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共8册)

点校本金史修订前言

《金史》，元脱脱任都总裁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另附《金国语解》一卷。记载了女真完颜氏部族时代、金朝建国至灭亡的百余年历史。

一

金朝是女真人于一一一五年建立的王朝，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灭辽朝，五年（1127）灭北宋，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与南宋划淮而治，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为蒙古国所灭。

金朝修史始于女真人记录先祖的历史。女真原无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多靠口耳相传。《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即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祖天辅三年（1119），完颜希尹、叶鲁承旨创制的女真字颁行。据《完颜勖传》载，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卷四《熙宗纪》载，天会十五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至迟至天眷二年（1139）已设国史院，掌监修国史事。皇统六年（1146），又设著作局，掌编修日历。海陵天德年间，设立记注院，设修起居注，掌记皇帝言、动。金朝修史机构仿照中原王朝制度而设，史官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构成，这对金朝修史体例与风格有重要影响。

金朝共修成十部实录，为《祖宗实录》，熙宗皇统元年（1141）修成，《完颜勖传》载完颜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其后金朝九代帝王修成七部实录。《太祖实录》二十卷，皇统八年（1148）进。《太宗实录》，世宗大定七年（1167）进。《熙宗实录》，大定二十年（1180）进。《海陵庶人实录》，修成时间不明。《世宗实录》，《章宗纪》记载，明昌四年（1193）和泰和三年（1203）两进《世宗实录》，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施国祁《金史详校》认为明昌四年所进为《世宗实录》，泰和三年所进为《显宗实录》。《章宗实录》一百卷，宣宗兴定四年（1220）进。《宣宗实录》，哀宗正大五年（1228）进。末代哀宗国亡，未修实录。第七代皇帝卫绍王的实录，虽宣宗命人纂修，但未修成。另外还有两部实录是为追尊帝号的帝王之父修撰的，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载，《睿宗实录》十卷、《显宗实录》十八卷，前者为世宗之父宗辅，大定十一年（1171）进；后者为章宗之父允恭，泰和三年进。从赵秉文《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看，《实录》不仅记录了章宗的事迹，还记载了章宗朝“良将之远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舆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这当是金朝实录的基本体例。蒙古灭金时，金朝实录为军将张柔载归北去，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议修《辽》、《金史》时交到史馆。十部实录是元修《金史》重要的史源。实录的特点也直接关系到《金史》本纪的体例。

有金一代刊刻和流传许多官修、私撰的书籍，鉴于《金史》无《艺文志》，清黄虞稷、杭世骏、龚显曾、郑文焯、倪灿、金门诏、孙德谦、钱大昕等人补纂了《金史艺文志》，按照经、史、子、集进行整理，钱大昕收集的数量达两百多种。其中完颜勖《女直郡望姓氏谱》、杨廷秀《四朝圣训》、史公奕《大定遗训》、张暐《大金仪礼》、杨云翼校《大金礼仪》、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李纯甫《故人外传》、杨奂《天兴近鉴》，以及《大金集礼》、《续集礼》、《元勋传》、《泰和律义》、《士民须知》、《金纂修杂录》、《金初州郡志》、《正隆郡志》等，皆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史源。

金朝灭亡后，遗民中的一些士大夫“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附《元好问传》），致力于金朝史事的采辑撰述。元好问曾任国史院编修官，认为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南冠录引》），“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卷一八《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故多撰碑铭之文，又“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四库全书总目·中州集提要》），著有《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南冠录》、《金源君臣言行录》、《续夷坚志》等。刘祁以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且冀“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归潜志序》），著有《归潜志》。王鹗“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记录了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六月避蒙古兵锋逃至蔡州直至三年正月城破金亡期间君臣言行、军政大事等，意在“他日为史官采择”（《汝南遗事》卷四）。元朝史官编纂《金史》时，对元好问、刘祁、王鹗的著作“多本其所著”（《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附《元好问传》），认为“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尤其是《汝南遗事》，《金史·哀宗本纪》等“皆全采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

二

蒙元编纂《金史》，始于世祖中统二年（1261），直到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金史》修成，历时八十余年。早在忽必烈在藩邸时，府内汉人刘秉忠就提出修史之议：“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七月，设立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请修辽、金二史，广泛采访金朝遗事。至元元年（1264）参知政事商挺“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之”（《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这期间王鹗“举李冶及李昶、王盘、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搜抉殆尽”（《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金史》的编纂由王鹗实际负责，王恽《玉堂嘉话》卷八保存了这部《金史》的目录：帝纪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阙）、宣宗、哀宗（实录阙）。志书七，《天文》（《五行》附）、《地里》（《边境》附）、《礼乐》（《郊祀》附）、《刑法》、《食货》（《交钞》附）、《百官》（《选举》附）、《兵卫》（《世袭》附）。列传（旧《实录》三品已上入传，今拟人物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忠义》、《隐逸》（《高士》附）、《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忽沙虎）。为补卫绍王事迹，王鹗于中统三年（1262）就开始在金朝遗老中搜集资料，采摭卫绍王时诏令，从故金部令史窦祥得旧事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章宗实录》详其前事，《宣宗实录》详其后事，使卫绍王朝事迹得其梗概（卷一三《卫绍王纪》）。

从王鹗所作《金史》的目录看，这是一部传统的纪传体正史，它出自金朝遗民之手，符合金末元初北方文人的正统观。王鹗曾中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进士甲名，时授应奉翰林文字，被誉为“金士巨擘”的赵秉文任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元好问亦在国史院，三人均由金入元，史观相同。据《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蜀汉正名论》记载，赵秉文秉持的华夷史观概括而言有二：一是“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二是“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元好问视金朝为中州、中国，作《中州集》，收入女真、汉、契丹、渤海等各族文人诗作。《元文类》收录的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在阐释元好问的华夷观时说：“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王鹗推荐参与修史的郝经亦主张“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足见金后期及金遗民中的史官与士人比较普遍地认为金朝是中国，是正统王朝。关于在历代王朝更替体系中金朝的位置，有人主张如金朝德运之争章宗敕旨所言： “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絶，我承其后。赵构假息江表，与晋司马睿何异？”（《大金德运图说议》）即金朝承北宋为正统。也有人主张如金蒙之交燕人修端在《辨辽宋金正统》所言，以辽金为北史，以宋太祖受周禅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元文类》卷四五）。这种正统观由金朝遗民带入蒙元，并成为元代有影响的正统观之一，对元朝历次修史工作产生过很大影响。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王鹗致仕，王鹗等人纂修的《金史》虽基本成型，但未能后完成刊行。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后，世祖曾纳言命史官修辽、宋、金史，仁宗、英宗朝多次议修三史，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三朝之史，累有明诏，虽设史官而未遑成书”，自成宗大德末年以来，“国家多故，于兹事有倡之而无和者”（《危太朴文续集》卷八《上贺相公论史书》）。从史籍记载看，元代朝廷历次议修前朝史均为辽、金、宋三史并列，未曾出现纂修宋史附辽、金二史的说法。但元中后期延佑年间朝官、史官中开始出现正统之议，这也影响了三史的纂修进程。文宗时，已离开国史院的虞集，“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对于如何确定三史义例，虞集认为，“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曾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对自元初以来国史院纂修三史的义例与状况比较了解，他没有主张更改以往的修史义例，独尊宋为正统，而是主张辽、宋、金各修其史。这种意见终为脱脱所采用，可见是符合元朝主流正统观的。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分史置局，纂修成书”（《辽史》附录《修三史诏》），“敕宰臣选官分撰辽、宋、金史”（《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金史》纂修全面展开。然文宗以来关于修三史体例的争论在此时更为激烈，“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或谓本朝不承金，则太祖、太宗非正统矣”（《上贺相公论史书》）。周以立上书曰：“辽与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解缙《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王理则推金、蒙之际修端之言，作《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明文海》卷一七四周叙《论修正宋史书》）。此时虞集尚在世，他所主张的辽、宋、金“三家各为书”的看法也应是其中一派观点，众人议论不决，于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庚申外史》卷上）。

这次“正统之争”是元修辽、金、宋史以来，规模、有影响的一次争论。脱脱以三史都总裁官之身份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符合顺帝诏书中命“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旨意。在元朝君臣看来，作为北族王朝的辽、金与宋同样具有正统地位，蒙元统一南北王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其正统地位。可以说自元世祖开始修辽、金史，到灭南宋后分修辽、金、宋史，直到元顺帝时后修成辽、金、宋三史，一直秉承辽、金、宋皆为正统的观念。虽后期异议渐多，修史义例却未尝有变。一些汉族儒臣以宋为正、辽金为闰的正统观，并没有受到元朝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周以立的曾孙周叙说，虽然总裁官欧阳玄、揭傒斯对周以立之说深以为是，但“不得不任其责，但在当时局于势，有不能耳”（《论修正宋史书》）。杨维桢在辽、金二史修成之后上表《正统辨》，开篇曰：“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直言正统之议并未影响三史成书，故“谨撰《三史正统辨》”，强烈主张元当承南宋之统，极力排斥辽、金。其后又言，自世祖到“延佑、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当是夸大正统之辨的重要性，将其推论为三史长期未能修成的主要原因。其后杨维桢编《东维子文集》不收此文，可能是因此文被“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之（《东维子文集》卷二七《上宝相公书》）。清人则推测为“盖已自悟其谬而削之”（《四库全书·辍耕录提要》）。明代“华夷之辨”盛行，杨维桢的《正统辨》受到推崇，明儒将杨维桢的推论进一步发展为定论，明清以来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主要原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金史》纂修当以元世祖时王鹗所修《金史》初稿为底本，加上延佑、至治、天历年间又做了一定的修史工作，有较好的基础。为广泛搜集撰史所需材料，顺帝颁修三史诏，曰：“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辽史》附录）这是元朝境内规模、范围广的一次搜集修史材料的行动，应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材料。苏天爵作三《史质疑》呈新上任的总裁官欧阳玄，称“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但缺少《太宗实录》、《熙宗实录》，“不知张侯收图籍时，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独见遗也”。然而前举王恽《玉堂嘉话》所载王鹗《金史》目录仅注阙卫绍王、哀宗实录，说明王鹗修《金史》时尚有太宗、熙宗实录。史馆存有的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或为王鹗据实录所撰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国史类》金代部分著录有《太宗实录》，但不见《熙宗实录》，说明至少清代尚知有金《太宗实录》。苏天爵所言是他本人未见，还是史馆不存，尚待考。如果此时缺少《熙宗实录》，对撰写熙宗朝部分人物传记和制度会有一定影响。在撰写过程中，总裁官张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欧阳玄“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用时一年半有余，至正四年（1344）十一月，《金史》书成，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呈《进金史表》，此时脱脱虽已辞职，但仍以脱脱为纂修《金史》的都总裁。

...

五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一九七一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之后曾经挖改，多次印刷，为现代通行的《金史》版本。

点校本《金史》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并参考了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采用前人校勘成果多的是施国祁《金史详校》。此次修订工作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其他残本）、清乾隆殿本，参校明南监本、北监本、清局本，以及《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以及其他相关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的方法，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修订工作逐条复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很少提及版本依据，并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发表了许多校读札记，对此我们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梳理，加以参考和利用。限于体例，不能在校勘记中一一标示，详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仅此一并致谢。

点校本金史修订组  二○一九年十二月

《金史》为元朝脱脱等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全书135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中华书局點校本《金史》，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1966年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1971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1975年出版。点校本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一个通行本，面世后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此次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清武英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监本、清江苏书局本，以及明《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等前人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此次修订逐条覆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中很少提及版本依据，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修订本还全面搜集梳理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加以参考和利用，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成果。

《金史》为元朝脱脱等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全书135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中华书局點校本《金史》，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1966年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1971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1975年出版。点校本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一个通行本，面世后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此次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清武英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监本、清江苏书局本，以及明《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等前人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此次修订逐条覆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中很少提及版本依据，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修订本还全面搜集梳理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加以参考和利用，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成果。

原点校者：

傅乐焕（1913－1966），山东聊城人， 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获博士学位。 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北方民族史，尤重辽金史的研究。著有《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主编《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参加校点《二十四史》中的《金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中国历史小丛书》等。编著论文集《辽史丛考》。 

张政烺（1912－2005），山东荣成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版本目录学、通俗小说等诸多学术领域都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发表论著达数十篇，并承担过出土文献整理、二十四史点校等重大学术任务。主要学术成就集中收集在《张政烺文史论集》一书中。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参加点校本《金史》的点校整理工作，任点校本《金史》责任编辑。

《金史》修订主持人：

程妮娜，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辽金史专家、地方史学家张博泉教授；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王惠岩教授。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史学集刊》副主编，哲学社会学院双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民族史、中国疆域史，尤重政治制度史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主要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国地方史论》（合著）、《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合著）等10部，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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