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国学 2019年·秋之卷

总序
近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21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李国平、杨振宁等以及美籍华人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同志、胡锦涛同志近20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这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20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10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二○一二年九月一日

本书系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本书除了收录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同仁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国学研究丛书从前三年每年出一种到目前每年出版2种，已经累计出版9卷，初步形成了华中国学的品牌和优势，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本书的出版，是国学研究院近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

本书系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本书除了收录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同仁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国学研究丛书从前三年每年出一种到目前每年出版2种，已经累计出版9卷，初步形成了华中国学的品牌和优势，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本书的出版，是国学研究院近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

1957 年生，湖北天门人，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两宋政治史、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分别于1982、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96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入选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赴该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其间应邀赴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El Paso）进行学术讲座。获选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我喜爱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十佳“师德先进个人”。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 ――11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 5 部，合译学术著作 1 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目录
特稿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葛剑雄(1)
历史地理学与地方研究 唐晓峰(14)

中国史研究
项羽和楚怀王的几个问题 晋  文  刘  鹏(23)
礼制的困境：汉昌邑王废立事件新论 李志刚  韩  伟(32)
曹魏顾命研究 张  锐  张金龙(49)
魏晋风疾与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 白  杨(60)
晚清民国上海姚文楠家族与嘉兴姚文楠家族考辨 梁志平(71)

古代文学研究
唐人小说观念四论 李军均(78)
论唐宋笔记小说的分类模式及其文化内涵 周瑾锋(88)

古典文献研究
《大唐西域记》之慧琳“音义”校勘举例 聂宛忻  黄仁瑄(99)
明代陈献章别集版本叙录 汤志波(107)
《经义考》卷六二著录易类典籍辨证 陈开林(121)

历史地理研究
从枣阳郭家庙墓地的发掘看楚王熊章钟镈的“西阳” 黄锦前(138)
《水经注校证》校疑四则 代鹏芳  郑  威(142)
道光“河患”与定额河工银制度失效 潘  威  周  明(147)

出土文献研究
出土文献所见秦禁酒律令小考 张朝阳(165)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所见“以城邑反” 相关问题研究
 刘  聪  毋有江(168)

史学随笔
美中学术交流：过去、现状和未来 [美]田  浩(176)
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中国学家——田浩教授荣休感言 罗家祥(182)
爱国正气  震古烁今——纪念岳飞诞辰915周年 史泠歌(187)

史家传略
陈寅恪：万卷惟凭胸了了 雷家宏(196)

书评与研究综述
武汉高校读简会《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研习报告纪要
 武汉高校读简会(200)
文学地理的正本与开新——《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读后 王  星(208)

本书系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本书除了收录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同仁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国学研究丛书从前三年每年出一种到目前每年出版2种，已经累计出版9卷，初步形成了华中国学的品牌和优势，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本书的出版，是国学研究院近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

1957 年生，湖北天门人，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两宋政治史、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分别于1982、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96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入选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赴该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其间应邀赴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El Paso）进行学术讲座。获选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我喜爱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十佳“师德先进个人”。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 ――11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 5 部，合译学术著作 1 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