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未来

在我生命的后阶段，我并不期望获得比以往奖项更高的荣誉，包括审阅基金会章程带给我的荣誉，而是寻求“人道主义理念”，“希望鼓励世界文化、科学和更值得开创的人道主义（诸如和平与友爱），不再有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歧视”。

我所关注的是法学与政治学，尤其是政府的民主。这些工作的价值由不得我来评判。许多学者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如果需要我来对自己和他们进行评判和比较，我会觉得有点为难。这也因为当人到了一定年龄时，对他进行进一步观察已无意义。当你想到你已经完成的作品时，你应当感到高兴，你会知道这是一部你梦寐以求的作品，终的作品是你从未写过的题材，挑战了你的极限。今后你也不会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因为你不再有时间、不再有写作的渴望，也不再有充沛的精力。我自己不会对这部作品做出评价，而是把这一权力留给他人。我要谢谢你们为我的作品做出的评价，你们的判断使我高兴，也使我有点胆怯，当我处于困境时，这激励我继续前进，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

我的作品由许多书、文章、演讲的分散片段组成，涉及多方面的话题，我自己将这些话题组合起来，做了汇总。我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起源和结果，对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对民主的研究，想要驳倒并不容易，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瞥一眼我的文献目录就心中有数了。

我属于受过哲学、文学和政治教育的一代人，我们的时代被称作“专制的年代”。但我有幸在都灵法学院认识了许多教授，如弗朗切斯科•鲁菲尼、路易吉•埃伊那乌迪和乔艾莱•索拉利，即使是在我们国家黑暗的那段时期，他们也能自由地评价人类和历史事件。

在那些年里，贝奈戴托•克罗齐告诫的声音也从未中断过。当法西斯在我们国土上开始蔓延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文化方面的准备，为的是更新我们的制度，恢复意大利的自由和民主。

1944年是德国军队占领欧洲的后一年，我准备了一篇审慎的导言和一本卡罗•卡塔内奥作品集，希望能光荣地寻回那业已消失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共和传统。初我在《行动党日报》担任记者，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尝试，朋友弗兰克•温杜利完成了《司法和自由》，我写的文章主题也都是“为什么选择民主？”和“哪种民主？”。篇在杂志上发表的也在《行动党日报》上是《现代国家》，被改名为《国家和民主》。1946年开放的社会中，我接触到波普尔和他朋友们的作品，那时都是公开发表的。战后，也是1946年，我受托为帕多瓦大学的学年文集写篇引言，我选择的主题是“人和国家”，这篇文章描述了民主以人为本，应当以政府的形式体现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极权国家的存在是我们需要操心的问题。民主不仅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我承认我与新加入的人们一样，有着激情和天真。追随着前人的研究，我觉得自己不再天真，至少不再那么天真。即使幻想已经破灭，但是我认为激情依然存在，并且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民主不仅仅是在单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张和增强。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在扩张的同时，也有着堕落和腐化的危险，因为民主会一直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并需要在不改变自己本质的前提下克服这些困难，它也需被迫去适应新的传递公众意见的媒介和交流工具的改变，这些新的形式和工具赋予了民主新生命，也限制着民主腐化。

我在自己著名的一本书《民主的未来》（出版于1984年）中，提到了有关“无法预知的困难”这个主题，这样的困难会造成民主前途未卜，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被广泛阅读。在此书前言的后我写道，在面对左翼和右翼的对手时，我始终相信理性的力量。历史推翻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消失》的书的结论，这本书中写道，面对共产极权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民主终将消亡，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我不想说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完全没有问题，但那些极权国家的确接二连三地失败了。在1991年第二版的前言中，我无法确认世界上飞速增长的民主国家的数目。尽管我们需要谨慎对待那些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见证了自由不断胜利或失败的人们，但我也问自己：如果没有出现专制的年代和民主的年代，这些人又会是怎样的？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我书桌上有一本法语小书的意大利译本，书名为《民主的结局》，其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到了2000年，民主还能幸存吗？”我不愿出错，但我认为这是对民主失去信心、妄自尊大或谴责民主等没落时期的弊病表征。昨天，我们直接听说了历史的终结；前天，我们听说了革命的终结；而这些年来，我们听说了那些关于发展进步的神话的终结。那些认为后现代时期已经开始的人们，宣告了现代性的终结。民主的终结这一理念却完整地再次走进了新千年。我们在新千年等待着一切的发生。

然而“民主的终结”不过是一种猜想，反之也一样。我没有充分合理的论据去认为前一个猜想比后一个更有可能性。不过，倘若我不使用自己微弱的能力试图去理解这些问题，那我的能力只能变得更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希望我有强大的能力来回应这些问题，不再有疑惑。

诺伯托·博比奥

1994年11月16日写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