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立足于经济学，通过对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面的访谈，从多个角度对当代*经济学家那些卓越的思想产生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解答，就呈现在这部富有洞察力的深刻而高度振奋人心的著作中。
经济理论的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呢？
突破性的思想源自何处？
是什么使得这些杰出的学者能够做出各自的重大贡献呢？
某一特定历史状况的“足迹”有多深，经济学中的政治潮流或发展水平有多强，个人经历对其个体智慧之路有多大的影响？
本书访谈的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
保罗•萨缪尔森 道格拉斯•诺斯
肯尼斯•阿罗 莱因哈•泽尔腾
詹姆斯•布坎南 乔治•阿克尔洛夫
罗伯特•索洛 弗农•史密斯
加里•贝克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主编推荐
卡伦•霍恩是德国经济学博士。她通过花费数十年心血，采访了当今卓越的经济学家，探讨了这些天才不可思议的思想产生的历程。
精彩内容
您是怎么接触上逻辑学的？那时我还在城市学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是我在城市学院的后一个学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举办了一个逻辑学会议，人们过来参会。有一个家伙名叫阿尔弗雷德·塔斯基，是个波兰逻辑学家，因战争爆发滞留在这里回不了国。我对逻辑学有兴趣。虽然没有这门课程，但我喜欢看这类书，自学。那时哲学系有一个空缺，但塔斯基不懂英语，他讲不了课。他花了秋季那个学期学习英语，然后在2月开课。他讲两门课，一门本质上是基础课，另一门课叫“变分法”：X表示r对Y之比，或X是Y的自变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发展了对这整个过程的系统阐释，引入了诸如传递性之类的概念。我是那个班的学生。上、二节课的时候，他讲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每次上完课后，我们少数几个学生会围坐在一起，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话这么难懂。我们认识到句子中的重音发错了。不过，他有非常好的语感。我们逐渐摸索到了一点如何听他的课的窍门，他的英语水平也有所提高。我这门课学得非常好，在结课考试时，我只用40分钟就答完了考题。他有点惊讶，但我觉得考试非常容易。只要走对了路子，就一点也不难了。总之，塔斯基教给了我关于符号逻辑和变分法的整个思想。他想让人来翻译他写作的一本基础教科书。教科书原来是波兰语，但也有一个德语版，这个版本是由一个年轻的德国移民奥拉夫·赫尔默翻译的。塔斯基感到自己的德语水平不足以校对译稿，于是他请我来做。那个暑假，我正在那家保险公司做事，但我还是抽出时间做了校对。 您什么时候能够利用上自己学到的符号逻辑学知识？当我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偏好。这其实就是排序，正是我从塔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培养我去思考这些种类的逻辑。个应用场合出现在我研究生的学年期间。当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努力做学位论文，并试图纠正希克斯的一些错误表述时，希克斯本人来到大学作讲演。他带来了某个新想法。他想维持顺序论，但他也想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设有A和B两人。A有一些商品，B也有一些商品。假设A对自己的商品的偏好大于B拥有的商品，而B对A的商品的偏好大于自己拥有的商品，你难道不会说A好于B吗？这是一个仅涉及依次比较时对处境更好的定义。但我当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希克斯教授，如果您说A好于B，那我想您可以说，如果 A好于B，且B好于C，那么A好于C。但这并不能从你刚才说的推导出来。情况完全有可能是这样，即A好于B，B好于C，C好于A。”这促成了我后来的社会选择理论。这是他195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情况大致如此。不过，在当时，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机智的提问，但一点儿也不严肃，我并没有给予任何的关注。总体上让我对希克斯以及对经济学理论操心的方面之一，是企业使利润化。企业有很多所有者，自然，他们全都希望使利润化，所以这不应该是个问题。但希克斯强调，对未来的预期的确很重要。所以，化意味着对贴现利润总额化。现在假设你和我或者我们三个人拥有一家企业，我们全都希望使利润化，但我们每个人对于利润的构成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预期。那么，企业该怎么决策呢？多数投票法，显而易见。 如此看来，这就是企业理论和社会选择之间的纽带！我明白了。您把我们从一个领域带到了另一个领域。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尾呢。我记得我们前面想对这个排出一个顺序。如果该企业处境好，你就能够说存在着一个极大值。进行多数投票必然会导致一个排序。只需漫不经心地想15分钟，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都不正确。当然，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孔多塞孔多塞侯爵（1743－1794）是一位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启蒙与理性主义时代的典范。他的悖论表明，多数偏好在3个或3个以上选择的情况下变得不具传递性：多数人喜欢A超过B，多数人喜欢B超过C，同时多数人喜欢C 超过A的情况是可能的。在1785年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了。直到大约1952年我才发现这一点。 那是在您的学位论文已完成之后吧。不错。我发表它时并不知道有关孔多塞的事。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向我提及一个名叫EJ南森的人。南森也做完了它，并在澳大利亚发表了一篇论文。但事实上，这个悖论要古老得多。总之，我相当苦恼，因为我想要的是企业理论，而不是在找一个悖论。所以我把这个放在一边，仍旧设法对希克斯的观点进行修改。我对这个很不满意。结果，我仍然考虑自己将来去当保险统计师的问题。事实上，我甚至去一家保险公司面试了一次，这家公司答应录用我。就此事，我再次恳求霍特林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他给我写了，但他同时说，这件事让他心乱如麻，他不希望我离开学术界。那家保险公司希望我能够立刻上班，但我告诉他们，我必须先完成学位论文，之后才能做保险公司的事情。接着，1946年，美国统计学会在康奈尔大学举办了一次大会，考勒斯委员会考勒斯经济研究委员会是1932年由商人阿尔弗雷德·考勒斯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创立的。它于1939年迁至芝加哥大学（迄至1943年的主任是西奥多·英特马，1943～1948年是雅各布·马尔沙克，之后是佳林·库普曼斯），后于1955年移到耶鲁大学，更名为“考勒斯基金会”。其座右铭是“科学即度量”，因此它一直致力于把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也组织了若干研讨会。他们邀请我参加。瓦尔德是考勒斯委员会的时任主管雅各布·马尔沙克的好朋友。他们一直在寻找有统计学和经济学双重背景的人选，如果人选合适，他们就可以推荐。他们主要对计量经济学的同步方程法感兴趣。我参加了大会，在那里结识了库普曼斯。他当时非常瘦，是个高个子、苦行僧似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日内瓦待过，并在法国沦陷之前设法逃离了那里。我知道他就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学观点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署名为宾州互助保险公司。所以我问他，他是怎样找到为保险公司工作的机会的。他没说别的，只用浓重的口音说：“噢不，里面没什么‘妙音’。”他的话一出口，我脑子里关于进入保险公司工作的其他问题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这么说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啰。这个嘛，我确信不管怎么说，我原本就不会这么做。即便没有这事，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只不过库普曼斯说得太好了，霍特林就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总之，一年之后，我仍在做我的学位论文，考勒斯委员会再度邀请我加入，我去了。但由于自己没什么进展，我感到十分不快。我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提出一个原创性的思想。我能够品头论足，我非常聪明，我懂得好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并找到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漏洞。但这是身为聪明学生的素质之一，二者不是一回事。总之，我那时进入了考勒斯委员会。他们非常强调计量经济学，但当然了，你需要一个适合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万分的群体，有莱昂尼德·赫维奇“因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莱昂尼德·赫维奇与埃里克·马斯金、罗杰·迈尔森一起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劳伦斯·克莱因“因建立并应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劳伦斯·克莱因荣获1980年度诺贝尔奖。、库普曼斯、马尔沙克等人。我还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研究生，我们在几个月之后就结婚了。阿罗的妻子名叫塞尔玛·施韦策。我们如今仍然相濡以沫。她家也很穷，她曾是农业部的职员。那里有一位统计学家，迈耶·亚伯拉罕·格希克，他曾师从霍特林。他需要的不是秘书，而是研究助手。所以他让她去做计算，他总是说，她相当擅长计算，这比她当秘书要强多了。她后来回到大学读书，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统计学本科学位，且终成为研究生。我是通过她结识格希克的，他是个俄国人。美国空军创立了兰德这个项目。它初是作为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内部的一个项目，后来自立门户，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格希克在里面做统计工作，这与考勒斯委员会当时在做的基础性工作有密切关系。所以他拜访了那里，而且几乎立刻问我是否想去兰德公司待几个夏季，报酬相当不错。就这样，我于1948年夏天到了那里。我已经在考勒斯委员会待了一年。我仍是那个有才气的人，在各种研讨会上非常活跃，但我实际上没作出什么像样的事情。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每个人都预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我是怀疑这一点的人。
媒体评论
卡伦•霍恩提出的问题富有洞察力，其评论严密准确，富有教益。
对于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关于创造力的核心问题，霍恩的总结令人信服且切中要害。总而言之，本书拿起来就难以释手。可以想象，任何一位读者都将在阅读过程中受益匪浅。
——英国伦敦大学和白金汉大学 马克•布洛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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