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 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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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宝良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9787553816463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08元
货号11908898
上书时间2024-12-3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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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目录
城市风景 街市行纪 002 走进胡同 019 城里人与乡巴佬 028 衣食住行 宫样与苏样 038 丰腆精食与粗茶淡饭 078 宫风士韵民用 115 船舫马房 152 礼下庶人 社交礼仪 166 家礼：冠婚丧祭 201 市井民俗 节日与仪式 218 幽默人生 235 大众传播：民谣 247 粉墨登场 260 旅游生活 275 逗闷的乐子 286 从庙堂到江湖 皇冠心态 308 天潢印象 329 太监的生活 347 士绅百态 357 市井众生相 373 人在江湖走 390 妇女面面观 401 飘摇的传统 城市风景线 416 的冲击波 427
主编推荐
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还原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呈现出一个真实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颠覆你对明朝的刻板认知。 近百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展现明朝城市生活美学，还原明朝这个斑斓多彩的黄金时代。 本书既是一部明朝城市生活指南，也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作者陈宝良是明代社会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多部作品被国内外名校为参考用书，学术影响广及海内外。 四色全彩精美印刷，内文采用进口纯质纸，锁线精装。 随书附赠精美签名书签，书签正面印有明代大画家吴彬《岁华纪胜图》，背面为《明南京城复原图》，实用与收藏两相宜。
精彩内容
幽默人生 说到幽默，不妨先引张岱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张岱（字宗子）是明末的散文家，又是天下闻名的“饕餮客”。当张岱六岁时，他的祖父带他到了杭州，正好遇到了当时有名的山人清客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在钱塘县里做游客。眉公对张岱祖父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应声对道：“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听后大笑，起而跃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琅嬛文集》） 张岱的对子灵巧睿智，以谐对庄，一语点破这位眉公先生钱塘之行的目的，使对子大有谐趣。而眉公先生面对这种阵势，处惊不慌，笑而不窘，这是一种容忍别人消遣的雅量，表现了一个幽默家的风度。 其大概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幽默早在奴隶制时代已初露端倪，它具体表现在笑话和寓言这些朴素的文学形式里。中国也不例外。笑话这种形式，虽然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诸著录，但若追溯其源流，战国时期及以后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显然都是这些笑话的滥觞。在古代载籍中，到处隐伏着幽默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天并非独缺幽默，中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情中人，只是将喜怒哀乐隐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自汉魏以降，尤其是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那点自古有的快乐的心灵感受渐被压抑，幽默日渐泯灭。披上一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道袍，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正经得让人不敢亲近，这种儒者风范反而被视作中国人的典范和楷模。一宋明理学泛滥，这一行为准则更是被理学家极为推崇，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幽默的情反被摧残不已。物极必反，明中期以后城居士大夫与城市平民中幽默生活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的新现象。 文人：戏而不谑 明代理学是宋代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理学家们仍然将七情六欲隐藏在理智的外衣之下，通脱的情受到理智的过分压抑，行为拘谨，生活毫无风采。明初的理学家依然恪守传统的人格修养，以矜持的态度傲视一切有趣的生活。他们遵循一种“谨言”的准则，认为“谨言”是治学的夫，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句句是实理”。他们又主张“慎行”，遵守一种端庄的甚可以说是形若土偶的行为准则，以此来存心养气。他们排斥稍具实实情的“戏谑”，认为戏谑会导致气荡心移。（薛瑄《读书录》）显然，在保守的理学家那里，行揖跪拜、饮食言动都有的准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也有的尺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这种角度而言，要从明代理学家那里找到一些幽默的心灵因子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理学家通常与幽默无缘。 幽默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应当具有宏大的雅量。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截然不同。正如“心学”的崛起改变了明代哲学史一样，王氏心学同样也为晚明士大夫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真实情大胆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情从理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讲究真情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主旨。同时，明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对一切事物好“轻遽议论”的态度，所言不乏趣味之谈。 幽默来源于生活。理学家的生活呆板严肃，生活场景极为狭隘，他们那种行若土偶的行为，在成为别人消遣、调侃的对象之外，根本无法成为消遣别人的主体，更不能自我嘲弄。而文人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从生活中追求乐趣，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明代的石中立是这样一位能大胆自我解嘲的人。他官居员外郎之职，曾经随同僚去南御园观看所畜的狮子，守园者告诉他们，这狮子每天能吃到五斤肉。同僚戏言：“给反不如狮子？”中立笑答：“这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园外狼（谐员外郎），怎么能与园中狮子相比？”（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寥寥数语，既是自嘲，又发泄了对明代官俸极低现象的不满。 晚明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场景极为广阔，互相戏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与传统理学家的喜静恶动不同，文人士大夫好动恶静，他们互相交游，时常举行各种文宴，把盏嬉戏。吴门张献翼为人使才好奇，每天都有“闯食者”，于是他故作一谜粘贴于门上，规定“射中许入”。谜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一时没有猜中者。，王穉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浮白斋主人《雅谑·射谜》）张献翼听后大笑。这是士大夫在交游中以射谜互相戏谑。主人别出心裁，出谜难人，客人不但引经据典，而且还幽默风趣，将主人戏弄一番。这种既长知识又别有情趣的射谜，是士大夫幽默生活的特点之一。 人的癖与幽默是密切相关的，其连结点在于格，即在于格间的喜剧。一般说来，只有串上喜剧的癖才带有幽默的意味，才容易被认为幽默，除此之外的数不尽的癖都与幽默无关。古怪癖一旦与喜剧相结合，一般被称作滑稽。在晚明的城居士大夫中，行为滑稽之人比比皆是。例如，顾承学为人放浪不羁，有时候他身着女人的红衫，抹着粉额，荡着桨，唱着吴歌，引人聚观，但他且歌且饮，旁若无人。他有时候在大雪中，坐在大树上，手持酒，自饮自斟，啸歌不休。（宋懋澄《九籥集》）这种古怪癖，再加上外观形态动作的荒唐离奇，固然也产生滑稽热闹的快感，但在这些被正统人士目为“人妖”的扭曲的人格背后，我们还能体味出他们逃避世俗社会的悲怆情感。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很多怪癖的怪人，大多幽默感，有一种超群出众的人格，能自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独自应付任何困苦的窘境，从中自得其乐。 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开放活跃，他们往往从极平凡的生活中显示自己的真情，于是在士大夫中以谈谐为乐成了一时的风尚。这种风气同样影响了一些士人著书立说的风格。我们在明代的笔记中时常能看到“雅谑”与“奇谑”这样的门类，这些都是为适应士大夫谈谐的需要而创设的。士大夫式的幽默不同于民间的笑话，其特点是工于含蓄、耐人寻味、巧于蕴藉，其目的是自闲适处求超脱，所以士大夫往往追求一种雅而不俗、奇而不庸的幽默趣味。为了达到这种幽默效果，他们采用酒令、句对、灯谜、禅宗式的诡辩等形式，通过玩弄文字与诡辩的游戏，以达到令人发笑的雅趣。由于涉义蕴奥，所以这些笑话只能作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可能流传到下层民众中去。 冯梦龙在《古今谈概·谈资部》中说：“古人酒有令，句有对，灯有谜，字有离合，皆聪明之所寄也。工者不胜书，书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颐。”在乐天大笑生纂集的《解愠编》中，卷十四是《隐语》，即谜语，由此可见当时的时尚。酒令、句对、灯谜中，有些虽工致，但与幽默无关，只有那些与谐趣有关的，才足以令人解颐，堪称幽默的一种。 《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在古今载籍中，有很多足以令人解颐的东西，假如能悟得其中的旨趣，会发现实际上都是禅机。禅讲慧辩，幽默讲机智，禅与幽默不可能不发生关系。自万历末年以后，袁宗道、袁宏道兄弟与陶望龄等人，在北京“相与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一些高明之士翕然相从，在士大夫中形成一时的谈禅风气。所以，在晚明士大夫的幽默中，往往深得禅机的三昧。潘游龙的《笑禅录》一书，通过禅宗的诡辩术，择取一些类似的生活场景，嘲讽了那些嘴头禅，却又与禅机极为吻合。如：“一秀才夏日一寺中参一禅师，禅师趺坐不起，秀才怪问之。师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即以扇柄击师头一下，师亦怪问之，秀才曰：‘我打你是不打你。’”这则笑话引用了禅宗的话头，采取机诡巧辩的方式，讽刺了嘴头禅，解决了一些禅宗的公案。明代的笑话本引禅为辅，以此笑人，在这里，禅却成了被调笑的对象。在这则笑话中，笑与禅的结合也是不言自明的。 市井百姓：耍弄打诨 按照明法，明代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在士这一等级中括已仕的缙绅与未仕的青衿，同时也有理学家与文人之别。一般说来，“士”这一阶层中括的政治家与理学家，恪守儒家的行为准则，与幽默无缘；而那些文人，多少与老庄哲学有的渊源关系，心灵通脱，所以从他们那里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一些幽默，尽管这种幽默仍然不脱士大夫追求闲适洒脱的雅趣。除士之外，在农、工、商以及下层民众中，都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农、工、商三民以及其他不入，大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尽管他们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是相同的，同样都不能享受如士一般的政治特权。有“士”之称的儒家知识分子遵循孔夫子“行己有耻”的教诲，时刻保持着一种矜持拘谨的态度，一旦行为不端，引为奇耻大辱。这种“耻辱感”迫使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格刻板，以此来保持自己其他等级的尊严。农、工、商三个等级的平民既无人身保障可言，又无尊严可说，他们不必用过度的理压抑自己的情感，故天活泼，举止幽默。儒家知识分子那副刻板的怪相，在他们眼里反而成了一种可笑的行为，成为嘲笑的对象。 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土地兼并日趋加剧，人口逐渐流入城市。这些大都会中的市民在进行了繁重的劳动后，剩下的空闲时间里，他们要找寻闲暇的去处、解闷的乐子。显然，寻找娱乐消遣遂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消遣的去处很多，酒楼妓馆尽可以让人醉乐无穷，其他如赏戏、听说书等，也是市民度过闲暇好的方式。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求得感官的愉悦，所以逗乐解闷成了市民日常生活的特点之一。 自唐宋以后，文风号称极盛，但笑话几乎很难见及。究其原因，是笑话在民间口头传，不曾有人留意将它写下来。到了明代，才重新有了笑话集的出现，如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即是。这事实上是适应了市民生活的需要。如果我们想对中国笑话的特质有一个的了解，并从中探究出城市下层百姓真正的爱憎，有效而理想的办法是搜集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将其中有关笑话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明代城市民间流传的笑话故事，只是口头相传，无人记录，失传颇多；另一方面，即使留存一二，因迄今无人加以系统整理，仍然无法有效利用。鉴于此，研究城市下层平民的幽默，只能利用像《笑赞》这样的既成材料，尽管这些书有很多已经经过文人的加工，使其符合士大夫阶层的雅趣，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保存着一些体现下层平民趣味的幽默。正如清初文人尤侗所说，赵南星虽是一代正人，但他所作歌曲，也大多“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这种艺术风格不仅存在于《笑赞》，《笑府》也时有所见。正因为如此，才导致这些书“不见重于士大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文人笑话作品中所具有的适合平民趣味的通俗，使我们有可能从中提炼出一些下层平民的幽默特点。 流传于这些城市下层平民中间的笑话，大多源自民间日常生活的琐事，从这些生活中提取笑料，供人娱乐。平民式的闲暇与士大夫式的消闲不同，平民的闲暇是业余的短暂的片刻，而士大夫的清闲是以不参加劳动与保持富足宁静的生活为前提条件的。同样的道理，平民式的幽默绝不像士大夫那样，追求一种清雅的趣味，而是纯粹为了求得感官刺激。所以在符合平民趣味的笑话中，不免夹杂着很多低级庸俗的内容。平民有时是为了博得一笑，解除疲劳，以便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的更繁重的工作中去。概括起来，平民式的幽默笑料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惧内（怕老婆）者的可笑事。传统时代男尊女卑，一个男子怕老婆，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如：“一人被其妻殴打，无奈钻在床下。其妻曰：‘快出来！’其人曰：‘大丈夫说不出去定不出去。’”（赵南星《笑赞·惧内》） （二）呆女婿的可笑事。有关呆女婿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较广。择婿在民间是一件大事，女婿是否聪明、贤良，不但关乎丈人的脸面，而且关系姊妹间的和睦。姊妹间的争强斗胜，通常是回门时女婿间的较量。有些笑话故事抓住这一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场景，通过呆女婿的出洋相，以博得人们一笑。 （三）说大话、好卖弄、爱体面者弄出的笑话。明中期以后，城市生活日趋繁荣，不断荡涤着传统乡村生活中的淳朴感情，使风俗日趋浇漓。城市平民虽然靠日复一日的劳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但很喜欢讲门面，爱虚荣，说大话。这种大话或者虚伪的体面一旦被识破，会落下笑柄。如：“主人谓仆曰：‘汝出外须说几句大话，装作体面。’仆颔之。值有言三清殿大者，仆曰：‘只与我家租房一般。’有言龙衣船大者，曰：‘只与我家帐船一般。’有言牯牛腹大者，曰：‘只与我家主人肚皮一般。’”（冯梦龙《笑府·说大话》）听后令人喷饭！ （四）其他生活琐事中的可笑事。下层平民百姓不如士大夫那样清闲，他们整天要为生计而奔波，接触三教九流的人物，人生经验相当丰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屑小事，都可以成为下层平民百姓嘲弄、取笑的对象。放屁本是极平常的生理现象，却很容易成为人们取笑逗乐的题材。在明代的笑话集中，有关这方面的题材极多，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转相变换引用，如《笑赞》中的《颂屁文章》一篇与《笑府》中的《颂屁》一篇，大致相同。这类笑话看似庸俗，实际上含针砭拍马者的意义。 夫妻男女之间的私事，虽属隐秘，却对下层百姓有极大的诱惑力，同样很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冯梦龙的《笑府》与赵南星的《笑赞》不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占有不小的比重，很多是为了迎合市民的趣味。如《笑府》中的《倒做龟》《丝瓜》《双斧劈柴》《》《药名》《咬牙》《取名》《当酒饭》《不寡》《造人》等篇，都以男女之间的食色之为题材，变换各种花样与手法，逗人取乐，其中有些近似浅薄的黄色新闻，显得猥琐、庸俗，有些却卖弄关子，令人深可体味。 自古今，女儿出嫁是一件大喜事，但对即将“失去”女儿的母亲来说，又何尝不是喜尽悲来。所以，自古流传着女儿出嫁时母女抱头痛哭的习惯。但在这哭的背后，更多的还是一些喜剧的成分。明代的笑话抓住这一极平常的生活场景，通过几个初出阁女子的假哭，来渲染一些喜剧的气氛。 在明代城市流传的笑话中，还有一些嘲笑生理残疾的笑话，属于下乘的东西，在此不赘述。 严格地说，上述四种大众式的幽默都应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是下层大众的笑文化。于大众文化，历来受到不少人的讥讽和批评，以为“市民娱乐”直接威胁了“高等艺术”，使人庸俗化。但这些观点恰恰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所谓的上层社会的“高等艺术”，实际上是闲适生活甚可以说是生活百无聊赖的产物。所以，这些高等艺术的清雅，有时候与其说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的体现，毋宁说是玩弄文字游戏，故弄玄虚。下层大众百姓的笑，是一种开怀的笑，无丝毫的矫揉造作，充满着生命的冲劲与活力，尽管这些笑中难免会夹杂着一些不合高雅时尚的低级趣味。这种大众的笑文化在民间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不断成长、蔓延，并且逐渐扩散到每一个角落。 大众传播：民谣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亡。同年，福王在南京登极，成立了偏安一隅的弘光小朝廷。正当满洲铁骑南下、狼烟四起之时，南京一派歌舞升平。在戏曲《桃花扇》中以奸相面目出现的马瑶（士英），更是擅权专断，卖官鬻爵，乡邑哄传。有人看不惯这些，造了一首谣谚，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计六奇《明季南略》） 明代败的现象，早在嘉靖年间初露端倪。严嵩在戏曲《鸣凤记》中，也以奸相面目出现。在嘉靖一朝，他权倾朝野，一时炙手可热。城市民间百姓对此冷眼相看，并造了一首歌谣，道：“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朱国祯《涌幢小品》） 谣谚是城市民众心灵的呼声。在传统社会，城市的大众传播媒介少得可怜，民众的呼声主要得力于民谣俗谚的广为流布。 谣谚是一种公众舆论。从理论上说，舆论是一种在多数人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观点。社会各成员从道德上的正义感出发，直接把某一不正当的事情看作一个问题，并从个人理的、批判的、自主的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构成舆论的基础。现代社会舆论与传统社会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现代社会舆论不仅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一致的观点，而且从一开始获得了原则地进行思考的自由和自由交换意见的场所，也是说现代社会允许争论与分歧的存在。而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观点一致与其说是得到了个人自主的、理的承认，毋宁说是它在理论上同秩序所支配的思想，是传统习惯和命令的产物。 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末期，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层次的变化。皇权的强化与败所导致的政治权力的分崩离析，使明代的城市舆论蜂拥而起，各式各样的议论遍布朝野。科道是官方的言论机构，科道官是言官。以科道为中心的言论系统，是调剂君臣关系乃君民关系的官方舆论体系。科道言论系统一旦失去应有的作用，必然导致城市民间舆论的兴盛。 民谣俚谚 城市民间的舆论无时不在。即使在政治安宁、百姓乐业的升平时代，同样也难免“野有诽谤”。一朝败不堪，科道钳口结舌，噤若寒蝉，官方舆论监督废弛，民间的谣谚会随之而起，以弥补官方舆论的不足。 谣谚与明代政治相始终。明朝在讥刺元末政治的谣谚声中崛起，同时也在民间谣谚的一片怨声载道中寿终正寝。 元代末季，上下因循，纪纲废弛，风俗偷薄，于是在大河南北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导致群雄并起。张士诚崛起后，委派其弟张士信为丞相。士信上任后，起用书生黄敬夫、医士蔡彦文、星士叶德新，把地方搞得鸡犬不宁，因此当时吴中有谣云：“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谐音黄菜叶）；一夜西风起，干瘪！”（郎瑛《七修类稿》）从童谣、民谣这种民间舆论中，已经可以看到大明帝国崛起的契机。 明初立国，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谣谚不断。如明初长江的堤岸经常崩坏，人们以为下有猪婆龙在作怪，但因“猪”与“朱”谐音，恐犯国姓，所以对上只称是“鼋”所为。朱元璋因嫌恶“鼋”与“元”同音，下令捕捞殆尽，一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于是当时有“癞鼋癞鼋，何不称冤”之谣，显然带有讽刺朱元璋这一做法的意味。到了明统治两百多年以后的明末，明朝统治者重蹈了元代统治者的覆辙，赋税徭役加重，人民不堪负担，尤其是崇祯朝时朝议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为此京城怨声载道，人人呼崇祯为“重征”，犹如海瑞疏内称嘉靖为“家净”一般。（李清《三垣笔记》） 民谣俗谚是了解国情、民情的窗口。从明代的城市谣谚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清浊，国力的盛衰，人品的善恶，以风俗的厚薄。谣、谚的本义各有专属。谣一般训作“徒歌”，谚训作“传言”，即“直言”。谣、谚均系韵语，可以彼此互训。谣谚发于语言，天籁自鸣，直抒己见，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听。它们发于近地，但人们口头相传，可以行于远方。谣谚远近相传，起到了舆论的作用。谣谚大体上具有讽喻、颂谀与占验预测三能，归根结底是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做出价值判断，体现庶民百姓的爱和憎。 谣谚对朝政的讽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嘲讽当及官员；二是讽刺地方官为害百姓；三是触及各种政治时弊；四是讽喻风俗的日趋恶薄。 明仁宗、宣宗时人文熙洽，号称“仁宣之治”，但民谣仍然透视出民间百姓对宣宗的微词。如明宣宗娴斗蟋蟀之戏，曾下密诏，让苏州知府况钟进贡千个蟋蟀，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百姓对宣宗的评判，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仁宣之治”会有所助益。 成化年间太监汪直擅权，嘉靖时权臣严嵩，以及天启时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都是明代朝政黑暗的时期，所以谣谚四起。成化年间宦官韦英、梁芳、尚铭恃宠贪纵，都下有谚云：“韦英房，梁芳马，尚铭银子似砖瓦。”其时，太监汪直用事，导致朝政败坏，朝绅谄附，无所不，真是丑态百出。汪直巡视边地，所到之处，都御史披甲戎装，迎二三百里外，望尘俯伏半跪，一如仆隶，靠此晋升。所以，时谚有“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抽葱”之说，对当时朝臣奔竞之风的刻画入木三分。宪宗失德，朝内大臣如大学士刘吉、万安、刘珝等人，对朝政无所规正，因此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身为阁老、尚书，却结舌不语，明哲保身，确实如土偶纸人一般，民谣的比喻堪称一针见血。据说明宪宗召对这三位阁老时，问及时政，都不能置对，只会叩头呼万岁，所以时人又造“万岁阁老”之谣，加以讥刺。 嘉靖时严嵩掌权，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同时，严嵩又将票拟权交予其子严世蕃，让其代拟。当时京师“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有感而发。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以后，吏部、兵部用人时常持选簿让严嵩填注。尤其是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寀、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祥甘愿仰严嵩鼻息，听其指使，如隶卒无异。为此，都门又造出谚语，称他们两人为严嵩家的“文武管家”。 天启时魏忠贤擅权，气势显赫，朝臣竞相奔走其门，当时又有“八千女鬼乱京畿”之谣（周同谷《霜猿集》）。“八千女鬼”合起来是个“魏”字，此谣隐射魏忠贤弄坏朝政。当时有李蕃、李鲁生、李恒茂三人，都为官御史、给事中，成为魏忠贤的心腹。此三李每日奔走于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问三李。” 上述这些都是京师都门的谣谚，但同时也流传天下。除此之外，还有传在地方上的谣谚，对地方官的贪酷进行讽刺抨击。景泰年间，巡抚广东右侍郎揭稽接受贿赂，擅释有罪军职，逼逐居民，酷虐用刑，广东的城市百姓怨恨已极，于是造出歌谣，有“非巡抚，乃巡苦”之语。苏州曹知府从民间买物，均由铺户供应，一般十分的东西只给一分报酬，当时有“曹平分，傅白夺”之谣。地方官不论位卑，还是位高，人人志于富贵，搜刮民脂民膏，以利固位，但终究不能保其所有。当时的一首民谣是好的证明：“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地方官是小贪官，京官才是大贪官，雁过拔毛，地方官的贪赃之物，后还得去孝敬京官。寥寥数语，虽然粗鄙，却切中时弊。 明代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因为用人不当或士大夫苟且推诿，使得一些机构的设置名不副实，形同虚设，有京师十可笑谚语为证：“光禄寺茶汤，太医院，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机构人浮于事，其实并不限于这些，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概括，其他还有：太仆寺以饲养官马为主，却是“官马驽下”；钦天监主持历学，却“历学固陋”；太常寺掌管祭祀、大朝音乐，却是“音乐谬误”；其他如太仓帑藏之空乏，京师三大营士卒之老弱，制诰两房书法之劣俗，文华、武英两殿画学之芜秽，更是让人浩叹！当时朝内各官司都有自己的俚语，以寓讥评。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选武选，多恩多怨。职方职方，穷忙。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武库，又闲又富。” 朝廷选民间绣女是人所共知的一大陋政，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民间为逃避此差，匆忙让女子婚嫁，常常鸳鸯错配，使女子抱憾终生。如隆庆二年（1568）讹传朝廷点选绣女，每家凡是七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无不婚嫁，当时的童谣反映了这一情况：“正月朔起乱头风，大小女儿嫁老公。”（田艺蘅《留青日札》） 城市民间的谣谚一方面反映出风俗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对恶薄的风俗给以针砭。明代的北京是京师，为四方物产所聚。不过，北京还有许多让人感到怪异的地方，如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但凡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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