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精选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代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

  唐王朝吸取隋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中国社会达到繁荣昌盛的高峰，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富强的帝国。国家的统一，南北的融合，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空前提高，大批底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治舞台，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又受过作诗的基本训练。《诗经》、《楚辞》以来悠久的诗歌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多样的诗歌体裁，都为诗歌的高度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论诗人，则名家辈出，灿若群星；论作品，则百花齐放，争奇斗丽。经过千余年的沧桑巨变，流传到现在的，还有两千三百多位诗人的约五万篇诗作，数量之多，令人惊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优美。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篇章，由于题材广泛，意境雄阔，形象鲜明，情韵悠扬，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跟其他时代的诗歌相区别，被称为“唐诗”或“唐音”，不仅传诵国内，脍炙人口；而且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唐诗的发展，通常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简称“四唐”。

  初唐(618—713)前期，南朝浮艳诗风虽有消极影响，但总的趋向是南北交融互补，全面继承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其诗歌创作，既日益贴近现实，追求清新雅健，又吸取齐梁清音与丽藻。唐太宗的《帝京篇》及《赐房玄龄》等诗，便是这种趋向的具体体现。由于在新形势下兼取南北之长，因而一方面在南朝“新体诗”逐渐律化的基础上继续实验，五、七言律诗相继定型，五、七言绝句更加成熟；加上五、七言排律，这就是唐人所说的近体诗或今体诗。在唐代，近体诗与古体诗异彩纷呈，形成众体咸备、各擅其美的盛况。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近体诗所包含的各种诗体，唐诗百花园将大为减色。另一方面，在初唐阶段，各种古体诗的创作也有成绩，特别在汉魏以来七言古风基础上吸取汉赋、汉乐府民歌和南朝鲍照《拟行路难》诸作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手法而自运炉锤，将七言歌行发展到崭新高度，开盛唐高、岑、李、杜先河。其代表作品，则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由隋入唐的王绩多写田园山水，淳朴淡远，无齐梁藻缋之习。然如《野望》等诗，就律化程度而言，已是合格的五律。初唐“四杰”在诗歌革新方面各显实绩，比较而言，卢照邻、骆宾王擅长歌行，王勃、杨炯擅长五律。至于七律，则经过多人的长期探索，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手中才完全定型。沈佺期的《独不见》有“高振唐音”之誉，被推为唐人七律“压卷”。陈子昂力矫齐梁浮靡，首倡汉魏风骨，其五言古诗高峻雄浑，寄兴遥深，五律亦多佳什。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曾指出他开启一代风尚的积极作用。
  盛唐(714—766)是唐诗繁荣的高峰期。盛唐杰出诗人多怀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蔑视权贵、抨击腐恶的精神。这一切，在诗歌创作中激发出浪漫主义火焰，成为盛唐诗歌的主要特色。强烈地表现出这种特色的是边塞诗和政治抒情诗。

  隋代以来，内地与边疆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边境战争又不时发生，因而反映边塞题材的诗篇逐渐增多。到了盛唐，边塞和田园，已成为两个有代表性的主题。高适、岑参，都有边塞生活的体验，是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其边塞诗代表作如《燕歌行》、《白雪歌》等，都用歌行体，章法奇变，音调悲壮，形象鲜明生动，极富浪漫主义激情。王昌龄、王翰、王之涣等善用七绝体裁表现边塞主题，其《凉州词》、《从军行》等，都是唐人绝句中的杰作。李颀的边塞名篇则用七言古体，悲壮苍凉，近似高适。

  田园山水诗派的重要诗人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而以王、孟为代表。王维通音乐、精绘事，其诗富有音乐美和绘画美。前期积极入世、奉使出塞，创作了不少边塞诗和政治抒情诗，沉雄壮阔，意气飞动，不乏盛唐气象。后期半官半隐，创作了大量“诗中有画”的田园山水诗，或壮丽雄阔，或清幽淡远。就诗体而言，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各有名篇，而尤以绝句见长。五绝绘景传神，超妙绝伦；七绝言近旨远，语浅情深，至今传诵不衰。

  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伟大的诗人。李白胸怀“安社稷”、“济苍生”的壮志，面对统治者的日趋骄奢、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或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慨，或反权贵、轻王侯，赞颂美好事物，抨击黑暗势力，无不激情喷涌，波澜壮阔，具有浪漫主义特色。李白也写山水诗，却很少描绘幽寂的丘壑、宁静的林泉，而是以奇情壮采表现奇峰大山、千丈飞瀑、滚滚江河，借以体现狂放不羁的个性。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像，丰富多彩的语言，变幻莫测的节奏和章法，足以表现其浪漫精神。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变化。早年渴望通过科举考试“立登要路”，实现其匡国济时的政治理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类的诗作，也洋溢着浪漫激情。后来困处长安，逐渐认识到朝政的腐败，预见到社会危机。在“幼子饿已卒”时写出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他此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他用各种诗体创作的讽喻时事、揭露矛盾、反映人民苦难的杰作被誉为“诗史”，其认识作用和审美教育作用不容低估。李白律诗(特别是七律)不多，其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七古和七绝方面。杜甫则兼擅众体，“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中唐(767—835)前期，元结、顾况步趋杜甫，写了一些同情民间疾苦的诗。刘长卿、韦应物以山水诗见长。“大历十才子”虽各有成就，而题材不广。李益的边塞诗艺术性极高，而凄凉感伤，带有乱离时代的烙印，与豪放悲壮的盛唐边塞诗不同。

  中唐后期，诗坛又趋活跃。这期间的重要诗人可分为白派和韩派。白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为辅。他们从杜甫“因事立题”、反映现实的创作中得到启发，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大写讽喻诗、乐府诗，广泛地反映社会问题，向统治阶层发出诘问。语言通俗流畅，易于被读者接受。其乐府诗数量之多，题材之广，都超越前人。当然，白派诗人的成就远不止此。仅就长篇叙事诗而言，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有新的突破，享有盛誉。

  韩派诗人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辅。在艺术上刻意创新，追求险怪、幽僻、苦涩、冷艳等前人尚未开拓的意境。语言的运用也避熟就生，炼奇字、造拗句、押险韵，乃至以散文句法入诗。当然，这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全面地看，他们的艺术风格也是多样化的，不乏清新、自然、浑厚、博大的作品。
白、韩两派之外，柳宗元善写山水诗，简洁深婉，自成一家。刘禹锡长于律诗、绝句，其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简练沉着，寓意深远；其《竹枝词》和《浪淘沙》含思宛转，极富民歌风味。

  晚唐(836—906)前期的杰出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人称“小李杜”。他们目睹宦官专权、朋党交争、藩镇割据、人民受难的现实，企图有所作为，诗中表现了扶危济困、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都曾用长篇古诗表现重大题材，但更工于近体。比较而言，杜牧更精于七绝，李商隐尤长于七律。杜牧抒情写景的绝句词采清丽，画面鲜明，情致俊爽。咏史绝句寓史论于感慨，侧面落笔，英气逼人。李商隐七律学习杜甫壮浪纵恣、沉郁顿挫的风格和工于对仗、善于用典、严于结构的艺术经验，又融合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创作了许多词采绚丽、情韵绵邈、富于暗示、引人联想的佳作。温庭筠虽与李商隐齐名，但其诗作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其成就远逊于李。

  晚唐后期诗人不少，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于、陆龟蒙等人，继承白派新乐府传统，反映了黄巢起义前后的社会动乱和人民疾苦，对于官吏的残暴、徭役赋税的繁重等等，都有大胆深刻的揭露。司空图、吴融、郑谷、韦庄等人，则追忆往日的繁华，伤悼眼前的离乱，流露出凄婉梦幻的末世情调。韩偓工于近体，绝句轻妍婉约，托兴深远；七律取法杜甫、李商隐而能自具面目，纵横变化，沉郁顿挫，造语妍练，律对精切，其感愤时事之作，尤深挚凄婉、豪宕勃郁，为三百年唐诗发展谱写了悲壮的尾声。

本书精选唐代诗人49家，收录唐诗佳作120余篇。从唐诗名家中取其精粹，以既充分反映诗体特性又充分反映作者个性为选录标准。品评契合诗心，领略诗境，体悟唐诗名家的语言、风格，为反映唐诗的总体风貌提供借鉴。本书凝集多年研究心血，展示真知灼见，是代表当今*水准的唐诗选本。

霍松林（1921～2017），甘肃天水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广泛涉猎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博通群集，由专而博。主要著作《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和主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等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著，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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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1921～2017），甘肃天水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广泛涉猎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博通群集，由专而博。主要著作《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和主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等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著，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