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社研究

清代诗社研究，主要包括集会、唱和两个方面。唱和所得诗歌创作，是文学研究的重点。遵循这个原则，基于结社事实的考据工作，笔者将存有社诗总集或社诗作品的一类诗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了集会活动和诗歌创作，社长及诗人群体具有一定的结社自觉，他们的政治思想、诗学观念、生活方式等也是诗社的宗旨所在。因此，社诗总集、社诗作品和结社主体，成为诗社研究不容忽视的三个部分。清代诗社的数量非常丰富，且更趋类型化。消寒会、耆老会等都是类型诗社，产生时代较早，并在清代达到成熟的状态。从历时视角即结社史的纵向维度出发，清代诗社的结社方式在不同阶段的差距不大。但是，它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深刻影响集会唱和方式及社诗作品的文本呈现。诗社规约、图像等，作为诗社的附属，提供了全面认识社事发生、发展的一些依据。本书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一章“清代诗社的社诗总集”，立足于现存社诗总集，全面探讨结社方式的多样性。《月泉吟社》作为元初著名的社诗总集，对清代社诗总集的编纂及体例具有深远的影响。社诗总集在内容与形态方面的特征反映出了清代集会唱和的多样性，如诗人组织与官府创设、文本约定与口头约定、一次与多次集会等不同结社方式。本章又着重围绕清代社诗总集的代表《红犀馆诗课》，探讨其文本形态，以及社集在反映集会进程、结社主体和创作倾向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同声集，是清代诗歌总集的重要类型。其中，同声社和同声社集相得益彰，构成同声唱和现象。胡风丹所编三部同声集，卷轶丰富，形态完备，是清代同声社达到鼎盛的标志。这些社诗总集的逐步编纂，在诗人群体唱和行为诗社化的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第二章“清代诗社的结社主体”，以诗人群体为中心，分别探讨遗民诗社、女性诗社、八旗诗社和土夫诗社等具体类型。遗民诗社通常具有政治抗争性，所存留的社诗作品不多，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而日渐消亡。本章以“蕉园诗社”和“清溪诗社”作为清代女性诗社的要例，发掘其集会唱和的闺阁本色，进而分析女性结社的内外动因。女性诗歌总集多合刻现象，同时也决定了社诗总集的形态。八旗诗社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具有集会消寒的传统。这类诗人群体的命运和统治阶层相关，结社成为谋求仕进的手段，多倡导试帖诗创作。士夫诗社以宣南诗社为典型，嘉道之际北京的结社之风影响全国社事的开展。第三章“清代诗社的特殊类型”，主要探讨消寒会、消夏会和耆老会的结社方式。本章以消寒社诗总集为基础，梳理清代具体诗人所结消寒会，分析消寒会不同于一般诗社的集会唱和方式。消夏会既有模仿消寒会的成分，又和消寒会交替举行，彼此参照。“香山九老会”“洛阳耆英会”对后世影响深远，其集会形式、创作体裁、乐天精神等都是清代耆老会效仿的典范。有赖于结社传统、结社经验和结社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耆老会在清代得到高度发展，同时促进了社诗总集的编纂。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结社有其渊源和发展历程，基于“并称”与“结社”的合力而呈现紧密的内在联系，耆老会促进诗人并称群体的定型和地域文学传统的延续。第四章“清代诗社的地域分布”，包括“粤社及岭南诗派复兴”“浙社及诗家名流提唱”“吴社及环太湖诗社群”等若干部分。广东涌现大量的社诗总集，并且形成“南园”“西园”诗社系列，体现了地域文化对诗社的全面影响。浙江各地的结社盛况，则有赖于厉鹗、杭世骏、商盘、朱彝尊等著名诗人的提唱行为。江苏社事极其繁荣，苏州、常州、南京和扬州等地均有丰富的社集活动，早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