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

1750年5月，巴黎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这座城市再一次为城中为数众多的贫民而困扰。几个月以来，记录者们持续关注着城市中日趋紧张的态势。两年之前，1747至1748年，饥荒又一次席卷了王国内的一些地区，平日里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受此驱使开始了逃荒之旅，绝大部分人终来到了首都。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什么？或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首都之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财富，一份工作，一次命运的转机或者仅仅是与同样是处于生存边缘上的人们的接触。但是，他们的出现却成了引发焦虑和不安的后一根稻草：流浪汉、懒汉、流氓以及其他的无业游民正聚集在公共场所，在路堤和城市的其他地方打牌、玩球。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用木棍打碎窗户和路灯取乐。危险潜藏在这些为了打发时光而进行的无所事事的举动和恶作剧之下，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的群集性。这些声名狼藉的人在巴黎没有任何权利，却占据着巴黎的空间。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当局者的应对措施也是一成不变。自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的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的运用。新的权力使之不断完善，警察可以用逮捕、囚禁，甚至有时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来清除街头流浪者。1749年的王室法令重申了这些已有的条款。随之而来的是，巴黎人民对低级警察（archers）和巡警（exempts）产生敌对情绪。当群众站在流浪汉一方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时，这些警察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小规模冲突。在1749年12月至1750年4月之间，这些镇压措施似乎得到了增强并且执行起来更加严厉。巴黎人民对于这些措施的反应也毫不逊色，在这五个月期间共爆发了15次暴力冲突，相互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则谣言开始在城市里传播：警察不仅逮捕流浪汉，而且还绑架儿童向其父母索要赎金。这时的谣言仍然很微弱，以至于当时的日记作者对此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尽管他们一直都对城市中的诸多弊病十分警觉。事情到此为止还显得不是那么有趣，直到1750年5月，事情才突然有了转机。5月1日，在圣劳伦郊区，大约有20多个年轻人聚集在路边的排水沟旁玩乐。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勒勃朗的当值警官奉命逮捕了其中的6人来“以儆效尤”。这些孩子的年龄在13岁至15岁之间。当人们开始反应过来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开始警觉起来。一些法兰西卫队的士兵目击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此事事态严重，后公开介入并对抗逮捕。他们亮出刀剑，经过一番推搡、混乱之后，一些人受伤了。但是，当值的警官终还是将这些孩子关进一辆将他们送往夏特莱监狱的马车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察和士兵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事实上，这些冲突在接下来的数天里持续存在。在5月16日，巴尔比埃（Barbier）律师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一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便衣警察在巴黎的多个街区四处游荡，绑架6岁至10岁或者年龄更大的男孩和女孩，将他们装进早已停靠在附近的马车里。这些被抓的儿童中有工人家庭的孩子，也有那些奉命去跑腿或去往教堂路上而在附近游走的孩子。由于警察穿着平民的衣服并且他们探查不同的区域，这项行动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同一天，圣灵降临节②2（Pentecost）前夕，一辆可疑的马车沿着诺奈蒂耶尔大街行驶。马车上坐满了警察和一名当值的警官，

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人察觉。一名妇女用手护住她的孩子，大喊“这些无赖正在寻找机会绑架我们的孩子”。一场波及全区的骚乱随之而来，所有人都闻讯赶来攻击这些警察，对付他们的手段极其残忍。事实上，这些警察被迫逃往警察局长②2罗什布恩的住所避难，那里的当值警官赶过来解救了他们。这次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更严重的是，此次事件波及从玛莱区到大教堂区的所有区域，人们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警察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恐惧和愤怒。一名躲在啤酒馆的警察无意中听到追捕他的妇女抱怨道：“他们中的一个还在这里，这个无赖。我们要抓到他！他必须死。”当他露出头时，他们大喊，“他在这里”，然后就试图攻击他。

在任何时刻，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第二天有两位无辜的过路者在波尔舍龙被群众捉住并殴打。仅仅因为他们是闯入这个街区的陌生人。当晚，一切恢复平静，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没有再生事端。整个城市处于恐惧之中，人民忙于武装自己来对抗绑架儿童的人。墙上贴满了学校教师告诫家长提高警惕的海报：“警告家长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单独去学校，除非有人看护或者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将无法负责。”在圣热尔韦教堂中负责教育贫苦孩子的教士助手门下，正常情况下本来有85个孩子，结果只到了12人，这12个孩子都“吓得浑身发抖”。各地的人们都自发组织起来。装玻璃工人梅内特拉在40年后仍然记得他父亲与“7个强壮的、肩上扛着一根撬棍的桶匠”一起来到学校将他带走。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并且在巴黎的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就是在这种恐慌和怀疑的气氛下，叛乱在5月22日至23日真正爆发了。叛乱不止在一个地方爆发，而是分散在多个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区。叛乱发生在哪里或许并不重要，因为叛乱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随机发生的，例如一个儿童认为他正在被跟踪、一个警察密探被认出、一个值班警察路过等。暴力在各地都一触即发。人民与警察的冲突像发脾气一样突然爆发。零星的骚乱时断时续，逐渐演变成波及全城的全面叛乱。

5月22日，在巴黎的6个不同街区内爆发了6起严重的冲突。它们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分布于塞纳河两岸相对独立的区域，叛乱的场面都大同小异。有差别的是参与叛乱的人数和事态的严重程度。从早晨到晚上，下列地区依次爆发叛乱：圣让德拉特兰修道院，圣丹尼郊区，玛莱区的大舍讷街，圣马丁区港口，左岸红十字会区的十字路口以及后的新桥。叛乱的开头往往都是相同的：街头事件迅速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一次事件中，一名伤残退伍老兵在荣军院举行完退役仪式后喝得烂醉，强迫一名街头音乐家在四国区的学院外演奏手摇风琴。这种行为使得一些人叫嚷道：“他不是一个士兵，他是那些绑架儿童的流氓便衣警察中的一员！”当时围观的群众前一秒还在取笑这位老兵滑稽的动作，听闻此言后立即以向他投掷杂物并试图对他处以私刑。他只有选择逃跑才是安全的。在所有类似的冲突中，人们一呼百应，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战斗。仆人们聚集在窗边，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下楼，整个街道的人马上全员出动参与追捕。如果一个“窃贼”被抓住，马上就会被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或者投掷石块。逃命者只有到达一处地方才有一线生机：通常是警察局长的住

所。即使他成功逃到了这里，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受到保护或者摆脱了干系，因为追捕者会包围警察局长的住所并要求局长将他交给他们。像在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港口的个案中，当值的警官通过与叛乱者谈判平息了骚乱。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都充满着暴力。根据警方的说法，叛乱人群的规模达到四千到五千人，他们砸毁门窗，破坏公物，搜刮当地的商店寻找武器作战。当然，这其中也必然有趁火打劫，但只有在一起事件中事态才进一步扩大。几伙年轻人离开了正在发生冲突的德拉卡兰德尔大街，没能成功闯入圣米歇尔桥的武器店。一名目击者事后确认，这些年轻人喊着“我们需要用枪立即杀了这些恶棍”。 ①1叛乱者慢慢散去，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巴黎才重新恢复平静。

翌日， 5月 23日，星期六，在圣三一节（Feast of the HolyTrinity）的前夜，叛乱再度爆发。这一次，叛乱集中发生在包括圣罗克教区在内的右岸的一个区域内：在圣端诺累市场和罗亚尔宫之间。叛乱持续了一整天，暴力愈演愈烈。从警方的档案和相关法律文件对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初是什么事件使得叛乱者群情激奋。事件的开端似乎是一名叫作拉贝的警察试图在玛丽桥抓捕一名11岁的男孩。这个场景恰好被法兰西卫队的一名鼓手发现并发出了警告。一群人立即赶到现场解救了那名男孩，然而这名警察却逃脱了。但是对于拉贝来说，这只是一次漫长追捕的开始，他终在晚上死于谋杀。他将追捕他的的人引向了他所属的辖区：圣端诺累市场，希望在此能够得到庇护。事后证明这是一步昏招，他马上就被人认出来并被追捕。拉贝在两次摆脱叛乱者后终被困在一间阁楼里，藏身于床下。当值的警官在他即将被处以私刑前及时赶到并解救了他。他随即被送往附近的德·拉韦尔热局长的住所。拉韦尔热发表声明说这次逮捕是有备案的。但是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场面开始混乱。过了一段时间，局长在审理法官（e xamining magistrate）的面前就当时的紧张态势给出了他的解释，他的表述像是在打官腔：……我们进行了调查，向当时在场的人询问有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拉贝）在早上抓捕了一名妇女的孩子。随后，我告诉当值警官把书房的门打开，问他们有谁知道那名妇女，当时有好几个人说已经派人去找她了。随后我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够听明白的方式回答了他们：“我的朋友们，我将主持正义，将此人（指拉贝）送入监狱。”他们看起来对此十分满意，没有在警局内再为难我们。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只看到一群愤怒的群众和我们十几名在场的当值警察，我告诉在场的一名中士，让他告诉街上的人群，我们将要把这个人送往监狱。但是，那名中士马上回报说街上的人不听他的解释，他们只想杀了拉贝。当值的警官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后，关闭了囚车的门，但随即被人群打破。人群中有几个人将拉贝带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退回到警局，如果人群强行闯入，他们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从我的住处望去，人群在打破囚车的门的同时也破坏了邻近酒馆的门，这使得警局与街道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群开始向我们投掷石块。当值警察用刺刀指着人群与他们对峙，警惕地防止他们闯入，突然人群之中有人从门底下开了两枪。当值警察开了一枪，人群中又传来一声枪响，警官随即开了两枪，正是这两枪驱散了人群，他们开始到处施暴。当愤怒的人群开始用手撕扯拉贝时，当值的警官决定将拉贝送往警局而不是送去监狱，一部分警察认为自己孤立无援、自身难保，逃到了另外一侧。后来我们才知道，拉贝奋力从人群中挣脱，但在圣罗克大街被重新抓住、殴打，后被石块砸死……

但是，拉贝的遇害并不意味着集体复仇的终结。他的尸体被拖到警察总长贝里耶的住所前。贝里耶掌管着巴黎警察局，国王责成他驱逐城市中的流浪汉。叛乱的人群准备上演另一场围困，但是贝里耶成功地从他的花园逃离了人群。一大队守卫恰好在此时赶到增援，迫使叛乱者不得不就此作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当晚，当警察们用梯子将遇难者的遗体运往太平间时，叛乱的人群一路上都紧紧地跟随并嘲弄他们。

这一整天的叛乱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局者才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