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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赠送双接口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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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珥 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9787515348582

出版时间2017-09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80元

货号25164488

上书时间202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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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前言
总序(作者:皮钧)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到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凯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的宪政并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模式,反而是“集权者的尺码从XXL换成了地方无数小S号”。这个一百多年前改革者面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认真提出,只能说明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在百年前的革命中解决,甚至,很多问题不是革命能够解决的。因此,改革的落脚点一定是问题,离开问题的改革都是臆想。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筹码阶层”。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把改革的阻力笼统归于体制因素或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因为这样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的人,往往断的是毛发!改革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东西,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一些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任何离开人的研究都是歧途。    事实上,改革的对象,是“筹码阶层”。    所谓“筹码阶层”,就是这样一群人:除了被施舍或者占有,他们没有能力生产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筹码”,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任意“卖出”自己。他们不是普通的懒汉——懒汉只是好吃懒做,而他们崇尚投机取巧,并且把满足私欲的一切行为也冠以“劳动”这样显贵的名号;他们也不是普通的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只是在占便宜,而他们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付出改革的成本,自己获取改革的利润。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只是看人下注、因人成事。他们不是发展的动力,却自认为是成功的筹码,甚至还要独占胜利的荣光。本质上他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但平时在人群中却不易被识别和区分,甚至很多事业被葬送的时候,还难以被人察觉。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    “筹码阶层”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是创新的敌人,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懒政怠政的主要人群。他们是个人私欲的奴隶,却要摆出历史主人的派头;没有为历史开道的能力,却要享受创造历史的荣光。其实,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深刻洞察。范睢在其著名的《献秦昭王书》中就深刻指出:“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所以昭王罢黜尸位素餐的穰侯而起用一代名相范睢后,史载“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如果不能在改革中摆脱“筹码阶层”的束缚,任何政治进步所赢得的民心都将被挥霍殆尽。我们在雪珥先生的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阶层”的种种嘴脸。今天所遇到的官僚体制、政商关系、社会板结、文化虚无、奢侈浪费,都能够在百年前清末的改革中看到重重迷影。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历经百年的变革,也并没有取得对这个阶层改革的实效。                                          改革的边界    改革是有边界的——底线就是避免“始变终乱”,从而引发革命。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存续”,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二者的目标和手段完全不同。因为“改坏了的改革”而引发革命,这在历史上不在少数。但此中得失是不能在革命中寻找的,只能在改革中寻找。因为革命者并不关心改革者关心的问题,二者立场大相径庭。旧王朝的解体和旧体制的崩塌,并不必然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在新体制中继续存在。   改革如马拉松,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看清其本质。好在中国的历史足够悠久,后人可以跨三代研究(正反合)。如宋代研究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衰败的根源,由此把改革的矛头直指“节度使”制度,从而形成“抬文抑武”的体制。结果宋朝倒没有亡于内乱,但因这种“羸弱”的体制使得国力如纸,终竟亡于外患。后人不一定都能看清前朝的问题,真实原因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雪珥先生的改革史之所以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尝试厘清上述问题。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没有找到复兴的道路,却引发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是中国共产党理顺了清末改革者与革命者留下的烂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性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很多问题,其实    在清末就已经显现。我们现在要解的诸多难题,甚至可以说与百年前是同一套“试卷”,只不过当时很多题目还没有来得及作答。    近代史离今人很近,从情感和认识上更易引起共鸣,殷鉴不远,其意可追。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难度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是一个改革大国,“文明早起、政治早熟”,有着极为丰富的改革实践,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加之改革往往与改革者的情怀、命运环环相扣,与国家的盛衰兴亡紧密相连,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独有的道统与意象。加之改革样本丰富,所有的探索对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真正的改革者从来都承认创造的当代性和主动性,并把历史看作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真正的改革者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克服了狭隘的、地域的意识,而成为具有世界和历史意识的自觉的人。后人完全可以在前人思考与实践停止的地方继续探索——这是我们出版这套改革史的“初心”。

                                                  2017年7月1日晨成于京华三生楼

导语摘要

《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中的一本。本书从一个年份——1909年切入,描绘了晚清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如何在经历了旧官僚体制处处掣肘,新社会矛盾重重纠葛后,游走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终一步步走向失败,酿成了一个王朝悲剧。从洋务运动以来,这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以失败收场,本书重点写的就是这场改革*后三年的历史,小到一个社会事件,大到几十年的政坛风云变幻,国计民生,读来让后来人唏嘘不已。鉴古而知今日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而作者真正要说的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哪些问题?



作者简介
雪珥,本名蒋文胜,澳大利亚籍华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中国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中国律师资格;中国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后以此职业身份获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现已退出工商界,专事研究。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重点是南海战略、新疆战略及中美、中澳关系。目前担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目录

目录

本书初版自序

章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
紫禁城的鸡叫
1909年的春天故事
爱新觉罗“软着陆”
大清青年近卫军
“橡皮图章”雄起
大海航行“拷”舵手

第二章 老官场的弯弯道
袁世凯冬眠
金枪不倒张之洞
庆亲王的首富宿命
弄潮儿溺水
不端的年代
“蒙”“瞎”官府 
腐败的跳蚤
司法独立vs私法独利
善耆不善骑
“唐僧”不是吃素的
官场如赌

第三章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铁老大”出轨
爱国公债终误国
“牛”背上的大清
开滦煤矿地道战
“黑金”超限战
帝国的墙脚
“爱国”企业家
【延伸阅读】胡雪岩:花花轿子人抬人
伶仃洋畔建“特区”
腐烂的根基
【延伸阅读】帝国商人反击战

第四章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
“半吊子”大跃进
难产的美国梦
文化有罪,汉字无理

第五章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
“烂尾”的仁政
宜春没有“春天”
在失望的田野上
枪杆子霍元甲

第六章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毒不“圣人”
康有为“熊市”
大清国的流感
瞎眼的叹息

第七章 亮剑,抑或舔伤
龙旗插上东沙岛
中朝“间岛”争端
【延伸阅读】带刺的金达莱:清代视野下的朝鲜问题
【延伸阅读】虎落汉阳:大韩帝国出轨
哈尔滨的枪声
日本常青藤
大清羊皮日本狼
【延伸阅读】豺狼之恋:国人对日绵羊观
流产的中美德联盟
大清海军搁浅泥沼
【延伸阅读】蛟龙捍海:晚清海军扬威世界的五个瞬间

尾声 大清政改的飙车与出轨

【附录一】有关中国1909年的各方声音

【附录二】落花流水春去也:1909年大事盘点

后记  百年改革史,也是一部“石头记” 

别册  他人说



内容摘要

《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中的一本。本书从一个年份——1909年切入,描绘了晚清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如何在经历了旧官僚体制处处掣肘,新社会矛盾重重纠葛后,游走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终一步步走向失败,酿成了一个王朝悲剧。从洋务运动以来,这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以失败收场,本书重点写的就是这场改革*后三年的历史,小到一个社会事件,大到几十年的政坛风云变幻,国计民生,读来让后来人唏嘘不已。鉴古而知今日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而作者真正要说的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哪些问题?




主编推荐
雪珥,本名蒋文胜,澳大利亚籍华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中国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中国律师资格;中国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后以此职业身份获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现已退出工商界,专事研究。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重点是南海战略、新疆战略及中美、中澳关系。目前担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精彩内容

“唐僧”不是吃素的
“唐僧”当然不吃素,这是全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都知道的。

“唐僧”大名唐绍仪,大清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的中华民国任总理,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之,与称呼李鸿章为“合肥”、翁同龢为“常熟”相仿佛。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据说身高在1.80米,以此伟仪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乃至总理,当然很能为国争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令美国人爱煞乐煞,《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等大报不时刊发有关他的报道。“西餐”之外,唐绍仪对中国特色的权力烹饪亦颇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在大清国他能一人兼任外务部右侍郎、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跨越外交、交通、财税各领域,到了民国则能迅速与革命党混成同志加兄弟(他是早加入同盟会的前清干部),乃至成为中华民国任总理。

中国历史,尤其近现代史,从来就不缺风派人物,但风派人物做到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则唐绍仪是凤毛麟角。

1909年对于“唐僧”来说有点流年不利,风向不好判断。

开年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忙着外交大事,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两件都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因此,当唐绍仪在 1908年的秋天率团到达美国后,美国报纸就一直在紧密追踪,《纽约时报》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唐僧”到了西天,虽然宾至如归,却只拿到了无字的经书。现实的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终选择了与日本妥协,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对这一地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

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的新年钟声中郁闷彷徨时,国内传来惊人消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由于健康原因退居二线。

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动态的罗斯福总统于1月2日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总统同时提到,“此间的中国特使”被这一消息震惊了,将立即回国。

一周之后(1月 8日),北京下令召回唐绍仪。次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个随袁下课。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跟进,或因健康问题退居二线,或因腐败而被“双开”,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大洗牌开始了!

唐绍仪和袁世凯能成为铁哥们是一段洋溢着古典英雄主义的佳话。

唐绍仪是广东人,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商,专做外贸,十分平凡,但他却有一个相当不凡的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大清国首批外资企业“首代”,是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后来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主持或参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在官场与商场、内企与外企、民企与国企之间游刃有余,大小通吃。

托福于“改革开放”,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中放下身段,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唐家这样的新兴阶层被迅速地纳入大清国组织人事部门的培养考察对象。唐绍仪12岁那年(1874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足足7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让他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难能可贵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唐绍仪没有成为内白外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香蕉式人物,他融汇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养为基础,以美式作秀为独门武器,迅速在中国特色的厚黑官场中脱颖而出。

1881年,年仅 19岁的唐绍仪回到了伟大祖国,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鲜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日角逐朝鲜为唐绍仪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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