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故园 近代英国方志研究

一 何谓“英国方志”
“英国方志”概念是笔者在英国史研究过程中，以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身份对英国地方史资料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个概念。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发展到现在，不能再沿着西方学者的传统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需要构建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与认识范式。这要求我们的研究要在充分认识、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英国的历史与史料做出自己的解读。这部分要表达的意思有两点：一是中国的方志文化为悠久兴盛；二是英国也有较发达的方志文化，不应忽略，但是英国学术界对此并没有重视。
中国有着世界上为悠久的编修方志传统，方志资料汗牛充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辉煌的成就之一。然而有些遗憾的是，国内中国史的学者在关注中国方志的同时，缺乏对国外历史的了解，认为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是不客观的。钱穆认为：“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在钱穆看来，中国的方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就可以断言，西方史籍之中就没有这样的内容呢？仓修良也认为方志文化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他写道：“现在有些看法认为中国的方志，在世界各国都有，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在编修方志。我认为这种看法毫无根据。事实上只有我们的周边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由于千百年来一直与中国文化交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都相继传入，其中方志当然也不例外。”有研究者认为，方志具有多国性，列举了恺撒的《高卢战记》以及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仓修良对以上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两部书很明显都是史学著作，不知为什么到了该文作者的笔下却都变成了方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他对方志基本的特点和内容是否一无所知，否则怎么会把记载战争历史为主的《高卢战记》也说成是方志呢？难道真的就不知道方志的编修是有区别于其他著作的自己特殊的体例的吗？《高卢战记》有哪一点是符合方志的体例？至于《日耳曼尼亚志》，由于有个‘志’字，似乎可以肯定是方志了。殊不知这里的‘志’字应作‘史’字解释，因为‘志’的意思还作记、记事和史解释。”在与美国学者交流之后，仓修良断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仅美国没有地方志，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这样一件事情，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地方志，而且在英文中还没有这样合适的词汇，因此，就无法将‘方志’这个名称翻译过去，于是西方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在引用拙著《方志学通论》时，他们只好仍旧使用中文书名。”这些论断值得商榷。一方面，我们不否认方志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倍加珍惜，引以自豪；另一方面，从英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值得再探讨。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学者这一点小的偏见吹毛求疵，毕竟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非常细，学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知识；而且，我们的研究也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以中国方志传统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方志研究的成果，将为英国方志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借鉴。这一点毋容置疑。
在本书的研究中，“英国方志”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如下方面：郡方志、城市方志以及堂区方志；研究的内容兼顾自然、历史与社会，囊括一地内的自然、地理、政治、文化、制度、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多方面；具体包括地志(topography，或译为地形学)、地方名人、庄园历史、自然志、古物与古迹、地方历史、族谱与家谱、纹章、习俗等。方志 (Chorography)的词源来自古希腊，在英语语境下，choros有空间或地点的含义，graphia则意指书写或表现形式。《牛津英语词典》对方志一词给出了三种意思的解释：描述与描绘特定地区或地域的地图或图表的作品或实践；有关特定地区或地域的描写描述；一个地区的自然结构和特征。纳撒尼尔•卡朋特描述了方志与地理学的区别：地理学描述整个领域，方志处理较小的部分而不考虑整体；地理学处理数量，方志处理偶然的质量；方志使用绘画艺术，地理学不需要；后，地理学使用数学科学，而方志则没有。也有学者认为，广义上的地理学包括数学地理学、描述地理学与方志。与方志相关联的是编年史(chronicle)，它与方志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编年史属于时间类别；方志属于空间类别。理查德•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指出：“方志通过反对编年史来定义自己，是专门用于放置地点的类型，而编年史是专门用于时间的类型。”中世纪英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教会编年体占据主导地位。从比德(Bede Venerabilis)到圣阿尔班斯学派，在宗教氛围下的英国史学编撰必然是教会编年体。到中世纪晚期，城市编年体逐渐出现，其内容已经与教会编年体史书有差别，记载了一些具体的城市生活；再到后来的国家编年体，这种书写体例一直处于演变过程中。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民族和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过去。人们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可以阅读的书很少，主要都是古代与都铎王朝的编年史，此外还有口述传统、民谣与大众神话提供的一些信息。列维说：“直到伊丽莎白继位之后，历史文献才开始盛行。”但实际上，在爱德华和玛丽的统治期间，城市编年史乃至国家编年史已经逐渐流行。伊丽莎白时期，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ian)、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约翰•斯托(John Stow)、拉斐尔•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等编年史作者都有着较高的声誉。编年史著作在1550年至1579年之间达到了印刷的高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编年体逐渐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与此同时，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型书写方式兴起。
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知识界开始出现汇编本地区地理、地形、历史、风土人情、名人与名胜等内容的书籍与著作。这些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perambulation、 description、 survey、 chorographia、 antiquity、 history、 history and antiquity等书名呈现，构成了近代早期英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的研究者把这些著作称为local gazetteer、 local chronicle、 chorography等不同的形式。本书的研究以中国方志概念为参照，尝试把它们翻译为“地方志”(简称“方志”)。因为虽然名称表述各异，但是它们属于同一类型。近代早期新的书写方式从编年史中吸取了很多实质内容，凭借新颖的题材，它们更好地满足了公众对历史的兴趣，结果编年史本身很快就变得多余了。由此，强调严格时间顺序的编年史陷入衰退。
二 方志文本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一是电子数据库，如早期英国图书在线数据库(EEBO), 18世纪作品在线(ECCO)，还有异常强大的Gale数据库等。二是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HR)的馆藏英国方志文献。笔者曾经在历史研究所访学一年，并在本课题进行期间，多次赴英国各地补充有关的方志材料。再有，笔者与《维多利亚郡志》的几任主编，如约翰•贝克特、C. 柯里以及理查德•霍伊尔(Richard Hoyle)等，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与良好的个人友谊。他们为本研究提供了许多在国内不易查找的书目，并给予了许多重要的建议。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著作，方志的出版呈现出延时的特征。霍斯金斯指出：近代早期英国方志史家的著作经常需要等待一个世纪，甚至是两个世纪才会出版。因无法满足当时的出版盈利诉求，或是受审查所限，还有就是方志作者写作的目的是自娱，诸多因素导致许多的志书在当时仅以手稿的形式在学术圈随意流传，或以抄本在坊间流传，直至18世纪乃至19世纪才重新整理编修出版。以德文郡的方志为例，许多著作在作者在世时就没有出版，只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托马斯•韦斯科特(Thomas Westcote)的《德文郡志》(A View of Devonshire)完成于1630年，但是由于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自娱自乐，并没有愿望出版，一直到1845年才正式出版。崔斯特瑞姆•瑞思登(Tristram Risdon)的《德文郡志》(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r Survey of the County of Devon)开始于1605年，1632年完稿，1714年手稿出版，但是变动较多，直到1811年，才出版更为准确的版本。至于约翰•胡克(John Hooker)1599年左右写成的《德文郡志》(Synopsis Chorographical of Devonshire)，就从未出版。威廉•普尔(William Pole)为了写德文郡志，收集了许多的资料与手稿，可惜一些材料在内战期间丢失。幸存下来的手稿在1791年才出版。
在手稿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内容的缺失或者错误。在不同版本的抄录与编辑过程中，因个人情感因素导致的删减不在少数。汉恩斯•克莱恩克(Hannes Kleineke)指出，在拉丁本《特权习俗》(Liber Custumarum)手稿的重新编纂过程中，编者因自己青睐贸易和行政管理的陈述，竟全文复制相关内容，而大量删去原文本中对市民业余活动、闲时消遣的叙述。可以预想，该版本与原著相去甚远。桑普森•厄德斯维克(Sampson Erdeswicke)的《斯塔福德郡志》(A Survey of Staffordshire)在生前并未出版，但是手稿已经在学界流行。有关他的作品存在许多疑问，因为出现了许多内容不同的抄本。再有，自拉丁文向英文转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抄错了大量的内容，还自己制造了许多新的错误。一些学者出于避免逐字翻译的考虑，擅自删去了一些内容，且重新编排了页码。这些情况不一而足。
再有就是版本考证的困难。许多方志写于近代早期，要么处于手稿状态，要么发行量很少，既有拉丁语版本，也有英语版本，并且后人的辑本又有增加与校订的内容，辨别起来不易。以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为例：1586年《不列颠尼亚》版用拉丁文写成，1587年、1590年、1594年、1600年、1607年相继出版了该书的扩展版本。1610年，菲利门•荷兰(Philemon Holland)以英语翻译出版该书。在威廉•卡姆登去世之后，《不列颠尼亚》一书的修订版本不断出现。1695年，牛津学者埃德蒙•吉本森(Edmund Gibson)编辑出版新的版本，该版本增加了各郡的内容，并于1722年再次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后在1753年和1772年再版。1789年，理查德•高夫编辑出版更全更准确的版本。1806年，出版理查德•高夫版本的第二版，共4卷。可见，对于各种版本方志的辨析与考证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
三 研究思路
威廉•霍斯金斯指出：“地方史研究者应该深入了解民族国家史，这样的话，他才能正确解释地方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等新史学流派的兴起，有关英国民族国家的研究趋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与之无关。这是因为，近代早期方志出现的历史背景就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认同的过程，这是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领主权，到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史与民族史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点。传统的历史研究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容易忽略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学派的埃尔顿(G.R. Elton)在研究民族国家时，以“都铎政府革命”为切入点，侧重于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枢密院的形成与发展。“莱斯特学派”的研究者以地方共同体为研究范式，重视“地方”的意义与价值，但是他们的研究侧重于政治与经济领域，鲜有涉及方志文本的学术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早期的方志研究必须放在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如此才能实现国家与地方、政治与文化、宫廷与乡村等诸多主题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地方史研究的热情(the cult of local history)得到了爱国主义的推动。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辨别地方古物与文献，才能够书写可信的民族国家史。面对转型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并建构本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摆在包括方志史家、古物学者、编年史家等在内的英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且有意义的命题。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分子的方志史家，修志行为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家的热爱。
我们的研究重视城市方志与郡方志之间的密切关系。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隐翳掉的部分。”因此，要把郡志、城市方志以及堂区方志放在大方志概念的范畴内进行探讨，而不是把城市方志与堂区方志剔除在外。斯威特(Rosemary Sweet)指出：“有关地方史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城市方志只是郡志潮流的一个副产品。”国外的研究者对这一关系重视不够，其原因或许在于，西方城市史研究是一个很成熟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史研究无法顾及城市史的领域。当然，也有少数的西方学者觉察到了这一问题。有个书评曾经批评斯坦•门德克(Stan A.E. Mendyk)，认为他在论述地区史时，不知为何遗漏了所有的城镇志书，包括约翰•斯托和约翰•斯特莱普的伦敦城志。在有关C. 柯里的《英国郡志史家导读》一书书评中，斯威特也指出，城市史分散在这本书中。除了伦敦，只有布里斯托尔和约克被纳入其中。以布里斯托尔为例，将其与乔纳森•巴里的著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本书的叙述远远不够全面。城市史往往被认为是郡志中较为苍白的样本，城市史的独立传统和鲜明特征被忽视了。然而，即使是对伦敦这一章进行简单阅读也会立刻发现，城市史本身就是一种体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比郡研究更成功的地方史写作方法。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来说，通常很难分辨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是反映了城市史的缺乏，还是对什么应该被包括在郡志之内有更严格的解释。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郡志的内容包括城市的历史。在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The Perambulation of Kent)中，涉及的城镇包括坎特伯雷等。埃克塞特市是德文郡郡治，在托马斯•韦斯科特的《德文郡志》中，就多次涉及埃克塞特城。再如伯明翰，在近代早期时，它是沃里克郡的一个小镇。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尼亚》涉及伯明翰。在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中，涉及该镇的内容包括家族系谱、纹章、医院、铭文、小教堂等。此外，一些城市方志书写的灵感来源于郡志。比较典型的是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A Survey of London)。约翰•斯托承认，《伦敦城志》模仿了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的《大雅茅斯城志》也有许多内容来源于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尼亚》。
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英国方志的研究较少，本书首先介绍比较重要的方志史家与比较典型的方志文本，大致勾勒出其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身份认同，探讨方志的编修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书还将探讨这一时期方志文本所体现的自然观与疾病生命观。再有，我们将研究方志与古物研究之间的关系。由此，本书将在一个较为宽泛的研究范式中，对方志史家和方志文本进行解读，以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当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是粗糙的，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更深入与准确。

本书涉及的“英国方志”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郡方志、城市方志以及堂区方志；研究内容兼顾自然、历史与社会，涉及一地内的地理、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多方面；具体包括地志、地方名人、庄园历史、自然志、古物与古迹、修道院史、族谱与家谱、纹章、习俗等。本书将中国的“方志”概念引入英国史的研究，尝试从中国方志传统文化的视角，重新解释英国地方史资料的学术价值。
在此研究范式下，作者从对重要方志史家与典型方志文本的解读入手，勾勒出英国方志编修的发展脉络；并结合民族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探讨方志编修的学术价值、方志文本所体现的自然观与疾病生命观，以及方志编修与古物研究之间的独特关系，以期为英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陈日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16-18世纪英国史。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现承担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古物学家群体与民族认同建构研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2014年至2015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HR）访学。
邱迪，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章导论1
节研究概况1
第二节概念、史料与研究思路11

第二章郡志编撰的背景、兴起与发展20
节近代之前的地方史20
第二节近代早期地形学的兴起24
第三节肯特郡志的编撰30
第四节郡志编修的兴盛43
第五节区域自然志的兴起57
第六节乡绅修志与地方认同72

第三章城市方志的编修83
节传统的城市史研究范式83
第二节前城志时代的城市书写86
第三节伦敦城志的书写96
第四节其他城镇方志的编撰112
第五节城市方志编修的特点133
第六节城市认同的构建138

第四章堂区志的写作146
节堂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146
第二节堂区方志的兴起与内容148
第三节牧师与堂区167
第四节堂区方志中的社会生活171第五章方志编修与古物研究181
节古物研究的兴起与发展181
第二节方志、古物研究与历史叙事范式187
第三节从罗马因素研究到撒克逊因素研究195
第四节重新认识基督教因素203
第五节学术研究与政治210

第六章方志中的自然观214
节方志中的自然物质观214
第二节方志中的生命和疾病观217
第三节地方性知识：认知自然的新范式221

第七章维多利亚郡志223
节维多利亚郡志的编撰223
第二节历史研究所与《维多利亚郡志》224
第三节二战后的发展225
第四节数字化、网络化与“全民英格兰史”230

附录威廉•菲兹斯蒂芬的《伦敦城描述》232

参考文献239

后记260

本书涉及的“英国方志”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郡方志、城市方志以及堂区方志；研究内容兼顾自然、历史与社会，涉及一地内的地理、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多方面；具体包括地志、地方名人、庄园历史、自然志、古物与古迹、修道院史、族谱与家谱、纹章、习俗等。本书将中国的“方志”概念引入英国史的研究，尝试从中国方志传统文化的视角，重新解释英国地方史资料的学术价值。
在此研究范式下，作者从对重要方志史家与典型方志文本的解读入手，勾勒出英国方志编修的发展脉络；并结合民族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探讨方志编修的学术价值、方志文本所体现的自然观与疾病生命观，以及方志编修与古物研究之间的独特关系，以期为英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陈日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16-18世纪英国史。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现承担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古物学家群体与民族认同建构研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2014年至2015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HR）访学。
邱迪，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