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第二章 理论硬核与社会理论的形成32
节 理论硬核及其构成33
第二节 背景、实践与文化体41
第三节 文化与理论硬核的形上元51
结语59

第三章 文化与理论创新66
节 形上元与原创性理论66
第二节 文化：理论创新的智识资源70
第三节 社会理论：从本原特殊性到有限普适性79
结语90

第四章 个体理性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97
节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范式趋同100
第二节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相向而行112
第三节 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理论的跨大西洋汇融125
结语132

第二部分 关系与关系性
第五章 关系构成的世界143
节 关系与人的关系143
第二节 关系者：关系中的行为体161
第三节 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185
结语193

第六章 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201
节 形式逻辑与类属性思维203
第二节 黑格尔辩证法与对抗性冲突207
第三节 中庸辩证法与互涵性和谐219
结语242

第七章 关系性逻辑254
节 理性逻辑255
第二节 实践性逻辑259
第三节 关系性逻辑267
第四节 关系的经营与管理286
结语296

第三部分 权力·合作·治理
第八章 关系与权力305
节 关系即权力：权力分类与关系性权力307
第二节 权力基础：作为资源的权力316
第三节 权力即关系：作为关系的权力337
第四节 双向权力关系：权力交换与交换机制345
结语358

第九章 关系与合作365
节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合作叙事366
第二节 关系性合作377
第三节 亲缘困境391
结语394

第十章 关系与治理401
节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方式402
第二节 规则治理：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模式406
第三节 关系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的理性探索416
第四节 关系治理：中国哲学文化视野下的社会观照422
第五节 规则与关系：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433
结语438

参考文献448
索引483
后记497

丛书总序
 当今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和生产能力在带来繁荣与奇迹之后，正在经历成功所伴生的挑战。全球化进程依然不折不挠地向前推进，但已遭逢挫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总体和平虽能维持，显然也面临着不只是擦枪走火的严重威胁。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治理模式在不断获得更新改造的同时，明显地要为满足人们的各种诉求而付出进一步的艰巨努力。
 激荡着当今世界变迁的，远不止当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利益诉求和观念纷争，而且，还来自长时段的各种因素重现于世。远比人类存在更为悠久的地理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条件的差异，正在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动因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各民族魂牵梦绕的文明因素，正在大步进入国际政治为敏感的争议领域。同时，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的气候条件也直截了当地成为国际政治紧迫的工作目标。这些状况，使得当代国际政治不仅充满盎然新意，而且也始终沉潜与贯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世代共生的丰厚积淀。
 如果说，几十年前人们的求索目标，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背后，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今天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究竟以怎样的思想原则、怎样的路径方法，包括怎样的心理和交往态度，来探求被称为国际政治研究的这一知识和认知领域。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问题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门类，但是，对于这一新兴门类的各方面需求之急迫、这一门类自身学科发展与演进的节奏之迅速、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往互动之频繁和深入，足以令世人叹为观止。甚至，有关未来国际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讨论与辩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几乎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经常的主题。
 正因为年轻，恰恰给予国际政治学科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从已有的各门学科中博采众长。纵观国际政治学科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本身历史悠长的人文学科，还是刚刚形成规模的社会学科，都给予国际政治这一后起门类以无数滋养和正反面的教益。从今天来看，无论是来自古希腊史的“修昔底德陷阱”争议，还是带有20世纪系统结构理论中的“单极”“两极”“多极”等极化现象的描述，都有来自各门人文社会学科投射的痕迹。令人欣慰的是，世纪之交以来，一个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科借鉴进程，正围绕着国际研究学科的成长而展开。不光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国际研究的紧密交织，而且，来自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尤其是全球史、文明史、思想史、民族与人类学研究等诸多门类正在进一步把国际现象作为自己的探索研究对象。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国际研究客体与各门学科研究对象被相互分离的现状，因为这个世界早已被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国际政治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背景这一与生俱来的特性，可能会始终伴随这一学科继续前行的步履。
 国际研究学科自身的开放特性，使其也受到来自既是学科多源，同时也是相关的社会利益与观念偏好的多元、多样特性的必不可免的影响。如果说，数千年来人文学科的演进尚且难以规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背景与意愿的影响，那么，与近现代欧美社会，特别是与19世纪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现代社会科学形成过程，更是难以避免其成长环境与其学科内容与原则的内在关联性。而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尤其体现这一特征。正当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利益与观念之争越来越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利益与观念之争、学派之争、方法论之争，很可能使得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也硝烟弥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尤其作为直接与国家利益、国家对外政策，乃至与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相关联的一个知识与认知门类，国际政治研究承担着处理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当下与长远、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等相互之间关系的智识供应的重大责任。在此背景下，如何区分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如何取舍普遍性要义与被无端添加的各类局部性偏好与利益，对于构建国际政治学科而言，乃是一个艰巨而持续的考验。
 当代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充满着进取与反思精神的研究领域。这一现象，既体现于学派争议之间、学派思潮更替的内部，也反映来自不同国别和文明背景之下的理论与学术的创新竞争。从前者来看，尤其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理论各大流派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基本思想原则的激烈争议，而且，经常可见与时俱进的演进。包括各个思想流派的内部在维护各自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时有革故更新。这样一种从思想原则到基本认知规则与方法的学术辩论，既内在深入，又全面广泛，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掘的学术演进历程。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出现过不少与现实的欧美政治取向与战略政策并不一致、甚至保持尖锐批评态度的理论学说和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研究并非仅仅寻求克敌制胜之术，而是通晓天下各家之说，知己知彼，寻求互赢共存之道。由此看来，先从思想理论切入，乃是未来国家间政治的必经之道。
 考察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与文明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出现了若干重要变化。冷战终结前后，很多新兴国家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对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热潮，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播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极其广泛的现象。世纪之交开始，首先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内部，出现了对于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既来自局部又有整体性的反思。而在此之前，大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学派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欧美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批判性和规范性的总结与反思。与此同时，非欧美国家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也在深入推进，出现了不少带有新兴国家和非欧美文明的本土特色的理论创新之作。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本身的变化加快，国际研究领域的学术与理论推进也是层峦叠起，创新不断。无论是对传统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史的重新界说，还是对曾经流行于世的国际理论的重新阐发，一个深入探究、重新构建的热潮正在跃跃欲试。
 如果把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社会学过程来加以观察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起源、发展、反思和创新的过程几乎与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本身的起落，是同步行进的。总体上说，国际政治学科本身的出现要落后于一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历史悠久的人文研究。这可能与20世纪之前国际社会本身成熟、发展，包括受到全球性巨大变故冲击的程度有关。当代国际研究，特别是理论性研究的崛起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阶段，这与美苏对抗与美国称霸的时局密切关联。 其间若干流派的涌现，如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出现，与经济政治危机状态下西方社会的自身反思有关。实证统计表明，建构主义思潮的崛起、乃至替代新自由主义学派而风行各国，是与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冷战终结前后更为广泛而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思潮变迁相互联系的。而近年来，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的对于既有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照与总结，对现有思想成果的吸收与批评，结合现状所做的理论与学术创新，显然与这一时段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
 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无可推卸地承担着推进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责任。与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创建时期诸子百家对于当时背景下的世界秩序和对外交往的思考相比，与百多年来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世界大国地位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卓绝努力相比，与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甘愿承受中国的国际理论研究落后于人而长期不被改变的现状。固然，思想与理论构建对于任何一方的学术专家而言，都非易事。尤其在信息社会，有时连“后真相”“后事实”的局面尚难以改变，何况经常处于纷争与对立状态下的思想与理论思辨。然而，反观人类思想演进的任何一次重大进步，哪一次不是在极其艰难困厄的条件之下，千寻百觅、上下求索之后，方得真经。
 26年前，为建构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界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本丛书应运而生，先后出版了几十种著作，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26年后，我们更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处于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作出新的贡献。
 生逢变世，凡智识者，不能不闻道而立言；凡欲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者，不能不明理而立志。以上所言，乃本丛书所邀同仁相约共推此举之宗旨。

冯绍雷、陈昕2021年3月29日

 小时候，父亲带我爬泰山。到了十八盘，我们停下来休息，父亲让我背诵苏轼的名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父亲告诉我，苏轼讲的是庐山，泰山也是一样。从不同角度看上去，泰山就会呈现不同的模样。泰山是同一座泰山，而横看侧看、远观近观，却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只会看到泰山的一种姿态。我们站在这十八盘，看到的是泰山的一副样子，却看不到泰山的其他模样，也看不到泰山的全貌，因为我们自己站在泰山之中，是从泰山之中观泰山。 
 苏轼诗中蕴含的道理，对于社会研究和社会研究人员也是适用的。每个社会研究者都是从社会之中来观察社会的，每一次观察都是一个特定视角的观察。可能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图像，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似乎是无法察其全貌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观察视角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一个视角所观察到的东西，是其他视角观察不到的；这个视角所见所察，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图像，引向一个全新的意象。一个全新的意象意味着创新。
 文化为观察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为理解和诠释事实提供了不同的图式。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背景知识。诚然，不同文化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为所有文化中的成员首先都是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观察者有了不同的视角，得以从不同侧面去观察社会事实。正如苏轼诗中所言，同样是一座山，一个观察者从一个角度去看，看到的是陡峭的山峰，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到的则是延绵的山岭。山依然是山，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观察者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文化是一个无限宝藏，多种文化是多种无限的宝藏，为人们观察大千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视角，也因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思想驰骋和理论创新的无限可能。
 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世界上有着许多社会，这些社会也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比如权力、权威、制度、规范、规则在每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即便是原始的社会，也有这些基本的要素。否则，社会就无从谈起。但是，怎样认知这些要素、怎样理解这些要素、甚至怎样建构这些要素，不同社会却有着不同的方式。并且，这样的认知、理解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或是文化体的背景知识。文化体的背景知识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和实践过程中生发、形成、积淀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成为这个文化体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这个文化体的定义性要素，塑造文化体成员的思维、行为、言语和表述。因此，世界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文化体成员对社会事实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与其说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不同视角的问题。
 我将文化界定为共同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将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之中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以为，这两种知识是一体两面、互存互涵、相辅相成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学派（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pproach）认为，社会理论建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表象知识偏见，强调表象知识的重要意义，忽视背景知识的根本性存在。这在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表象知识，比如理论，长期以来好像是具有显著性意义的知识，背景知识似乎也被完全忽略不计。但是，实践学派的学者在另一个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谬误，因为他们将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误导。
 表象知识是深嵌于背景知识中的人所生产出来的。学者生产表象知识，但学者首先是实践共同体的成员，长期浸沁于这个共同体的背景知识之中。表象活动是一种实践，与工人生产和外交官从事外交，在实践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生产知识、创造理论是实践活动，反映的是表象知识生产者深嵌于其内的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所说，背景知识是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非意图和前意图能力，所以，表象知识是从背景知识中生发出来的。据此，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是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知识生产者不可能凭空臆造知识，他所生产的知识必然是与他生长于其中的背景知识密切关联的。背景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是表象知识生发的土壤；同时，表象知识所表征的、所显现的和所强化的也正是背景知识中的重要内涵，并且会反过来影响背景知识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立、非互斥的相互依存，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体两面。
 基于文明的文化为观察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意义视角。两个文化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就越是可能提供不同的观察和诠释视角。这是因为两个物理距离较远的文化体比较可能在背景知识方面具有更多的差异。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这些文化背后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物理距离和条件的不同在长时期内导致了文化体背景知识的差异。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共同背景知识，如果不同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存在差异，那就为观察和理解社会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些不同视角为社会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因此，文化资源很可能成为社会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国际关系学科，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从他们的背景知识中发现并提炼重要概念和思想要素，激发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因之创造了有意义的理论。然而，非西方文化作为知识生产的丰饶资源，至今依然大致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本书作者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要学者之一秦亚青。本书借鉴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对世界政治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的重新解释。作者开创了中国建构主义研究的先驱，并发展了这种方法的另一种形式，认为以背景知识定义的文化可以培育社会理论并促进理论创新。在此论点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关系”的概念，将重点从个人参与者转移到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体论考察了关系发展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关系创造了行为者的身份并为其行为提供了动力。这种令人振奋的新概念吸引了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思想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对于那些寻求将东西方的理论方法联系起来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体系的人们而言，将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书借鉴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对世界政治进行了开创性的重新解读。作为中国建构主义研究的先驱，秦亚青教授发展了建构主义的一种变体，他认为用背景知识定义的文化孕育了社会理论，并使理论创新成为可能。基于这一论点，本书提出了“关系”的概念，将焦点从个体行动者转移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体论考察了关系创造行动者身份和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动机的展开过程。这一令人兴奋的新概念吸引了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许多学者，对于那些寻求为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项目搭建东西方桥梁的人来说，本书将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