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三星堆

《古蜀三星堆》以实地文物和翔实史料为基础，图文并茂，结合大量生动图片，运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而又不失学术性地向读者介绍了古蜀三星堆文明的泛灵崇拜、太阳神话、神秘群巫集团等社会生活内容，简单却全面地呈现了灿烂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之面貌。

《古蜀三星堆》以实地文物和翔实史料为基础，图文并茂，结合大量生动图片，运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而又不失学术性地向读者介绍了古蜀三星堆文明的泛灵崇拜、太阳神话、神秘群巫集团等社会生活内容，简单却全面地呈现了灿烂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之面貌。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文史两栖，勤于笔耕。主要致力于古蜀文明研究，从事三星堆研究三十余年，目前就考古发掘成果仍投身于科研前线。已出版著述《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三星堆》（韩文版）《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金沙遗址——古蜀文化考古新发现》《金沙考古——太阳神鸟再现》《天门》等。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被收入多种文集出版，部分著述同时在台湾、香港出版发行，或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目录
灿烂的古蜀文明/001
    神秘面纱被揭开，古蜀文明的灿烂真容重现于世。

神秘的群巫集团/017
    头戴冠冕的蜀王、气概英武的部族首领，其实都是祭祀的“巫师”，
他们以青铜雕像的形貌屹立千年。

三星堆通天神树/043
    青铜神树，神话传说中“扶桑”与“建木”的真实写照，被古蜀人
视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太阳神话的反映/057
    太阳神鸟何以成为神圣象征？射日神话又缘何流行？“神器”金杖
为你解开古蜀太阳神话密码。

昌盛的泛灵崇拜/071
    古蜀人相信万物有灵，龙、虎、蛇、 鱼、鸟、蚕等众多动物造型，
带你领略千年前的图腾崇拜。

繁荣的社会生活/87
    不止青铜——古蜀王国的繁荣社会（玉石加工、陶器制作、农业种植、 缫丝纺织）。

黄金谱写的篇章/105
    开黄金制用之先河。湮没千年而仍旧灿灿生辉的黄金面罩、金杖、金虎带你走进世界上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蜀人的黄金世界。

通向远方的商道/119
    除往来中原，还远交南亚——出土的海贝等表明了古蜀王国源远流长的对外交往。
 
穿越时空的魅力/137
   见证历史，理解当下，畅想未来。

《古蜀三星堆》以实地文物和翔实史料为基础，图文并茂，结合大量生动图片，运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而又不失学术性地向读者介绍了古蜀三星堆文明的泛灵崇拜、太阳神话、神秘群巫集团等社会生活内容，简单却全面地呈现了灿烂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之面貌。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文史两栖，勤于笔耕。主要致力于古蜀文明研究，从事三星堆研究三十余年，目前就考古发掘成果仍投身于科研前线。已出版著述《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三星堆》（韩文版）《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金沙遗址——古蜀文化考古新发现》《金沙考古——太阳神鸟再现》《天门》等。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被收入多种文集出版，部分著述同时在台湾、香港出版发行，或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古代蜀人也是世界上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等。这些黄金制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
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中，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便是一号坑的金杖了。黄金历来都是珍贵的，由于其特殊的质地和开采量的限制，因而有着高昂的价值。在三千多年前黄金还相当稀少的情形下，古代蜀人就制作了如此非同凡响的金杖，堪称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宝。这件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的金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重463克，出土时已压扁变形。经整理后金皮展开的宽度7.2厘米，金杖上端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从杖内存有炭化木质推测是用金皮包裹而成的木芯金皮杖。金杖图案系用双勾手法雕刻而成，使线条两侧下凹中部凸出，虽线条纤细却格外醒目，显示了相当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杖上的图案内容，其平雕纹饰画面可分为三组。上面两组内容相同都是两支羽箭各穿过鸟颈射入鱼的头部，箭为长杆，箭尾有羽，鸟和鱼皆两背相对，共四鸟四鱼四支羽箭，显示了对称的艺术表现手法。下面一组图案有两行对称的双勾平行线作为间隔，雕刻了前后对称的两个人物头像，圆脸和五官呈现出开怀欢笑状，头戴锯齿纹或花瓣状王冠，耳垂有三角形耳饰。整个图案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学者们对此做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
对金杖图案的解释可谓丰富多样，反映了学者们对文献资料不同的理解和对图案内容观察认识上的差异。如果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金杖上的图案纹饰，主要是装饰作用，是古蜀族在雕刻艺术上的一件杰作。其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古蜀王国的能工巧匠在雕刻这些图案时，采用了写实与夸张结合的艺术手法，充分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三星古蜀时代的文化精神内涵，正是通过这些画面而得到了形象生动的展现。
金杖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认为金杖就是权杖，曾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图案内容具有巫术性质，应是巫祝之类人物使用的法器。认为金杖是权杖的学者，还列举了古代西亚近东地区、古代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权杖文化现象，认为三星堆金杖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形式而制成的，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用九鼎象征政权，古蜀王国则用金杖作为王权与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这些分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考虑到三星堆文化具有浓郁的古蜀特点，出土的青铜造像群显示出古蜀王国是个巫风甚炽的社会，盛行由群巫之长和巫师们主持的各种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金杖被用于祭祀活动之中，当然就具有了法器的性质，或可称为“祭杖”。值得注意的是，刻有图案纹饰的玉璋也是祭祀用器，也具有法器的性质。根据它们不同的图案内容，说明它们很可能是用于不同的祭祀活动之中的，金杖与太阳神话和渔猎之类的祭祀活动有关，玉璋则与神山祭祀和魂归天门的丧葬祭祀活动有关。
关于三星堆文化所显示出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不同部族和地区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果说古代蜀人吸取了西亚近东文化传播的某些形式与内容，显然并非无稽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杖接受了近东权杖的影响，也是说得通的。但古蜀王国是否真的将金杖作为王权与神权以及财富垄断权的象征呢？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既然青铜造像群已成为古蜀王国盛大祭祀活动中掌管神权与王权统治阶层的象征，如果金杖是权杖的话，就应执于代表群巫之长(蜀王)的手中，但青铜立人像双手所握的尺寸显示绝非金杖而是其他祭祀用具。再考虑到古代蜀人还用黄金制作了其他饰件如金面罩、金箔虎、金箔鱼之类，可知黄金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装饰作用。而金面罩却并没有装饰代表神权与王权的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纵目人面像，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由此可知，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显然并不能简单地同权杖划等号。我们有理由认为，古代蜀人很可能是将金杖作为某种法力的象征，若将其称为“法杖”也许更贴切一些。
黄金面罩是古代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眉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经捶拓、蹭拭、剔除、粘合等工序，后制成与青铜人头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二号坑出土有数尊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一种异常华贵的气势，给人以神奇和赏心悦目之感。
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和古希腊均出土有黄金面罩，如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出土的有唇须的金面罩，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第18王朝国王图坦卡蒙墓中出土的形象逼真的纯金面罩等。这些著名的黄金面罩出土时大都罩于死者或木乃伊面部，其用意显然在于保护和再现死者面孔，体现了古代西方人的丧葬习俗和等级观念，并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同古埃及古希腊的金面具相比，在形态造型、装饰手法、用途含义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它不是施于死者脸上，而是粘贴于青铜头像的面部，这些青铜头像都是大型祭祀活动中的巫师或部落首领象征。由此可知在古代蜀人的观念中，黄金面罩与丧葬死亡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而与重大祭祀活动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反映了不同区域文明之间在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社会风俗、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诸多方面的不同特点。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对黄金的开采和制作使用，都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说明三星堆古蜀王国与古埃及古希腊都是早使用黄金面罩的文明古国，金面罩并非西亚文明的专利，在长江上游的古代蜀人也早就掌握了制作使用黄金面罩的诀窍。
有人认为，迈锡尼黄金面罩覆盖尸体，使死者容颜亘古不凋，古代埃及人曾把对祖先的崇拜和永生不死的思想再现于王侯贵族的雕塑和诸神的肖像中(包括用金棺再现王者的肖像)。三星堆金面罩则使青铜人头雕像的面容焕发出金色，其意义或许在于显示一代神明者、权贵者容貌的光芒或者会有原始宗教的奇特作用。这些金面罩在造型艺术和黄金制作工艺方面都显示了极高的水平，是古代灿烂文明的结晶。我们知道，面具全都产生在古代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的中国和印度，以及美洲文化发达的中美洲。可以说，面具以它深刻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向我们展示的并不仅仅是娱乐或表演的道具，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而主要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三星堆金面罩双眉双眼及嘴部镂空，罩于青铜人头像上，似有让偶像观看祭祀场景并与司祭者和神灵“密语交谈”的含义，金面罩灿烂的光芒也有增强祭祀场面庄严气氛的作用。由此可知这些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黄金面罩，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时期古代蜀人已经能够熟练地加工使用黄金，不过当时黄金采用的数量还相当有限，远不如青铜那样可以大量冶炼铸造，所以仅有个别青铜头像粘贴了黄金面罩。从出土时皱成一团的金面罩来看，说明这种制作和粘贴的过程还在继续，应有相应的青铜头像相配。为什么高大威严具有王者尊贵气势的青铜立人像没有粘贴金面罩，神奇无比的青铜纵目人面像也没有粘贴金面罩，而只有青铜头像中几尊与其他并无显著不同的头像粘贴了金面罩，是否也与当时黄金数量较少有关呢？或者是否说明了黄金面罩在古蜀王国并不象征身份，而主要是为了在个别青铜头像上突出一种华丽神秘的装饰效果，以起到欢娱神灵的作用。总之，这些都是耐人寻味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也采用了捶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例如金叶，形似细长的叶片，上面用浅雕手法刻画了多组“∧”形的平行线条；在每组“∧”形线条之间布满剌点纹，显示出独特的装饰效果；叶片柄端两侧有小缺口犹如鱼头形，并有小孔，可供穿系所用。又如金璋，其造型同玉璋相似，射端呈弧形向两侧宽出，邸端则呈钝角，两侧有小缺口，同金叶一样好似鱼头形，并有小孔，从尺寸与形态推测可能是作挂饰用的。有学者认为这些“金竹叶”可能具有蜀族先民竹崇拜与竹图腾观念的含义。但三星堆时期古蜀族是否有竹崇拜现象和竹图腾观念，缺少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的印证，目前还是很大的疑问。其实，若将三星堆出土的金叶、金璋、金虎等黄金制品同其他出土遗物联系起来观察思考，可知它们与古蜀王国的祭祀活动同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金璋可能与山川祭祀之类的内容有关，鱼头形并刻的有线点纹的金叶则显示出渔猎活动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含义。金虎与同坑出土的青铜虎形器以及满身嵌镶绿松石纹饰的青铜虎，显然都是崇虎观念的展示。金虎昂首卷尾呈咆哮状，造型极其简练生动，从其捶拓成型的工艺看，很有可能是粘合在同样造型的青铜虎上面的，如同凸凹分明的黄金面罩粘合在青铜人头像上一样，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并显示出丰富的内涵。
古代蜀人采用的黄金产地，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并不产金，产金的地方主要在盆地周边丘陵河谷与西部高原以及金沙江沿岸地区。《天工开物》说：“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金多出西南……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丽水是历史上有名的产金区。徐中舒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曾在蜀郡西部丽水地区大量开采黄金，由水陆运到常德、长沙诸地，逐渐形成了一个黄金集散市场。《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述说“荆南之是，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可知当时楚国对丽水产金的严格控制，亦透露了金沙江流域黄金产量的丰富。商周时期丽水采金的情形，虽然文献缺少记载，但推测这时就有很多先民于此采金了。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很可能就是古蜀王国派遣人员(包括工匠与军队)开采于丽水，然后运回三星堆古城的。这与古蜀王国在金沙江流域等地区开采铜矿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海贝透露的信息看，古蜀王国这时已经有了穿越西南地区通向南亚的古商道。综合这些因素，可知古蜀采金于丽水的推测是可信的。当然，正如古蜀王国开采铜矿的地点不止一处，采金的地点也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由此可知，古蜀王国在对黄金的开采和制作使用上，远比楚国早得多，特别是黄金制品的工艺水平也先进得多。
中原殷商王朝也很早就掌握了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从商代遗址和墓葬中的考古发现看，河北蒿城出土有金箔，河南辉县出土有金叶片，殷墟出土有金块和金箔，说明当时的冶炼捶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但商代遗址出土的黄金数量很少，而且没有像三星堆那样的金杖、金面罩、金虎、金璋、金叶之类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这说明作为同时期的文明中心三星堆古蜀王国不仅在开采使用黄金的数量上超过中原殷商王朝，而且在制作工艺上更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
三星堆时期古代蜀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而且也使用黄金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将永远彪炳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