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

再版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对拙作《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的次出版是1986年，此次再版，书名改为《日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并写几句话作为再版的序言。

“文革”结束以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复院重建，我于1979年1月进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的研究室主任是丁日初，副主任是姜铎和徐新吾。我所做的件工作是和徐鼎新、唐友珍等完成他人在“文革”前就已开始的“上海永安公司的发生、发展和改造”项目的重新调查和编写工作，项目结束后，又对《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一书，在调查和补充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再版重写。记得曾和黄汉民先生一起去拜访过严庆祥先生。此项编写工作并未署名。这项工作结束以后，丁日初安排我参加由他主持的“中日经济关系史”项目，该项目有好几个专题，如中日近代贸易史、中日古代经济关系史等，参加的人员也很多，本所的有丁日初、方宪堂等，特聘的有池步洲、张令澳、何孝纯等。我进组的时候，被告知日本在华投资专题尚无人承担，于是我就承担了这个专题的工作。几年以后，其他的专题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行下去而先后解散了，我也被告知无须把日本在华投资的专题进行下去。但我已经做了大部分工作，当然不愿意就这样无果而终。于是在我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之前，基本完成了《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书稿。这本书可能在资料的整理和系统性方面，能够为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记得当初把书稿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时候，书稿的篇幅要比现在多出很多，后来责任编辑认为篇幅过大，就删掉了许多资料以及出处。再版时我做了一个参考文献列于文后。

“文革”结束以后，学术规范有一个逐渐恢复和完善的过程，与国际学术规范也有一个逐步接近和接轨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规范还是比较简单的，统一性也不强，主要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注明出处。我们在抄录资料和做卡片时，也常常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摘录下来，这些资料卡片放到今天来用，往往还要补充信息来源，如杂志的出版时间、页码，报纸的哪一版、哪一个栏目等，而对于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查核和补充资料可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有鉴于此，本书再版时在注释等方面并没有做大的改动。本书初版时，曾引用了不少日文文献中的资料，由于不规范，在注明资料出处时常直接把日文文献翻译成了中文。所以这次又重新去查阅和核对了日文文献的目录，在注释中改回日文文献。

关于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过去学界强调其侵略压迫的一面比较多一些。此次再版，我着重分析了如满铁、满业这样的国策会社，其肩负日本侵华国策使命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行径。同时，日本的大财阀也是积极贯彻日本国策的。作为被侵略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侵华国策会社和大财阀贯彻侵华国策的行为肯定是持批判态度的。除此之外，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我认为还是要看到其两面性。当然，外国投资者利用了诸如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建立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投资，追求规模效应和寡头利益，确实在近代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并对华商企业构成压迫。

但另一方面，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又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他们把工厂制度、铁路、蒸汽机、电力、轮船、电报、新式银行等引入中国，中国人起而仿效，新的都市崛起，农村人进城务工，传统经济渐渐瓦解，新的经济成分渐渐壮大。西方商人按照西方都市的格局来塑造上海、天津、汉口等都市，通过投资，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引领消费需求，并在城市建筑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投资，城市就业增加了，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外商企业以其优势对华商企业造成压迫，这是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常态，落后国家的民族企业不可能有温室里的花朵那般优良的成长条件。外国商品输入和外商企业的竞争优势或寡头优势，是华商企业为求发展所必须克服的外部不利条件，这也是华商企业不断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外在动力。总之，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具有两面性，兼具压迫和引领两方面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全面加以认识的。

应该承认，在我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撰写此书时，本人的经济史专业道路才刚刚开始，无论在专业基础方面，还是在专业理论方面，都还显得稚嫩。一些理论思考在这本书中尚未提出或充分展开。但我还是希望再版能够基本保持原样，而不根据今天的理解来进行重写，这既是自我反省的需要，也是为读者呈现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我”，以便获取专业同仁和读者批评的需要。

在本书再版的时候，我要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及责任编辑章斯睿博士表示衷心感谢，对在编制参考文献的过程中，为查阅和核对日文文献提供帮助的朱婷女士、徐琳和她妹妹表示衷心感谢。

杜恂诚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