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王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

引言
1947年2月25日，盟军柏林占领当局的代表签署法令，废除了普鲁士的国家地位。自此以后，普鲁士彻底地成了历史。
普鲁士这个自成立之初便成为德意志军国主义、反动思潮传播者的国家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和平、守护各民族的安全，为了确保德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管制委员会决定颁布如下法令：
条款一
普鲁士、其中央政府及其所有附属机构自即日起全部废除。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第46号法令绝不仅仅是一道行政命令，因为占领当局把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抹去的做法同时也相当于对普鲁士做出裁决，为其盖棺论定。普鲁士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不同，并不是一片普通的德国领土，而是为祸欧洲的德意志弊病的发端之地，是导致德国偏离和平发展道路、放弃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1943年9月21日，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言，指出“普鲁士是德国的核心，是反复出现的疫病的根源”。所以说，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把普鲁士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抹去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普鲁士的历史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压在生者心头。
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局让处理本书的主题压力重重。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史家对普鲁士历史的描述大都相当正面。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大唱赞歌，宣称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不仅是理性行政的实施者、进步的推动者，也是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国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该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1871年成立的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民族国家是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历史演变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最佳结果。
1945年后，纳粹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已把德国的历史笼罩在阴影之下，这种用正面的眼光评判普鲁士历史的观点渐渐失去了市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指出，纳粹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急性症状”；就心态而论，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做出选择，成为普鲁士人”。一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步入现代之后，德国的历史没能走上“正常”（如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道路，没能进入相对自由、纷扰较少的政治成熟期。这种观点指出，法国、英国、尼德兰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将旧精英和旧政治制度的权力一扫而空，而德国则从来都没有发生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取而代之的是，德国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在道路的终点迎来了长达12年的纳粹独裁统治。
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中，普鲁士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纵观德意志诸国，普鲁士看起来正是“特殊道路”的种种典型症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那个国家。在所有这些症状中，当数容克地主阶层屹立不倒的权势最为突出。容克地主是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地主，他们长期把持普鲁士的军政大权，在乡村地区一手遮天，在欧洲经历了革命浪潮的洗礼之后，他们的主宰地位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对普鲁士，还是进而对德国来说，这一弊端造成的后果似乎都是灾难性的：普鲁士和德国出现了反自由的、没有包容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比起法律赋予的权利，更加尊重强权的倾向，建立了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军国主义传统。几乎所有分析德国走上“特殊道路”原因的见解都把失衡的或者说“不完全的”现代化进程视为症结所在，认为在德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没能跟上步伐，被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增长落在了后边。根据这种解读，普鲁士是德国及欧洲现代历史的万恶之源。普鲁士把本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强加于刚刚诞生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扼杀了德国南部更加自由的政治文化，令其彻底边缘化，从而为之后的政治极端主义和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普鲁士对威权主义的推崇、对强权充满奴性的顺从，为民主制度挖掘了坟墓，为独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地基。
上述范式转移的历史见解转变引起了那些想要为普鲁士这个已经被废除的国家正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生活在联邦德国，政治取向十有八九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如数家珍，列举了普鲁士取得的成就——清正廉洁的公务员体系；对宗教少数派的包容态度；一部广受称赞，引得德意志诸国争相效仿的法典（1794年颁布）；（19世纪时）在欧洲鹤立鸡群的识字率；效率极高，堪称范式的官僚体系。他们提醒人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普鲁士启蒙运动。他们着重指出，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会转变重组，重获新生。“特殊道路”范式着重指出普鲁士人在政治上充满奴性，对强权卑躬屈膝，他们则反对此说，强调普鲁士历史上的那些值得回顾的反抗强权的事迹，尤其是对1944年7月时，普鲁士军官在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大书特书。在他们的笔下，普鲁士并非十全十美，却仍然与纳粹创建的种族主义国家截然不同。
只要试图理解普鲁士的历史，就肯定无法完全避开上述争议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评价普鲁士的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普鲁士在德国20世纪灾难连连的历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希特勒夺取权力这件事当作唯一的切入点来解读普鲁士的历史（实际上，无论分析哪个德意志邦国的历史都是如此），这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普鲁士的历史，好似完成任务一样，颂扬光明面，痛斥阴暗面。当代的历史讨论（还有一部分专业的史学著作）充斥着对普鲁士历史两极分化的评判，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不仅过分简化了原本极其复杂的普鲁士历史，还会把普鲁士的历史压缩成一套证明德国人有罪的民族目的论。只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普鲁士在成为德国的邦国之前，早就已经成了一个欧洲国家。在这里，我要提前摆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德国并没有成就普鲁士，反倒是导致普鲁士走向毁灭的祸根。
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把普鲁士的历史记录分成善恶两类，没有拿出天平，称一下普鲁士的历史到底是善多一点，还是恶多一点。同样，我也不会宣称自己外推出了“经验教训”，不会给出道德上、政治上的建议，去指点现在及未来的读者。翻开本书之后，各位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普鲁士与某些痛恨普鲁士的学者笔下的普鲁士十分不同，不是一个好似白蚁巢一样等级森严、冷酷无情、嗜血好战的国家，但书中同样也不会出现亲普鲁士的学者笔下好似围坐在炉火周围，回顾美好的往昔一般，对普鲁士的历史太过温情的记述。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剑桥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在记述普鲁士的历史的时候，不会感到自己肩负着某种义务（或受到了某种诱惑），既不需要扼腕叹息，也不必歌功颂德。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探究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成就了普鲁士，之后又让普鲁士走向毁灭。
近年来，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它强调民族和国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难以确定的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和国家是有人设计、有人建造的“大厦”，而修建大厦的砖瓦则是在意志的火焰中“烧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10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像普鲁士那样，如此让人信服地证明这一观点：普鲁士是一个由七零八落的领土组成的国家，既没有天然的边界线，又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统饮食。此外，普鲁士时不时地对外扩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收了新的人口，即便经历了困难重重的同化过程，这部分人口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对普鲁士的忠诚感，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领土分散、文化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困难。把生活在普鲁士境内的居民塑造成“普鲁士人”是一个缓慢而又一波三折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国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必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国家蓬勃崛起的历史。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约400年前是由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连贯的文化，各组成部分缺乏认同感。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普鲁士奋发踔厉，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灵活的外交手段、精锐的新式军队，从一个贫穷、被忽视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欧洲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本书追溯了普鲁士参与欧洲大陆的宗教冲突和政治竞争的历史：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启蒙运动到拿破仑的毁灭性征服，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一切对动荡的20世纪的影响。
普鲁士曾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大战的祸根，克拉克却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命运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人们常常忘记，普鲁士也曾是欧洲人文传统的典范，它拥有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宗教宽容传统，被认为肩负着引领德意志统一和富强的使命。《钢铁王国》是一部关于普鲁士在现代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权威性著作，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用细腻的笔触、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考及全面的审视，讲述了这个国家和霍亨索伦王朝300余年迷人而跌宕起伏的故事。

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在2007年出版的《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他也因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 2015年，克拉克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欧洲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还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革命之春：为新世界而战，1848—1849》《时间与权力》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推荐序
引 言
勃兰登堡 - 普鲁士的历史
第 一 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第 二 章 毁灭
第 三 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第 四 章 王权
第 五 章 新教
第 六 章 乡土势力
第 七 章 逐鹿欧洲
第 八 章 敢于求知！
第 九 章 傲慢与报应：1789—1806
第 十 章 官僚创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钢铁时代
第十二章 上帝的历史征途
第十三章 事态升级
第十四章 普鲁士革命的辉煌与苦难
第十五章 四场战争
第十六章 并入德意志
第十七章 落幕
致 谢
注 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国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必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国家蓬勃崛起的历史。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约400年前是由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连贯的文化，各组成部分缺乏认同感。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普鲁士奋发踔厉，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灵活的外交手段、精锐的新式军队，从一个贫穷、被忽视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欧洲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本书追溯了普鲁士参与欧洲大陆的宗教冲突和政治竞争的历史：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启蒙运动到拿破仑的毁灭性征服，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一切对动荡的20世纪的影响。
普鲁士曾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大战的祸根，克拉克却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命运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人们常常忘记，普鲁士也曾是欧洲人文传统的典范，它拥有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宗教宽容传统，被认为肩负着引领德意志统一和富强的使命。《钢铁王国》是一部关于普鲁士在现代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权威性著作，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用细腻的笔触、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考及全面的审视，讲述了这个国家和霍亨索伦王朝300余年迷人而跌宕起伏的故事。

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在2007年出版的《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他也因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 2015年，克拉克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欧洲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还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革命之春：为新世界而战，1848—1849》《时间与权力》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德意志的召唤
1848年是属于民族主义者的一年。纵观欧洲，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全都与民族主义诉求纠缠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就好像流行病一样大肆传播。1847年，瑞士的自由派击败了保守的独立联盟，不仅为第一次瑞士联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同样也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在南德意志诸国，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成立了志愿旅，与信奉新教的瑞士诸邦并肩作战。意大利的革命民族主义反过来又激发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诉求，而由于克罗地亚人没有统一的文学语言，所以总部设在杜布罗夫尼克、使用意大利语刊文的期刊《奇遇》（L’Avventura）便成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舆论阵地。此外，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促进了捷克人的爱国主义运动。民族主义理念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让欧洲各国的国民变得对其他欧洲民族的民族主义诉求感同身受。在德意志诸国、法国、英国，自由派成了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的狂热支持者。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为一股潜在的激进力量，其原因有二。第一，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激进派一样，也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发声，并不是君权的代言人。在自由派看来，“人民”是由受过教育、有能力纳税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人民”标志着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定义的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近亲。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的涵盖范围十分有限，支持者不仅全都是受过教育的富人，还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精英，所以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反倒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包容性。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把属于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都包含在内——至少在理论上的确如此。就这一点而论，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中期时激进派的民主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许多德意志的激进派之所以会变成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其内在原因，并非出于偶然。第二，民族主义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原因是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想要让民族主义的愿景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政治地图必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想要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联合体，独立建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爱国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极其不满；波兰人做着复国的美梦，想要让祖国恢复1772年时的版图——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竟然提出了让普鲁士“归还”波美拉尼亚的要求。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则梦想着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枷锁。
民族主义一方面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会在政治上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又能起到推动德意志诸国一体化进程的作用，原因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了认为德意志诸国原本是一个统一的祖国的假说，其目标是让四分五裂的祖国天下一统。至于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到底会采取何种具体的国家形式，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全新的德意志将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协调国家与诸多传统君主国各自拥有的权利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呢？到底应当把多大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在这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领导者的角色到底是应当由奥地利人扮演，还是应当由普鲁士人承担？这个新国家的国境线应当如何划定？1848年的革命爆发后，上述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引发了不知多少争议与辩论。德意志诸国的首相官署、立法机构全都讨论了上述民族问题，但这场辩论的主会场是1848年4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开幕的国民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德意志诸国以全国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为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起草宪法。议会大厅是一座椭圆形的圆顶建筑，其内部装饰精美，墙面上不仅挂有代表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还在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由画家菲利普·法伊特创作的巨幅画作《日耳曼尼亚》（Germania）。《日耳曼尼亚》悬挂在议会主厅管风琴楼厢的正前方，是一幅意义深远的寓言油画。画作的主角是一位头戴橡树叶头冠的女性，她肃然伫立，脚边是一副砸碎了的枷锁，而她身后则是一轮光芒万丈的旭日，照亮了代表德意志的三色旗。
在面对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国家的计划时，普政府的态度必然是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者在原则上挑战了德意志诸国割据一方的君主手中的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政府肯定会把他们视为一股具有颠覆性的危险力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政府之所以会发起打击“煽动者”的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把民族主义者等同于颠覆势力的逻辑思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有利于柏林当局的权力政治利益，普政府在原则上就不会反对那些有可能令德意志诸国的政治机构变得更紧密、更具凝聚性的措施。普政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做出了支持德意志关税同盟、支持德意志邦联建立更为强大的国防机构的决定。与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相比，到了1840年代的时候，普政府如果想要一以贯之，继续实施这种以加强德意志诸国间凝聚力为手段来为本国获得更多利益的政策，就必须在应对民族主义的时候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如果能够诱导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民族主义势力与普鲁士的国家机构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那么民族主义热情就有可能转变成一股值得培养和利用的力量。当然，想要让这一套政策取得成果，就必须首先说服相关的民族主义者，让他们认为普鲁士的利益与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1840年代的十年间，认为应当在普鲁士的政府当局与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起盟友关系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无论是在1840—1841年的战争危机留下的余波中，还是在1846年，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这两块民族成分复杂且与丹麦接壤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引发危机的时候，德意志诸国的温和自由派全都越来越依靠普鲁士，认为德意志邦联的国防机构很不成熟，必须由普鲁士作为代理人来维护邦联的利益。1843年，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必须成为德意志的领头羊”，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柏林当局应当首先完成宪政改革。《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于1847年5月创刊，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该报毫不隐讳地提出，应当利用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而这样一套政策成形的前提条件则是，普鲁士的国家当局必须与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盟友关系。
在1848年3月，即革命刚刚爆发的那段时间，普鲁士国王在应对革命造成的乱局时所采用策略的一大特点是，请求民众考虑民族大义。3月21日上午，也就是起义爆发、军队被迫撤出首都的两天后，弗里德里希·威廉授权政府印发海报，向民众发布了一段好似神谕一般的宣言：
今天，一段全新的、光荣的历史在你们的面前展开了画卷！从此往后，你们又成了一个统一的伟大民族，一个屹立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大而自由的民族！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相信你们肯定会像英雄一样支持民族统一的事业，相信你们的精神已经重获新生——他决定领导这场救赎德意志民族的运动。今天，你们将会看到他骑着骏马、高举着代表德意志的伟大旗帜来到你们中间。
弗里德里希·威廉说到做到，在当天中午的时候出现在了民众的面前。他戴着三色袖章（某些记录宣称他腰间系着一条黑、红、金的三色腰带），身后跟着一个高举德意志三色旗的柏林射击俱乐部成员。国王率领游行队伍，漫步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德意志民族成了街头巷尾的议题，场面好不奇怪。沿途的学生高呼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德意志帝国的新皇帝，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时不时地停下游行队伍的脚步，向围观群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局势目前的发展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为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弗里德里希·威廉当天晚上命人在王宫的圆顶上升起了一面红、黑、金的三色旗。他向陆军大臣签发了内阁令，这道命令表示，考虑到今后国王将会全身心地致力于解决“德意志问题”，而普鲁士则将会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国王希望普军士兵的军帽上“除了要有普鲁士的徽记，也要有德意志的徽记”。
最令人吃惊的是，3月21日晚，弗里德里希·威廉发表了一份题为《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的宣言。宣言首先回顾了1813年的那段危机四伏的日子，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普鲁士和德意志从耻辱中拯救了出来”，之后又提出，在现在的这场危机中，德意志诸国的君主必须在统一的领导下共同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挑起了领导者的重担……我的人民不惧危险，一定不会弃我于不顾，德意志诸国一定会本着信任的精神加入我领导的行列。今天，我举起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