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大地丛书：荒漠之心·神秘的非洲部落探寻之旅（装）

看到这本《荒漠之心》时，是2020年金华的深秋，距离我2011年3月在博茨瓦纳西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实地探访南部非洲早的居民——“布须曼人”[1]已经过去九年了。这九年中，我持续关注博茨瓦纳、南非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先后出版了《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两本专著，里面都有对布须曼人的论述，然而直至我看到劳伦斯·凡·德·普司特爵士（Sir Laurens Van Der Post）的这本《荒漠之心》（又译《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伟大和渺小的记忆》，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 With ‘The Great and the little Memory’），才让我从日常繁重的行政、科研与家庭事务中短暂抽离，回归到一种现实中无法企及的宁静状态，那是一种返回初心的窃喜和满足，这种感觉伴随我走近劳伦斯本人和他在非洲的探险，同他一道找寻人类本真、原初的情感以及被人类遗失的灵魂……

劳伦斯爵士1906年12月13日出生于奥兰治河殖民地菲利普波利斯的一个小镇上；卒于1996年12月16日，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为期五天的90岁生日庆祝活动后不久。90载传奇人生，从他令人目不暇接的“南非白人作家、农民、军人、英国政府首脑的政治顾问、查尔斯王子密友、威廉王子教父、教育家、记者、人道主义者、哲学家、探险家和环保主义者”等头衔称谓中就可见一斑。作为家中13个孩子里小的儿子，他在南非农场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也正是这段农场生活，让他同周边的布须曼人、班图黑人有了亲密深入的接触和互动，并从他身为律师与政治家的父亲的个人图书馆里，阅读、体味到诸如荷马、莎士比亚等欧洲古典哲人、文学家的经典著作，为他日后终身从事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在布隆方丹的格雷学院毕业后，即成为一名记者，亦创办过杂志，出版过小说；他在英国结婚生子，又在南非邂逅激情和矛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于1940年自愿加入英国军队，奔赴了东非的战场，此后又在爪哇、印尼等地执行军事任务，直至1947年从军队退役，劳伦斯结束了七年的军旅生涯，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同年末，他回到南非就职于《纳塔尔日报》，然而随着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的胜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正式实施，他又回到了伦敦生活。他始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持批评态度，因为他对于南非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充满了同情和怜爱，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布须曼人和非洲深深吸引他的地方——

他们属于我的家乡，而且比任何其他民族还来得彻底、完全。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的特质与需要，都与这片土地深深吻合。他们的精神很自然地与大自然无比契合，因为在这本能的明确归属感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严格遵守着既定的法则。我从未发现在我们全体来到他们的生长之地、破坏了他们的家园之前，有哪一项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破坏了这些法则。他们的猎捕就像狮子的猎捕般，是无罪的，因为那是为了存活；他们从来不会出于好玩或毫无目的地展开捕猎，即使是为寻找食物而进行猎捕，他们也会很奇怪地为这种行为惴惴不安和懊悔。

非洲像个相当出色但还未实现愿望的野蛮妇人，依旧在物色一个值得的爱人，因此总会以她那高深莫测性格中的各种任性、善变、和诡计多端测试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但那些不因此稍减对她的爱的人，将会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平静夜晚，发现他们突然获得了温柔、优雅且毫无保留的回报，甚至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对布须曼人、对非洲深入骨髓的了解与共情。在先后写出了《内陆冒险》（Venture to the Interior, 1952）、《火旁的脸》（The Face Besides the Fire, 1953）等畅销书后，他于1955年重返卡拉哈里沙漠探访布须曼人，并在BBC支持下，带领一个摄制团队，拍摄了一部关于布须曼人的纪录片。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荒漠之心》，它是劳伦斯著名的作品，其同名纪录片亦获得了巨大成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被遗忘、被迫害的布须曼人的关注和保护。紧接着，劳伦斯又根据早期人类学家搜集的有关布须曼人的民间传说创作了《猎人之心》（The Heart of the Hunter, 1961）等。

劳伦斯的作品被誉为“捕捉到古老大陆的独特而无法定义的精神，并探索人们心灵的内在”，同时他也在努力指明重新发现人类生活中荒野的积极价值观与路径。随着劳伦斯的讲述，“乔贝”“赞比西河”“马翁”“杭济”“措迪洛”等有关布须曼人的重要景观、地点一一浮现在我眼前，也把我带回了探访布须曼人的过往岁月中……

作为南非早居民的布须曼人，在与荷兰人相遇之前，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游牧生活，他们不使用金属工具也不种植庄稼，更不会饲养牲畜。他们使用的工具器皿都由木头、骨头、石头制成，日常所需也都来自大自然，因此其如何合理利用自然的知识十分丰富，所有的自然资源均由大家共同享有。布须曼人以15—25人的小规模群体追逐食物与水源过着频繁流动的生活，成员之间关系平等，没有发展出制度化的权威，祈雨者和仪式专家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大自然中的洞穴岩壁成了布须曼人的临时避风港，亦成了他们记录日常生活、人生重要时刻以及抒发情感的天然画板。他们用黄土、片麻岩等有色矿石磨成粉末，再混入取自植物根茎的汁液或将其与动物血、内脏里的黏液一起搅拌，制成粘附性极强又不易褪色的颜料。布须曼人用的“画笔”有时是羽毛，有时是兽骨，有时也会把木棍一端磨尖了作为画笔。在南非很多地区，特别是德拉肯斯堡山（Drakensberg，又称龙山）一带的山洞里和悬崖上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岩画，展现了他们的信仰、仪式与生活。

这样一个古老族群，在后来与其他非洲人、白人族群相遇时，却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他们被抓去打仗、做奴隶，过着卑微而屈辱的生活。直至劳伦斯的作品和纪录片问世，才让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现代人和当时南非的殖民政府反思并关注那些身处边缘和弱势地位却保存延续着人类古老文化基因与密码的原住民，他们代表着全人类“失落的灵魂”。这些关于布须曼的记叙和影像促使殖民政府在1961年建立了中央卡拉哈里野生动物保护区，来保证他们的生存。在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这个保护区亦成为国家法律所固定保护的一部分。然而，1970年南非通过的一项法律却使得布须曼人失去90%的狩猎土地；时至今日，南非境内的布须曼人已经没有可以狩猎采集的土地。[2]

失去土地的布须曼人靠什么生活呢？2011年3月初，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一个名叫罗伯特的有色人种导游的陪同下，我和几位中国朋友驱车800多公里前往布须曼人聚居的小镇——杭济。罗伯特告诉我，他会说七种语言，曾经跟布须曼人一起生活了八年，所以他会说布须曼人的独特语言，我试图努力模仿，却总是失败。据说，这种发声方法产生于人类的发音器官还没有完全形成之时，因此，布须曼人的语言是世界上早产生的语言之一。在罗伯特指引下，我们来到一家白人开的度假村，行进在村附近的灌木丛中没多久，眼前就出现了男女老少六七个布须曼人，他们几乎全身赤裸，男人穿着兽皮短裤，女人有的赤裸上身，有的披着兽皮。男人背着兽皮口袋，里面插着狩猎用的弓箭，一个稍显年老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婴儿，婴儿眨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我们，咬着妈妈的乳头使劲吃奶。

队伍中的一个年轻女人很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一边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边能马上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让人啧啧称奇。与此同时，一旁的布须曼老人在地里使劲儿地挖着，不一会儿就挖出一颗根茎类植物，他高举着这个植物大声用布须曼语喊着。罗伯特给我们翻译说：“这个植物首先是一种染料，可以把布须曼人的身体染成黄褐色透着红色；其次它有避孕的功效，女人每3个星期吃一次，可以避孕。”紧接着，这个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向我们展示了布须曼人特有的生存技能与文化：一个布须曼少女手举一种草药，告诉我们这种草药专治关节痛；一个妇女展示了大啖白蚁的本事，屁股圆鼓鼓的白蚁是布须曼人在沙漠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她嚼得津津有味、嘎嘣作响；一个布须曼小伙子展示了如何猎杀动物，箭身与箭头分离，他在箭头上涂上麻醉药，射中猎物后，箭头留在动物体内，随着动物逃跑，会慢慢被麻醉；而开始在土里挖出根茎的老人据说是当下好的猎人，他可以连续追踪猎物7公里，直到猎物昏迷倒下。很多人出去几天都打不到猎物，这个老人却总能满载而归。因此，在布须曼人社会里，好的猎人也是容易娶到老婆的人。布须曼人的葬礼也很有趣，他们会把死者抱成一个团，直接放进挖好的坑里埋掉……人出生之前就是在妈妈肚子里抱成一团，死了依然是抱成一团回归到土地里。

紧接着，布须曼人又向我们演示了钻木取火，拿一根木棍压在一堆干草上，一个年轻小伙用另一根木棍对准下面木棍上的洞，使劲揉搓，一会儿功夫便有一缕青烟从孔中冒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兴奋，这时那位老人再次出手，他双手紧握木棍搓了几下，烟就大起来，他捧起干草，放在嘴边吹气，越吹烟越大，接着就冒起火来，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人类在野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生起一堆火总是一件令人很兴奋和欣慰的事情。

回到营地，布须曼人将一张兽皮铺在地上，示意大家可以给他们付小费了，我给了背着孩子的女人50普拉，其他人觉得不公平，用英语说着，他们没有拿到钱……我只好再给每人一些小费，他们开心地数着钱。罗伯特说，他们拿到钱就去买酒喝，白人教会了他们抽烟喝酒，他们现在除了依靠展演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赚钱，也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了，多数人靠政府的救济金维持温饱。

在杭济镇区布须曼人聚居的棚户区里，有人闲散地坐在路边抽烟，也有几个醉汉东倒西歪地在路边晃。我突然发现了那些“表演的布须曼人”，他们兴奋地跑过来要烟，但我们没有。接着，我又遇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她现在已完全不是早上的赤裸模样，她穿着现代的衬衫裤子，扎着头巾，一边吃着薯条，一边说她用我们给她的钱给孩子买了一条短裤，还拍拍孩子的屁股，我们感到一丝欣慰，给小孩买短裤好过他们去抽烟喝酒。

很难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上午这些布须曼人赤身裸体地“表演”他们的传统文化，下午便衣着光鲜地在街边抽烟、吃薯条，这种反差实在强烈。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法再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博茨瓦纳政府因为在沙漠中发现了钻石矿而不断驱逐他们，让他们放弃古老的狩猎生活，定居在城镇周边，还给他们建了房子、给生活补贴，让他们过上现代人的城市生活。然而多数布须曼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他们不具备在城市里生活的技能，他们的孩子也很难适应现代学校教育。老一辈布须曼人仍然可以本色地“表演”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让游客信以为真。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当定居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长大以后，是否能保留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呢？

劳伦斯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布须曼人的观察与书写引发了学术界对布须曼人的研究与保护，布须曼人研究亦成为20世纪末期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主题。人类学家们担心他们的狩猎采集文化和生活方式能否幸存到20世纪。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在我2011年去博茨瓦纳探访布须曼人时，就只能看到“表演的布须曼人”，年轻一代正在丧失他们在沙漠中生存的技能，并逐渐被现代城市所吞噬和遗忘。

南非的布须曼人境遇如何呢？我在2017年4月专门探访了位于北开普省的普莱特方敦的布须曼人社区，这是一个鲜活展现非洲原住民从“流离失所”到“定居成为当地人”的案例。[3]直至1994年新南非成立之时，人们仍普遍认为南非布须曼人是一个“垂死的种族”[4]，因为他们在与班图黑人、欧洲殖民者的接触、对抗、融合中，逐渐被同化甚至“异化”，他们不仅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其身份认同亦随着殖民者不同时期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们的基因融进了不同的种族和族群中，特别是有三百万之众的有色人。

为了修正过去300多年来以白人为核心的历史，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布须曼人的地位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须曼人的身份不再与原始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而是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重新建构。首先，布须曼人代表们开始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共同体，或南非文化独特而统一的构成。正如南非国徽上盾牌图案下方的口号——“不同人团结起来”，是用一种布须曼语来书写。[5]对于南非新政府来说，迫切需要有一个国家建设的象征与符号，并能调和种族之间的仇恨；为了反思种族隔离，政府在原则上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尊重少数族群权利，布须曼人可以成为这个后种族隔离政权的象征，所以新南非政府对同布须曼人的谈判持相对开放与支持的态度，极尽所能满足他们的诉求。其次，新政权开启了“有色人”身份政治与认同的新时代，人们讨论并发展了比种族隔离时期人为强加的分类“有色人种”更适当的新身份。随着南非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近300万有色人开始探寻他们的根源，并开始自称为科伊人或桑人（布须曼人）。他们只有利用土著人的身份概念，才能获得土地和资源、经济机会和政治上的承认。

纵观布须曼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流动的史诗，他们的足迹遍布南部非洲，哪里有水源和食物哪里就有他们的生存遗迹。然而随着殖民入侵，他们被迫迁徙到生存条件恶劣的卡拉哈里沙漠中，练就了一身狩猎采集游牧生活的绝世本领，但这身本领却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大潮中被淹没被遗弃……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劳伦斯以及其他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作品[6]来了解布须曼人怎样在沙漠中生存繁衍。这本《荒漠之心》看到后，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劳伦斯关于措迪洛神山的那段描述，他们因为对神山的不敬而遭遇所有摄影录音设备失灵的厄运，在半个多世纪后的2011年2月26日，我去游览这个博茨瓦纳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时，同行的当地导游向我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措迪洛山是一座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这里保存着三千多年前布须曼人留下的岩画，先民们的神灵居住在这里，来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心怀敬畏，不能破坏这里的任何东西，曾经有人打死了山里的动物，他带来的所有摄像器材全部失灵……不知是当地导游看过了劳伦斯的这本书，还是这本书早已成为布须曼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总之，关于布须曼人的传说，没有随风而逝，而是越传越远，甚至随着这本书中译本在大陆的出版，传到了21世纪的中国。让我们跟随劳伦斯的探险，重返人类的童年，找寻失落的灵魂，让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和神灵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