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

总序
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学科发展时间起点相近但路径不同。符号学的学科化始于1907～1911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索绪尔以语言符号为对象系统阐述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传播学始于1905年布莱尔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的“新闻学”课程。正如语言之于符号学，新闻也成为传播学的第一个门类及核心对象。学界至今仍将“新闻”与“传播”并称。
在百余年的学科发展进路中，尽管符号学与传播学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但两者理论逻辑的深层联系将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辟专章写“传播的符号”，并指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符号学在经历三代人的研究并发展出四种典型模式之后，近三十年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与传媒诸现象相结合。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同义语”；约翰·费斯克则将传播学分为注重研究“意义”的“符号学派”和注重研究“效果”的“过程学派”。我国学者陈力丹对传播学的基本定义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从学理上讲，传播学须通过“传播的符号研究”以洞悉“意义”的实现；反之，符号学也必须跨越狭义的“语言”而进入当代传媒文化这一最庞大的符号景观。对两个不同发展传统的学科来说，符号学可以从理论繁杂的“玄学”处落地于具体的文化传播现象；传播学也可以借助符号学的丰富理论提升学理性。受美国新闻传播学传统的影响，当前我国传播学过多倚重社会学方法，故而学界有观点认为，传播学应归属于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且暂时搁置这个争议，仅就传播内容而言——其作为“符号”构成的“文本”，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属性”。作为研究“意义”的学问，符号学研究可与社会学方法互为补充，为传播学提供基础理论。
从当今传媒文化发展的现实来看，传播学与符号学对彼此的需求更加迫切。人类正在经历由互联网引发的传媒第三次突变，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正在从“信......

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被奉为圭臬的信条正在因其导致的诸种后果而被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反思。面对全球关切的生态问题，人文学科迫切需要解释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共同与差异，阐发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符号学被认为步入了“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新阶段，其发展伴随着三种转向——生物转向、伦理转向、认知转向。在此背景下，本书作为生物符号学领域的代表著作，以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为基础，对作为文化和自然世界的“环境界”中符码、伦理的产生进行了深入探讨。

保罗·柯布利
（PAUL COBLEY）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艺术与创意产业学院副院长，世界著名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国际生物符号学协会秘书长，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符号学研究中心高级学术顾问，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讲座教授，Social Semiotics (SSCI)联合主编，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副主编，以及Chinese Semiotic Studies、Semiotica等20多家国际著名期刊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符号学、叙述学、语言与媒体传播；出版专著5部、编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译者简介
胡易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四川大学文科综合实验教学国家级示范中心副主任，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传播数字融合省重点文科实验室副主任，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人才项目青年学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符号学、数字人文与融合出版、品牌战略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课题“‘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等国家级课题5项，主编“传播符号学书系·国际视野”、副主编“中国符号学书丛”等，出版专著、译著、编著10余部。

孙少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导言／1
第一章生物符号学时代／8
第二章符号学与生物符号学／30
第三章种类区分，还是程度差异？／46
第四章自然主体／67
第五章伦理的非自愿性／87
第六章自然与文化中的符码和解释／104
第七章自由，抑制和约束／125
第八章人文学科的自然性／145
总结／167
参考文献／172
附录术语表／183

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被奉为圭臬的信条正在因其导致的诸种后果而被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反思。面对全球关切的生态问题，人文学科迫切需要解释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共同与差异，阐发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符号学被认为步入了“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新阶段，其发展伴随着三种转向——生物转向、伦理转向、认知转向。在此背景下，本书作为生物符号学领域的代表著作，以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为基础，对作为文化和自然世界的“环境界”中符码、伦理的产生进行了深入探讨。

保罗·柯布利
（PAUL COBLEY）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艺术与创意产业学院副院长，世界著名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国际生物符号学协会秘书长，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符号学研究中心高级学术顾问，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讲座教授，Social Semiotics (SSCI)联合主编，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副主编，以及Chinese Semiotic Studies、Semiotica等20多家国际著名期刊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符号学、叙述学、语言与媒体传播；出版专著5部、编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译者简介
胡易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四川大学文科综合实验教学国家级示范中心副主任，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传播数字融合省重点文科实验室副主任，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人才项目青年学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符号学、数字人文与融合出版、品牌战略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课题“‘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等国家级课题5项，主编“传播符号学书系·国际视野”、副主编“中国符号学书丛”等，出版专著、译著、编著10余部。

孙少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