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不悬：冒辟疆著《红楼梦》七十三证

争鸣刚刚开始

王正康

今日如皋已掀起了一股红潮。我知道，涌动如皋、波及整个红坛的红潮是由一名高级工程师冒廉泉先生掀起来的。他利用业余时间，不迷信红学权威，不囿于成说，早就开始质疑曹学，并勇于探索，历经三十多年呕心沥血、筚路蓝缕的研究，提出了冒辟疆著《红楼梦》新说。近冒廉泉先生又马不停蹄，花大力气，把其研究成果整理成《悬案不悬——冒辟疆著〈红楼梦〉七十三证》一书。每取一证，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印，足见他的认真与执着。他明知我支持土默热红学，对他的新见新说有所质疑与保留，仍嘱我作序，让我给予冷静客观的评论，其大智大勇，令人钦敬。

有人认为冒廉泉先生是如皋冒辟疆的后人，猜疑他是为祖先争著作权。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诬枉，冒廉泉先生在“前言”中掷地有声地说：“本人堂堂正正一耄耋，坦坦荡荡地研究冒辟疆著《红楼梦》，决无掺杂家族因素！”有人不信，可我信。本人凭他完全用证据说话这一点，即可知冒廉泉先生光明磊落的胸襟和其凭良知行事的品行。记得在2012年杭州土默热红学研讨会上，我提出“曹寅之孙曹雪芹系子虚乌有”的观点，被主持人称为“石破天惊”。因为在这位主持人的见闻中，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新观点。殊不知，后来听冒廉泉先生谈起，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怀疑曹寅之孙曹雪芹著《红楼梦》说了。这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如今我已发现甲戌本与庚辰本《石头记》过录本上写有八条批语的松斋与绮园，前者是曹寅的大兄，后者是曹寅的文友。面对这一考证成果，主流红学家们关于曹寅之孙曹雪芹于乾隆十九年写成《石头记》之说还站得住脚吗？这也无疑给彼此一致否定“曹寅之孙曹雪芹著《红楼梦》说”增添了底气。

有人说冒廉泉先生的“冒辟疆著《红楼梦》说”所列的证据，“全是捕风捉影之谈”，那是闭着眼睛瞎说。

难道《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描写一点儿也没有如皋水绘园的影子吗？

难道林黛玉形象中没有冒辟疆之爱妾董小宛的影子吗？

难道妙玉形象中没有吴蕊仙的影子吗？

难道《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如皋特有的方言、土语与风情习俗，不可以证明《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南方文化元素吗？

难道冒辟疆接触多情才女的机会不比主流红学家心中的寅孙曹雪芹多吗？

难道根据冒辟疆符合《红楼梦》作者应具备的十四个条件，推测出是冒辟疆著《红楼梦》，这样推理的大方向错了吗？

难道冒廉泉先生考证出来的冒辟疆其家世生平、痴情性格与风雅举止，不比主流红学家心中的寅孙曹雪芹更像《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吗？

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睁开眼睛看看此书的七十三条证据吧！

以冒廉泉先生为代表的如皋红学同仁对《红楼梦》中如皋元素的探讨，与土默热先生与土默热红学研究者们对《红楼梦》中杭州元素的探讨一样，这种探讨拨正了《红楼梦》研究的航向，更贴近了《红楼梦》成书的时代、气候和土壤。《红楼梦》的文化元素，虽然南北皆有，但主要来自南方。《红楼梦》原稿成书时间应该是在康熙年间，《红楼梦》作者应是洪昇或冒辟疆那样有情痴性格的大文豪。考证的细部有时可能不准，可能有误，但对航向的把握是正确的。

只有这样的探索多了，深了，广了，《红楼梦》的原型素材被大量发现，一代又一代的《红楼梦》研究者才有可能了解《红楼梦》是如何被孕育、创作的，才能从中发现《红楼梦》原典如何移动变化的轨迹，从而确认真正的原创作者究竟是谁。只有认准了《红楼梦》的真正原创者，才能更见《红楼梦》的瑰丽与辉煌。因此，从求真斥假、正本清源、为红学长远的健康发展出发，对《红楼梦》原型素材的探索考证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大力提倡并予以热情鼓励的。

历史的尘沙掩盖了许多真相，在至今仍找不到《石头记》原稿抄本的情况下，何以证明谁是《石头记》的真正作者？为有效的办法是文本的文化解析。如胡适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单一的历史考证方法，百年红学所走的弯路证明是行不通的。无论土默热红学还是冒辟疆著书说，基本上走的都是文本解析的路子。从对《石头记》文本的文化解析出发，寻找颇多相同或相似的历史人物、景物、事件，用多维定点的方法，让原创者从其聚焦点上显形。

但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地看到，此种方法虽说大方向正确，但容易犯的是“以偏概全”的毛病。而且求证者因视野尚不够开阔，偏于一隅之见，自信满满，往往不能自知偏颇之处。这是应引起我们重视和警惕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试以对林黛玉形象的原型素材的探索为例。

鲁迅在论述艺术典型化手法时有句简练易懂的名言，谓“杂取种种人”。林黛玉的形象，正如土默热先生所说，“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作者必然把‘亲睹亲闻’的若干同类女儿的事迹，综合而成一个理想的林黛玉形象”。林黛玉可谓是古典文学中不朽的女子形象，是中华文化的瑰丽结晶，其原型素材绝不可能是一对一那么简单。我想在这里，介绍土默热红学对林黛玉原型素材的探索与研究，与冒廉泉先生对林黛玉原型素材的探索与研究做个比较。

在土默热红学体系中，洪昇的妻子黄蕙是林黛玉原型之一。

《红楼梦》中林黛玉有个前身，是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绛珠仙子。国内“三生石”仅有一块，在杭州灵鹫峰天镜寺内。这就意味着其投胎转世及《石头记》故事发生地是杭州。又传说灵鹫峰是从古印度佛教的西天灵河岸边飞来的，所以这句“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只能是杭州的特指。据光绪版《杭州府志》卷三十九记载：“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僖黄机墓在灵鹫山。”这里是黄氏家族的祖茔。黄机与其父黄克谦、其子黄彦博，祖孙三代均葬于灵鹫峰南侧的白乐桥南。黄机是洪昇的外祖父兼妻祖父，也就是说，这里乃是洪昇妻子黄蕙祖宗庐墓所在，也就难怪作者要让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子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了！

洪昇与黄蕙从小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是表兄妹，又是同日生。二人结成夫妻后，共同历经了三次家难，黄蕙为洪昇还了一辈子的眼泪，应是林黛玉原型之一。

《红楼梦》中林黛玉参与建立海棠诗社，发起重建桃花诗社。据记载，西溪清初女诗人林以宁曾参加“蕉园五子诗社”，并重建“蕉园七子诗社”，林以宁参与和重建蕉园诗社并且是蕉园诗社的主要诗人，因此人们可从林黛玉身上看到林以宁的影子。

林以宁是谁？林以宁，字亚清，是清初杭州进士林纶的女儿，江南道监察御史钱肇修的妻子，她“能文章，工书善画，尤长墨竹”。林以宁的父亲林纶进士出身，曾任钦差河东道巡盐御史，这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曾任钦差两淮巡盐御史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林纶在山西任职，林以宁在杭州生活，父女关山重重，遥遥相望，这与林黛玉和其父林如海之间的情形也是很相似的。

由此可见，林黛玉身上有林以宁的影子，林以宁也应是林黛玉的原型之一。

杭州西湖孤山苏小小墓侧的玛瑙坡旁，原有一个小小的石坟，墓碑上刻着“明诗人小青女史之墓”。冯小青，明代万历年间南直隶扬州人。小青工诗词，解音律，嫁给杭州富家公子冯生为妾。小青为冯生大妇崔氏所嫉妒，被徙居到孤山别业囚禁起来。小青的亲戚杨夫人劝她改嫁，小青坚决不从，凄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奠而卒，年仅十八。小青死后，冯生将小青的诗稿和画像带回家中，不料被崔氏发现并焚毁。杨夫人经多方搜集之后，结集刊印了小青的诗稿，并名之为《焚余稿》。在《焚余稿》中有“瘦影自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就被直接运用到书中形容林黛玉。从“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的诗句中，林黛玉隔墙如醉如痴品赏梨花院内传来的《牡丹亭》乐曲的一幕便跃然纸上。冯小青与林黛玉皆为才女、情女，皆是红颜薄命、英年早逝，不同的是，冯小青诗稿是在她死后被妒忌她的冯生大妇崔氏焚毁的，林黛玉则是生前自焚诗稿。那么，“黛玉焚稿”是否借鉴了“冯小青诗稿被焚”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著名《红楼梦》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多年来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冯小青悲剧故事，从而得出“林黛玉身上有冯小青影子”的结论。

林黛玉身上还有秦淮名妓柳如是的影子。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红楼梦》作者“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化的河东君”。河东君即是柳如是。

在明末清初，柳如是可是个名人。江南艳妓，风尘诗人，爱国侠女，集万种风流、千般才情于一身的响当当“花王”名流。后与著名才子陈子龙一见钟情，在松江城南门外南园“小红楼”里同居。陈子龙《春日早起》诗中写道：“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这可能是《红楼梦》书名的一个来源。两人同居两年后不得不分离，柳如是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来到杭州，寄住在大盐商汪然明的西溪水阁。在陈子龙殉国后，柳如是缠绵病榻，长期呕血。《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表达的就是柳如是此时美人迟暮、漂泊无归的凄惶心情。其中有四句诗：“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香巢即爱巢也，指鸳鸯同宿之处。可宝黛并未成婚配，也无同宿的爱巢之事。在《红楼梦》文本中找不到“香巢已垒成”“人去梁空巢也倾”这四句诗的依据。土默热先生推测，林黛玉的《葬花吟》是作者糅合了柳如是与陈子龙在小红楼同居又分离后所怀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创作的。

在土默热红学中，林黛玉形象还糅合了明末著名才女叶小鸾的素材。林黛玉“冷月葬花魂”的诗句，出自叶小鸾“戏捐粉盒葬花魂”；其梅花诗中“傲骨欺霜映碧绮，数竿修竹伴清幽”的诗句，其意韵与林黛玉颇相合。叶小鸾寄住舅家，才华横溢，婚前早逝，传说死后成仙，可见林黛玉身上也有叶小鸾的影子。

洪昇与冒辟疆都是江南大文豪，相互是否了解呢？现在尚无证据证明洪昇到过如皋，是否“亲睹”过冒、董其人。笔者已从《洪昇年谱》中获知洪昇有位过从甚密的友人——钱塘人康熙癸丑进士汪鹤孙，他在《甲戌立春日寄怀雉皋冒辟疆先生》一诗中有“羁客江潭畏岁芳，感时怀旧意难忘”之句，可见他与冒辟疆先生曾是好友。江南文豪相互交游，相互推崇，很正常。通过文友谈论对方情况，并对他们的诗作进行品赏，也可算是“亲闻”了。因而各自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有什么传世之作彼此均有所了解。由此可以推想，洪昇在创造林黛玉形象时，糅合了异常美貌、能诗擅琴、多愁善感、患有肺病、泪葬残花的董小宛的形象，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土默热红学体系中，以洪昇亲见亲闻的六个林黛玉原型，其中包括了如皋的董小宛，证明《石头记》原创者为洪昇，是否比仅凭如皋一个董小宛的原型证明《石头记》原创者为冒辟疆显得更有说服力呢？因此客观地看，冒廉泉先生断言“林黛玉的原型就是董小宛”，这个判断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把这个判断改为“董小宛是林黛玉原型之一”，就比较客观了。以如皋学人对董小宛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为红坛提供了更丰富的林黛玉原型素材，这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冒廉泉先生与如皋红友还列举了几十万字的证据，证明冒辟疆为《石头记》原创者；土默热先生与土默热红学研究者也已汇集了七百多万字的证据，证明洪昇为《石头记》的原创者。不错，大家均是凭证据说话，这就得比谁的视野更开阔，谁的证据更多，更有说服力。

我以为土默热红学与冒辟疆著书说，双方在否定曹寅之孙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确认《红楼梦》只能产生于康熙时期，《红楼梦》文化元素主要来自南方，均采用原型研究方法，这几方面基本相同。从与主流红学错误陈说对阵的角度说，两者可以视为同盟军；而在认定谁是《红楼梦》原创者的观点方面，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

作为土默热红学研究者，我自然更倾向于洪昇著书说。当然，冒廉泉等如皋红友倾向于冒辟疆著书说，我也能理解。现在争鸣才刚开始，多少年以后情况如何，那就很难说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属一家之私。可能在如皋红友与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冒辟疆著《红楼梦》说证据成倍翻番，远胜土默热红学，成为多数人认同之说，我作为土默热红学研究者也会乐观其成。不是吗？我们求真斥假、正本清源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体育竞赛中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裁判难保公正。同样道理，学术上的竞赛，参与者又要当裁判，也往往会有失偏颇。如果把此公案交由主流红学家来评判，行吗？也不行。如果他们不改变“寅孙曹雪芹著《红楼梦》”的学术立场，在顽固的思维定式作用下，就会把我们双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贴上“猜谜式研究”或“凭猜想立论”的标签，全部予以否定。我们彼此既然选择了追求真理的道路，那就得有长期探索的思想准备。一时之争在于势，千年之争在于理。就让历史做裁判吧！

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刘桂江先生在《〈冒辟疆著作《红楼梦》汇考〉序》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中国红学会原会长冯其庸教授在《红学之路漫漫》中的一段话：“《红楼梦》是永远讨论不完的，它将与人类历史并存。我确信，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领域里，不论有多少见解，也不论其见解是否发自权威，历史只能选择一种，即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我愿与冒廉泉先生及海内外红学同仁以此共勉，为红学的健康发展继续努力，发表更多“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是以为序。

（作者系中国红学会理事、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平湖市红楼梦学会常务副会长）

 “冒著红楼”初露峥嵘

                                            刘桂江

九十年前，以胡适先生为首的《红楼梦》考证派，考证的出身金陵、十二三岁随家人定居北京、只活了四十多岁的曹雪芹著作了《红楼梦》，肯定是推测的，是完全不靠谱的牵强附会。《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红楼梦》研究又踏上新的征程，打破思想上的一些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学术研究上也是一次解放，敢于讲真话的多了，也敢于开诚布公了。

原在甘肃省兰州市“甘肃省海外工程总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回家乡定居的冒廉泉先生，今年已八十岁了。就是他二三十年前，从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第七十九回的一段对话中，发现了一个如皋常说的土语“”字，引发兴趣，后来又陆续阅读到很多的如皋方言，从这儿开始，他联想到冒辟疆，研究冒辟疆与《红楼梦》的关系。他经过二十多年孜孜不倦的认真研读，坚信是冒辟疆用化名曹雪芹著作了《石头记》（即《红楼梦》）。

如果说冒辟疆著作了《红楼梦》比较可信的话，那确实是石破天惊的一件颠覆性大事。2013年下半年，冒廉泉、李实秋、康健等几位老先生纷纷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研究看法和态度……至此，我也被卷进这潮流中，拾起五十八年前看过的《红楼梦》，也细细地研读起来，尤其是书中的语言，我感受到，很多很多都像我们如皋一带的方言土语，这太奇妙了，五十八年前读了，只是一点感觉，哪儿曾想到是如皋人写的呢！现在一听一看，还真有点像！

2014年8月18日在如皋市一些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正式成立了，一帮民间“草根红迷”团结起来了，好像有了个“家”。大家劲头更大了，一篇篇研究文章不断地涌现，颇有说服力。一年半来，我会先后出版了《亚洲新闻周刊特刊〈红楼梦〉》《冒辟疆著作〈红楼梦〉汇考》辑和第二辑。还召开了四五次专题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山东、贵州、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赴如皋参会，热烈讨论，成果丰硕。冒廉泉先生的《悬案不悬——冒辟疆著〈红楼梦〉七十三证》，是冒老先生三十多年的心血凝结，七十三证就是七十三篇文章，他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总结，形成了七十三个佐证，其中不少认识具有独特性、性。这七十三个佐证，以期帮助我们了解究竟是不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以其化名曹雪芹著了《红楼梦》。

真理越辩越明。当今对于《红楼梦》作者存有数十说，多个说法经不起咬嚼，比较可信的集中在七八说上。而冒辟疆著作《红楼梦》一说，是其中重要的一说，研究还在继续，研究重在深化。我相信通过对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对《冒辟疆全集》与《红楼梦》对接的微观研究等，定会有更多有利于确定冒著《红楼》的证据显露于世，到那时，“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刘桂江）

他走在孤独的路上，但并不孤独

                              寒江雪

廉泉先生年近八十，钻研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几近三十年。

前三十年，他献身于边疆的建设事业，在大西北建广厦，拓通途，为河西走廊的现代化添砖加瓦。他用青春的汗水滋润了“丝路花语”，他也曾随援建大军用青春的脚步丈量过非洲大地。这三十年，他脚踏大地硕果累累，充实而饱满。

后三十年，他孜孜不倦，钻进了前辈冒辟疆的世界，钻进了《红楼梦》的天地。他一个“泥瓦匠”出身的高级工程师居然越界跨行，指点起“上层建筑”，难怪他后三十年的路艰难而孤独。

然而，凭着他的执着和顽强，凭着他多年的职业习惯和职业操守：严谨、认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咬定青山，不为名，不图利，不惧权威，不信鬼神，不怕嘲笑，不畏孤独，在冒著红楼的路上一走近三十年，终于在八十高龄的当口看见了微露的曙光。

我与廉泉非故交，但为知己，纽带便是冒辟疆。我俩都属鼠，他大我一轮。但他常常显得比我还年少幼稚，常常只生活在“冒著红楼”的天地里。他不掩饰、不做作、无城府，喜怒哀乐全在脸上：同道者，他开怀拥抱；歧途人，他横眉冷对。我也常常“劝慰”他要有雅量，然而他一睹谬论，依旧会“怒发冲冠”。我理解，一个寂寞的旅者，长期被排斥于主流之外，长期被冰封冷落，未曾盛开而凋零，岂不是红学之大不幸？！

他无意当什么“红学大家”，也非博取虚名的文坛“高手”，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七十三证”承载了他的一片痴情；字里行间追溯真理的韧性，何止“批阅十载”？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贾宝玉的痴和冒辟疆的痴，也许廉泉的血管里淌的就是先贤先祖的血。我以为这就是廉，而廉涌出了泉！而今，以廉泉先生为代表的如派红学已非独泉，它汇成了河，直奔长江，注入东海，波澜壮阔。

2015年9月，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举办了成立一周年以来的首次《红楼梦》作者新探研讨会，来自大半个中国的近四十名专家、学者相聚“水绘园”畔。我应邀出席并赋诗一首以示祝贺：

水绘园里尽朝晖

如派红学辟疆土，

寻常百姓论今古。

堆山封土几许厚？

石破惊天飞宏图！

自与廉泉结缘，进而结识如皋众多研究者，我深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惊叹，深被他们的研究精神感动。如派红学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疆土，如派红学正是从研究冒辟疆入手，是冒辟疆和如皋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滋养了如派红学，这便是如派红学的特点和特质。它不沉湎于一味的“索隐”，也不玩弄什么玄乎其玄的“考证”，他们脚踏实地，认认真真从《红楼梦》文本出发，拓展出多学科的探索研究，在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就版本、建筑、园林、水系、人物、事件、情节、细节，乃至天文历法诸多方面列举了大量事实，向迷雾重重的旧红学投去了一枚“石破天惊”的炸弹，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全新的画卷。

如今的天下是一个开放的天下，是百姓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讨论研究的天下，不是几个“大人”可以垄断的象牙塔的天下。

庆幸廉泉先生在他的“烈士暮年”迎来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感谢韩平女士独具慧眼，独往如皋给孤独而寂寞的廉泉先生带来关注和温暖。

更要感谢华夏出版社有勇气——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浮浪，面对主流红学的壁垒——敢为平凡小人物立言的担当。

金陵寒江雪

 冒廉泉先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钻研，不迷信红学权威，不囿于成说，潜心研究三十年，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做基础，提出新说：《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如皋文人冒辟疆！

冒廉泉先生认为：冒辟疆以“曹雪芹”为笔名写了《红楼梦》，并掷地有声地亮出了七十三条证据，这些证据，就是埋藏在《红楼梦》中的冒辟疆元素。

冒廉泉：高级工程师。一辈子在兰州从事国内外建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