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壹、回顾：形式面一、名相根据傅伟勋的表述，“生死学”脱胎于有百年历史的西方“死亡学”，并纳入中国“生命学”元素，共同构成一门“心性体认本位”的新兴学科。必须强调的是，傅伟勋所创实为“现代生死学”，他同时推崇庄子为“中国生死学的开创者”，由此可见较广义的生死学之道家根源。傅伟勋为当代哲学学者，庄子则属古代智者哲人，将“生死学”一词附加于二人的思想语境上，只能视为较通俗的用法，并非严谨界定。尤有甚者，生死学问世近三十载，名相的含糊始终存在，一如哲学之莫衷一是。为有助于生死学正本清源、推陈出新、更上层楼、臻于成熟，首先必须就其名相予以厘清。“生”“死”二字连用，在华人社会往往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傅伟勋很自然地将“死亡学”扩充为“生死学”。值得一提的是，同为汉字圈的日本，则使用“死生学”一辞去翻译西方的“死亡学”，此处并不带有扩充义；扩充后的“生死学”乃系“生命学”与“死亡学”的结合。在名相上用英文对照呈现，或许有助于如实掌握理解：“死亡学“为“thanatology”或“death studies”,其中“thanatos”系指死神；“生死学”及“生命学”在傅伟勋则为“life and death studies”和“ife studies”。生与死在此被判成两概，南华及佛光两所大学根据傅伟勋的理念，分别成立“生死学研究所”及“生命学研究所”，以从事不同性质的教学与研究。二、概念名相的不同多少反映出概念的歧异，虽然佛陀所言“生老病死”体现出人的一生之历程，但生、死甚至包括老、病，在概念上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死亡学”系1903年由俄国生物学家麦辛尼考夫所创，这位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同时还创立了“老年学”，至今已成显学。由此一西学源头可以看出死亡学知识的深厚科学背景，此与生死学紧扣哲学人文的初衷大异其趣；即使傅伟勋在其代表作标帜出“临终精神医学”，其内容亦非生物医学取向。尤其当他强调以道家和禅宗思想为主的“心性体认本位”治学方向，生死学与死亡学的分野便明显可见。也因此二者实不宜等同视之，顶多如傅伟勋将死亡学视为狭义生死学而已。从生死学的发展缘起和概念分析中可以发现，傅伟勋其实在借题发挥，有意将华人的“生命学问”衔接上西方的科学知识；这点由他在去世前所出版的自传题为《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以及他为文反思创立生死学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曾分判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在于西方主要为“知识中心”，而中土则重于“生命中心”。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则指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外宇宙与人生，亦即科学与人文；由宇宙看人生属于“最弯曲的路”，必须由人生看宇宙方能“直透本原”。若通过二人观点考察生死学，首要问题便是其进路究竟要从科学抑或人文角度契入。三、心态西方死亡学由科学家于二十世纪之初在欧洲所创，虽然不久被引进美国，却沉寂了半个世纪，到了六七十年代始浮上台面，逐渐纳入教育和学术体制。考其原因，是因为欧美人士在心态上多少将死亡学联想于基督宗教，如此一来便影响及其科学知识旨趣，从而不易为学术界所接纳。至于后来逐渐被正视与重视并纳人教育体制而传授，则是因为医药令人苟延残嘴，以及战争造成大量死亡等现实因素，遂希望通过死亡教育从头教起，以匡正现代人“否认死亡”的弊病。法国史学家艾瑞士曾撰有《面对死亡的人》一书，对西方人面临死亡的态度进行历史考察，发现否认死亡乃是二十世纪的特征之一。无独有偶地，讳言死亡其实也是华人社会及文化的显著特征，甚至连言谈之间都尽量避免触及“死”字，而以“走了”“大去”“往生”等词汇带过。其中“往生”乃佛教用语，意指轮回转世，不宜用于不信此道的人身上，但其中因具有“生”字，却令人心向往之。这种心态上自我调适的潜移默化在台湾有迹可循，像死亡学和死亡教育于1979年即被引入，但直至1993年方以生死学及生死教育受人瞩目，却仍要等2000年教育主管部门推动生命教育中程计划将之收编始正式进入学校。“生命教育”之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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