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精装）

如今大学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偏离其培养公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国家和全球形象的竞争中，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本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帮助大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蓬勃发展。

本书追溯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覆盖面和影响力如何在“二战”后成倍扩大，以及市场主导的教育模式如何普及。作者以自己开创性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三个案例研究——美国，是市场导向的教育全球化的典范；芬兰，是强势公共领域的代表；乌干达则是一个后殖民国家，历史上曾以公立大学系统为主，但现在越来越多转向私立大学系统。作者表明，除了一小部分富裕的、研究密集型的大学外，“世界一流”范式对所有其他大学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那些没有丰富物质资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仍然渴望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

本书适合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领导、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以及对高等教育领域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美】James H. Mitt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译者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副教授。

部分 全球知识治理

大学的宗旨危机

章现代大学的宗旨之争

第二章改革的动力

第二部分 案例研究

第三章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

第四章社会民主道路：芬兰

第五章后殖民经验：乌干达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六章多态性

第七章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

如今大学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偏离其培养公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国家和全球形象的竞争中，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本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帮助大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蓬勃发展。

本书追溯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覆盖面和影响力如何在“二战”后成倍扩大，以及市场主导的教育模式如何普及。作者以自己开创性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三个案例研究——美国，是市场导向的教育全球化的典范；芬兰，是强势公共领域的代表；乌干达则是一个后殖民国家，历史上曾以公立大学系统为主，但现在越来越多转向私立大学系统。作者表明，除了一小部分富裕的、研究密集型的大学外，“世界一流”范式对所有其他大学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那些没有丰富物质资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仍然渴望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

本书适合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领导、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以及对高等教育领域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美】James H. Mitt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译者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副教授。

前言与致谢

    本书书名源于1964年著名音乐剧《梦幻骑士》（Man of La Mancha）中的一首经典歌曲《追梦无悔》（The Impossible Dream）。该剧取材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7世纪的杰作《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个故事隐喻了无法企及的理想，或者如歌词所示：“去探取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不论希望多么渺茫，不论路途多么遥远”。这也如同战士间的殊死搏斗，“去和那打不败的敌人战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与音乐剧中所呈现的情景相似，大学今天的壮志雄心是一个宏大的梦想，像“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不过，这种抱负与其说高尚，不如说高效。一流不是所有大学都能实现的，尤其是那些知名度不高的大学。它们往往缺乏经济手段，更谈不上政治上的精明和对高等教育基本宗旨的高度聚焦。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成为超级巨星。大学不同于作家兼幽默大师卡里森·凯瑞（Carrison Keillor）虚构的沃比冈湖镇（Lake Wobegon），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是佼佼者”。

    事实上，知识型机构正日益分化。在利用各种方式驾驭全球潮流的同时，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正以美国梦的方式来获取“世界一流”的地位。我认为这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正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前行，但大学的发展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对卓越地位的遐想与塞万提斯的小说情节类似： 无论多么鼓舞人心，但想要达成这项崇高目标都不过是一场浪漫的幻想。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学追逐梦想的风险被放大了。

    堂吉诃德想要让世界变得崇高，而大学想要跻身全球等级体系的顶层，二者的相似之处表明，为了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应加倍努力，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不过，这种类比并不完美。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大战风车，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于他而言，目标是内部生成的。相比之下，在全球化时代，大学是一个庞杂的组织，必须应对外部驱动的质量保证标准以及一系列其他重大的技术转变。虽然从两则故事中都可以得到重要的启发，但一则故事是虚构的；另一则故事则是真实鲜活和不断发展的。考虑到这一区别，我认为当代大学正在进行一场偏离轨道的竞赛，因为他们在追逐不切实际的目标——本书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

    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大学的梦想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引入歧途，这源于我踏上高等教育的道路以来学术界发生的重大变革。17岁时，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对周围的广阔世界知之甚少，但我通过课堂与阅读接触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这种觉醒唤起了我的学习兴趣，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励着我，成为我涉足高等教育的开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高等教育的世界已经历经数次转变。

    在芬兰、马来西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美国等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期间，我从多个角度目睹了这些转变。我在日本、莫桑比克、南非从事过教学研究工作，也在其他地方担任过短期的驻院学者，这些经历都让我受益匪浅。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个案例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经历了广泛的变革，动摇了学术界的根本宗旨。本书所追溯的共同元素将这些不同的变革过程联系在了一起。

    十载复十载，当我愈加频繁地从一个国度迁往另一个国度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就越发使我困惑。这些困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大学精髓（即大学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正在侵蚀它？尽管我深爱着大学，却也为其未来担忧。

    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院的学者以及（通常是前任）大学校长和教务长们的著作为高等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有益的见解。我所学的学科——政治科学，长期关注美国的案例，自成一派。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关系”学科很少关注到作为全球舞台参与者的大学。尽管新兴的全球化和全球研究填补了空白，但它们也只是刚刚开始解决本书引言中提到的有关学术界转变的具体问题。教育与全球化的关系对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但没有人探索和了解过这种关系的本质。

    通过讲授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这门跨学科课程，让我对有关知识和权力交织方式的古今文献进行了批判性阅读。这一概念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研究方法，我尝试将个人发现和学术研究放入一个独立的框架内。书中所涉分析需要大量的自省，这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大学的立场、希望和梦想。我会尽量如实地呈现这些信息，并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表明我的观点。

    在这趟研究旅程中，我对我的学生们表示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结伴而行，充满热忱地梳理研究资料，对我初的论点提出质疑，推动着我去重新论述。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们： 丹尼尔·戴伊（Daniel Dye）、河允彬（Yoonbin Ha）、帕特里克·里坦吉（Patrick Litange）、尼古拉斯·T·史密斯（Nicholas T. Smith）、曼纽尔·赖纳特（Manuel Reinert）以及简·韦斯特（Jan West），他们投入的精力和积极性对这项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要向支持这项研究的机构致以深切的谢意：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务处和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吉姆·古德基尔（Jim Goldgeier）院长和纳内特·莱文森（Nanette Levinson）副院长在方方面面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便利。幸运的是，我们学院重视多元主义，并在此之前顶住了一元论（即坚持单一的主流知识范式）的风潮。本研究还得到了由芬兰科学院（Academy of Finland）资助的合作项目“政策工具和全球治理： 概念和数字”（Policy Instrumen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Numbers）的协助。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会（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和麦克雷雷社会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接洽对我开展实地研究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从若干讲座和研讨会中汲取了对本研究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内罗毕大学（University of Nairobi）的“美利坚大学项目”（American Univeristy Program）、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的“全球治理圆桌会议”（Global Governance Roundtable）、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会、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非洲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African Development）、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麦克雷雷社会研究所（MISR）、乌干达国家规划局（National Planning Authority of Uganda）、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以及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师研究座谈会”（Faculty Research Colloquium）。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长期以来，我与他们一起就思想和知识的力量展开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特别是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 Cox）、洛克斯利·G·埃德蒙森（Locksley G. Edmondson）、詹姆斯·N·罗斯诺（James N. Rosenau）和J·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乔尔·巴尔金（Joel Barkin）、泰罗·埃尔基莱（Tero Erkkil）、弗兰克·霍姆奎斯特（Frank Holmquist）、纳尔逊·卡斯菲尔（Nelson Kasfir）、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海基·帕托迈基（Heikki Patomki）和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他们热心地给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每当各章初稿完成后，亚当·布兰奇（Adam Branch）、肯·孔卡（Ken Conca）、泰罗·埃尔基莱、丹尼尔·E·埃瑟（Daniel E. Esser）、查尔斯·赫斯本德（Charles Husband）、帕特里克·撒迪厄斯·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曼弗雷德·斯特格（Manfred Steger）、泰沃·泰瓦伊宁（Teivo Teivainen）、图罗·维尔塔宁（Turo Virtanen）、保罗·韦普纳（Paul Wapner）和琳达·亚尔（Linda Yarr）就对文章提出了批判性意见和明智的建议。

    在努力解决本书所讨论的关键问题的实用性方面，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学术自由委员会（Academic Freedom Committee）和国际研究协会学术自由委员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 Academic Freedom Committee）的工作使我获益良多。

    另外，我必须向我的出版方和三位外部审稿人致敬，他们受托审阅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的编辑兼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负责人彼得·J·多尔蒂（Peter J. Dougherty）和助理编辑杰西卡（Jessica Yao）使本书的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帮助完善了我的论点。高级编辑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也给本书提出了宝贵建议。副主编泰里·奥普瑞（Terri OPrey）和文字编辑詹妮弗·贝克（Jennifer Backer）修校并完善了我的手稿。他们为本书的出版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希望我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期望。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合作经历，我非常满意。

    后，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琳达（Linda）和我们的孩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乔丹（Jordan）和艾丽西娅（Alicia），他们给了我坚定的鼓励、包容和关怀，支撑着我撰写本书和顺利完成这项研究。我们一家人快乐地生活着、工作着。我的妻子琳达和我携手经历了研究、校对和手稿刊印成书的整个历程，她的聪慧和创造力以及我们的幸福婚姻一直是力量的源泉。不过，若本研究有任何疏漏，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

问题与争论

    随着跨国竞争和市场利好型全球化的兴起，大学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走向一个充满争议的未来。本书讲述了是什么改换了大学的旧貌，又是什么塑造了大学的新颜。书中阐明了高等教育的全球性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应对挑战所能采取的行动。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统一的论点。

    首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范围和影响都呈指数级增长。大学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形成了市场力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以明智且可靠的方法来使用这种力量，这也是本书后续章节要讨论的问题。

    其次，我认为大学的核心学术宗旨受到了威胁。虽然未被普遍采纳，但这些核心宗旨在19世纪开始生根，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逐步发展，到21世纪陷入了新的紧张局面。进入21世纪，三位一体的核心教育使命——培养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一种新的功利主义正在崛起，它优先考虑有用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而非基础性的探索；将市场价值置于教育价值之上；强调理性思维，不推崇艺术、古典语言、历史和哲学等其他思辨模式。而且，这种功利主义具有全球化的特点，更偏好教育—服务—出口模式（educationalservicesexport model），对建立跨国界课程的有机联系并不重视。简言之，大学正在重新定位。

    第三，基于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面临着提高绩效和减少公共投资的压力，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对所有大学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极少数大学例外。这一小批研究型精英院校提供的“奢侈品牌”仅面向全球不到0.5%的学生，且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让许多不太富裕的学生望而却步，以免在进入前途不明的就业市场前背上沉重的债务；学生被招进大班课程，其中许多课程的主讲人是临时教师而非全职的终身教职；大学对日益增多的管理人员给出了过高的薪水补偿，这导致了学生对管理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当迫切需要明确目的性的时候，大学都陷入了一种错觉，认为应该在这场超级联赛中力争上游。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大学都树立了同一个梦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虽然志存高远值得称许，但这种时髦的目标是虚幻的，因为在一个多层体系中，并非所有大学都有资格进入顶层。有些大学得天独厚，而另一些则先天不足，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手段，后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在这些大学的梦想世界中，一大批教育工作者都将哈佛及同类院校（主要是处于研究型大学上层的少数富裕私立大学）当作黄金标准。哈佛拥有世界上规模的大学捐赠基金（2016年的年中数据为357亿美元），并且每年收取的学费为63025美元。哈佛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剑桥市（Cambridge），其所处的知识经济环境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研究型大学、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等尖端生物制药公司以及亚马逊（Amazon）、谷歌（Google）办事处集聚的中心。这里的企业往往将大量高薪职位提供给了家境优渥的学生，他们大多毕业于哈佛或其他捐赠基金雄厚、负有盛名的精英大学。

    正如本书书名“遥不可及的梦想”（Implausible Dream）所传达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因为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与现实相悖，具有迷惑性，让人联想到构建双赢局面的想法和行动，而实际上，全球化的特点是赢家和输家之间存在等级分化，二者地位并不平等有关信息参见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2011);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由于国家的重点绩效奖励政策，那些入选全球各类卓越计划的院校每年的年均预算估计高达20亿美元，大大地分流了弱势大学的资源，但美国和其他两个案例国家的大多数学生都就读于这些弱势大学Ellen Hazelkorn， “Could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s Be Socially Transformative?” University World News 432 (October 14，2016).。

    此外，“世界一流”的比喻掩盖了高等教育的具体政策、实践和声明，也是凝聚若干含义的总括性概述。这些以全球化为中心思想的话语包括战略规划、实践、品牌化、基准、基于绩效的生产力测评以及诸如此类尚待进一步充分讨论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思考和理解高等教育的方式，“世界一流”的说法已经渗透进了潜意识，往往会躲过批判性的审视。

    今天，全世界的大学都憧憬着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这无可厚非，而且可以给大学带来切实的好处社会、国家和国际形象的概念探讨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Manfred B. Steger， The Rise of the Global Imagin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世界一流”的说法是由世界银行等机构组成的全球治理网络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使某些行动方针合法化，并为教育决策者所用。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共通的说法被大学用作聘请更多管理人员为世界排名等活动筹备分数的理由；被学生及家长用作填报志愿的参考；被认证机构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