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虽然此书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依然没有影响它在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界在开始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拒绝的，显然充满了疑虑和保守的心态，这使《西方的没落》在中国书界一波三折：该书长时期里没有一部完整的中译本问世。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这种有机性和宿命性是生来俱有的，任何一种文化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即使西方文化也不能例外。

     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本书也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除了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之外，斯宾格勒学说的有价值之处在于他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和批判。他否定了欧洲中心论，以多个文化的发展代替了单个文化的发展；以文化的有机生长代替了社会的阶段演进；以文化的自我中心代替了欧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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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宾格勒：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1880年出生于一个邮政官员的家庭，先后曾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后获得博士学位。著作：《西方的没落》、《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等。 

      齐世荣：1926年生，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师范学院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于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

初的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物，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完完全全是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锐的、担心的，老是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的因素。初，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的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缘。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看到了田庄的象征形状，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线条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虽则这里面有它自己的场地上的动物。这是神圣意义的财产。仁慈的火灶、门户、地板和卧室诸神——维斯塔、宅纳司、腊司和皮奈提司——像人自己一样牢固地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市镇对文化人类的关系。像每一所个别的房子都有它的仁慈的神灵一样，每一个市镇也有它的守护神或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纯粹小宇宙状态的。因此，一种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总是和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宗教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重新轻视这类根源，把自己从这类根源中解脱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完全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就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确的。在尚非青春的大迁徙时期中，想在南方找得一个家去孕育它的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的渴望——一种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终结时，没有根砥的智性却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但在这些极限以内有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认为一小块土地是值得为之而死的。

     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但前此谁也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由于各种文化的一切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镇中(虽则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们完全不觉得市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无保留地设想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多么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它的终极的基础永远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活着、生存着、生长着并且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和宫殿以外，市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进程中伴随文化的风格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