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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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尽管战略的范畴仅限于战争，但大战略却着眼于战后的和平，超越了战争。    ——B. H. 利德尔· 哈特（此处注释见原书）
    了解恐怖主义是怎样终结的，是有效应对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战略所必须迈出的步。我们在危机中学到，分析战争的结束至少与剖析战争的起因同等重要。同样，终结恐怖主义组织的过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 去洞察哪些战略在终结恐怖主义方面获得了成功，哪些战略遭到了失败，以及为何如此。因此，关于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斗争的重要问题不应是“我们要怎么做？”，而应是“它将如何终结？”此外，结合头脑中学到的经典杠杆战略，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不应是“下一次袭击何时发生？”，而应是“袭击发生后我们该怎么办？”    思考恐怖主义如何终结, 不能降低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性。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再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甚至要考虑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或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性。但考察恐怖主义活动是如何真正终结的，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机会去消除我们自身的战略短视——这种短视正牵扯着西方大量的反恐工作精力，确保在可怕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不再反应迟钝或反应过度，避免以情绪化的政策去应对恐怖主义；而任何情绪化的政策往往只会在战术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在战略上却是不明智的。对恐怖主义行将终结后阶段进行的思考，是能让我们领悟应对恐怖主义战略之法的途径，如此才能避免出现行动/反应上的失能，赢得先机，进而（也是重要的）去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让威胁重新变成一个易于管控的麻烦。除非将自己从进攻和反攻的心理定式中解脱出来，并确定我们想要的结果，否则美国及其盟友将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更加有效的战略，去应对“基地”组织制造的威胁。    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如何灭亡的历史记载，对于我们研究当代恐怖主义灭亡的模式和前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本书旨在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来洞察恐怖主义是怎样终结的，以便后来的学者和实践者能在这一架构之上继续构建。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填补业已裂开的理论鸿沟，补充一些可获取的文献；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涵盖了特定组织、地区性分析、意识形态动机，以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其他方面，如原因、武器、战术、技术和目标。本书希望能为反恐战略的缔造夯实更加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在论述中，本书对复杂的历史作了必要的简化，用精简的案例对（恐怖主义组织）不同的衰亡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答案。本书也搭建了一个分析恐怖主义组织通往终结之路的逻辑框架，从而超越了大量详尽的反恐个案研究，也超越了资料集——目前可供研究的（但一般没什么人看的）资料集，即本书是一项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以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通过对恐怖主义活动后阶段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能够强化我们客观思考的能力，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在未来让恐怖主义的效能降至。聚焦于恐怖主义如何终结这一主题，是避免受其操纵的好途径。    有能量才有动力。恐怖分子从它们强大的对手那里汲取活动能量。任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了解对手的基础之上，但在恐怖主义的案例中，集中了解恐怖分子是如何通过斗争获得他们的力量、动力以及合法性的，也同等重要。与历史上无数次恐怖袭击发生后一样，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犯的致命的错误在于过度反应，以及将恐怖主义活动看成是传统军事斗争的一部分，以便使用残酷的武力让敌人屈膝投降。正如我们所见，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经典杠杆战略都是从国家的行动中获取力量，利用国家所运用的武力间接地伤害其使用者——国家。过度动用执法力量予以镇压同样也会为恐怖主义制造动力：将这一挑战当成是在执法队伍与武装力量之间找到一个适度平衡的问题，意味着主要在诉说我们当前不甚合理的官僚体系和理论模型，而不是探究21世纪反恐战略的有效性。民族国家的对内（法律）权威和对外（战略）权威正处于发展演进之中；（恐怖主义）操纵民族国家的手段同样正处于发展演进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们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权势和政府应摆在什么位置。    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战术，目标是从更加强大一方的身上找出“盔甲”间的缝隙。恐怖分子在面对国家权势时，会想尽办法撬开当前国家形态中的缺陷、裂缝、瑕疵及弱点，并将其放大，以此让自己的影响化。这就是今天恐怖主义的危险之处。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的重演，它能让我们洞悉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    恐怖主义与它出现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包括地区环境和全球环境两个维度。恐怖主义组织的战略，与战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性质演进之间始终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一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这种关系终却使得无赖的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相对优势。在21世纪，恐怖主义一方面通过削弱国家保护其人民的能力来破坏国家的国内法律权威，另一方面通过削弱国家有效发动战争的能力来破坏国家的对外战略能力，从而使其得以威胁国家的统一及其价值。不明智的、自伤式的反击只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冷静地分析恐怖主义组织用来损害国家权威，以及用以达成它们目标的那些由来已久的战略。    现代恐怖主义一直在考验国家的合法性并将继续这样做下去。19世纪的恐怖袭击信奉挑衅战略，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敢于考验那些陈腐的独裁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当时正在发生的转型包括民族自决和普选所产生的广泛力量。在激起国家过度反应的过程中，诸如“人民意志”及其继承者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在推动这类国家政权非法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胁迫战略适合于20世纪中期，因为它与当时以领土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好地结合了起来。面对胁迫理论指导下的恐怖主义，欧洲国家纷纷从其殖民地撤离，在那里它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早已式微，而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合法性的逐渐消散，当地的组织也从恐怖主义发展为叛乱乃至寻求国家独立。分化是20 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核心，这一特征在20世纪末伴随着恐怖袭击再度出现，而这些袭击无不沿着人种、宗教、部落、语言或种族的分界线进行。在反对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分化的运用效果极佳，它主要是为了塑造或保持一种认同感而进行斗争，并通过从内部腐蚀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去否定国家对不同族群实施管辖的合法性。内战已经替代了贯穿整个20 世纪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传统斗争。那些成熟的民族国家对分化更具有免疫力，这也是为何分化战略目前只在那些民族国家形态仍不稳固的发展中国家才经常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