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百年来的主要研究议题、理论视野、研究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作为一位杰出的华人人类学家，作者既有精深的定点研究，又有广博的世界视野，更有不凡的治学经历。这部著作内容充实，文字易懂，是一部上乘佳作。

——梁永佳（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人”易写，但难做。《反景入深林》让人叹为观止地穿透人类学经典，既深刻诠释了不同社会文化对人的涵养，又清晰呈现了理论反思的多样视角；既是专业写“人”的上乘“秘笈”，也可作常人思考人之何以为人的指引。

——谭同学（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从本土研究经验出发，以人的存在境况为观照的人类学理论导读。黄应贵先生结合自身的田野工作与人生经验，以细腻、生动的笔调，勾勒出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本书字里行间充满对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实践与反思，以及以日常之思，洞察人心人性，探寻人类可见未来的智识追求，是中文世界不可多得的佳作。

——段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知人者论人。黄先生持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展示了文化人观分析的理论脉络，历久弥新。这与当代多维视野民族志中的物观、技观、缠绕观和本体观等共同交织，让人类学之眼不断变动，读者可借以体察世界，直逼真我，去读田野这本读不完的书。

——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