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与中国散文

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之一种。“文以载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伟大创举和优秀文化的光荣传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论与文学主张，更是中华民族在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方面做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贡献。本书聚焦于“文以载道”传统与中国散文的互生互融关系，从“文以载道”的渊源、文以载道与家国情怀的关系、宋代散文与文以载道、明清散文与文以载道等几个侧面展开，着重观照民族品格与人文精神在散文中的作用。本书在介绍作家或群体的过程中，遵循人、事、文并重且互相印证的原则，既以人观文，又因文见人，力求体现新见解与新创意，力求鲜活生动。

杨庆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凯原十佳”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宋代散文研究》等个人专著12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合作专著10多部。

朱丽霞，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秦观学会副会长。在《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著作9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11项。

杨宝珠，女，河北省高碑店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过《〈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经解新说》等论文。

薛方媛，女，陕西榆林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过《清初山阳阎修龄交游考》《晚清民初上海词坛现象研究》等论文。

引　论

章　“文以载道”的渊源

节　“文章”与“散文”概念流变

第二节　“文以载道”的渊源

第二章　儒家的“道”和构建道统的方式

节　什么是儒家的道

第二节　儒家构建道统的方式

第三章　儒学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说服机制

节　权益说服

第二节　权威说服

第三节　逻辑说服

第四节　价值说服

第五节　话语说服

第六节　儒家权力话语体系的建立及对当今现实的启示

第四章　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变革

节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第二节　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第五章　南宋爱国文人的内外抗争

节　杨万里的内外之“诚”

第二节　辛弃疾的恢复之志

第六章　明清之际散文流变与遗民的家国情怀

节　晚明小品文的“一点觉醒”

第二节　明遗民的家国情怀与文风嬗变

第七章　晚明以降女性书写与家国情怀

节　女性书写的繁荣与文章之事

第二节　明清之际山阴才媛书写与家国情怀

第八章　晚明以降女性书写与文以载道

节　女性书写与文人品评

第二节　女性散文书写与文以载道

参考书目

后　记

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之一种。“文以载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伟大创举和优秀文化的光荣传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论与文学主张，更是中华民族在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方面做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贡献。本书聚焦于“文以载道”传统与中国散文的互生互融关系，从“文以载道”的渊源、文以载道与家国情怀的关系、宋代散文与文以载道、明清散文与文以载道等几个侧面展开，着重观照民族品格与人文精神在散文中的作用。本书在介绍作家或群体的过程中，遵循人、事、文并重且互相印证的原则，既以人观文，又因文见人，力求体现新见解与新创意，力求鲜活生动。

杨庆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凯原十佳”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宋代散文研究》等个人专著12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合作专著10多部。

朱丽霞，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秦观学会副会长。在《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著作9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11项。

杨宝珠，女，河北省高碑店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过《〈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经解新说》等论文。

薛方媛，女，陕西榆林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过《清初山阳阎修龄交游考》《晚清民初上海词坛现象研究》等论文。

引　论

“文以载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伟大创举和优秀文化的光荣传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理论与文学主张，更是中华民族在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方面作出的又一重大思想贡献。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灵魂血脉和国家昌盛的思想保证，更是滋润国人气质品格、涵养创新与凝聚人心的动力源泉。重视文化创造与传承、推进社会进步与文明，是中华民族自古迄今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为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创造了诸多促进人类和谐有序、文明进步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文以载道”即其一例。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持续数千年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当今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启迪。

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与化育人心

“文以载道”的根本性质是强调文章必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正能量，必须具有启迪智慧、经世致用、化育人心的重要作用。这既是历史赋予作家的社会责任，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宋代文化巨子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将大禹、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认为孔、孟、韩、欧之文章思想的作用贡献，与大禹治水一样“功与天地并”。李白《公无渡河》有“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的著名诗句，歌颂大禹为人类生存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孔、孟时代，诸侯征伐，道德沦丧，“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孔子修《春秋》“惩恶而劝善”，孟子抵制杨朱自私的“为己”说和墨翟泯灭是非的“兼爱”论，弘扬孔子仁学思想，提出“王道”学说。“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唐代韩愈光大孔、孟学说，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宋代欧阳修继韩愈而承孔、孟，文章“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树一代文风，成后世楷模。孔、孟、韩、欧均是以“文”名世的思想家，其思想主张与文化实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这与大禹治水一样，都造福于人类，影响着人类生存。苏轼认为他们所作文章思想的贡献与大禹治水一样“功与天地并”，不仅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巨大作用，而且突出强调了“文以载道”的重要性。

“文以载道”既是从文化建设、文化功用和社会责任角度，针对人类社会有效治理与文明发展的“以文化人”方法，又是“文”“道”一体、相辅相成关系的文化理论主张。这其中包含着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经验和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具有鲜明深刻的中国特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文以载道”之“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一般是指以实用为本、审美相辅的文字文本，涵盖各类体裁的文章，而后者一般是指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文以载道”之“道”则是由本义“道路”逐渐引申为“道理”，成为内涵深厚丰富、颇具弹性张力的学术概念。中国古代，春秋之前，学在官府，文字文本，记事记言记人，“文”“道”一体，毋庸置疑。此后百家争鸣，文章著述，各具风姿，如何把握实用与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成为人们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是，“文”“道”关系的处理与引导，成为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成为文字写作与文学创作实践争论的焦点问题。从孔子“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到曹丕评点孔融“理不胜辞”（《典论·论文》）、刘勰提出“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从唐代“文者贯道之器”（李汉《昌黎先生序》）、“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到宋代“文所以载道”（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其所思考探讨的重心，无一不是围绕“文”“道”关系。至南宋时期，“文以载道”成为内涵丰富的固定概念，周必大《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陈埴《木钟集》，都有使用。此后文献使用案例，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