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价值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生态环境问题更加凸显，严重阻碍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近年来，频繁曝光的恶性环境污染事件不仅造成了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也使自然生态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人们的意愿和政府政策战略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企业无限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前所未有的反思，激起了社会关于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讨论。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理论从资源依赖上升到利益相关者理论，人们开始越发关注受企业经营影响的其他相关者的利益。生态环境作为公共池塘资源，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涉及几乎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并且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是有限的，无法永久满足人类因欲望而形成的生产力，这就需要适应自然的拟人化诉求，从平等地对待人类与自然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生存及长远发展问题。因此，新时代经济社会绿色治理理念要求企业履行绿色责任——兼容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表现。绿色责任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是包括自然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的，是“中国企业公民”的重要标志。
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当今时代紧迫的问题之一。企业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制度压力，要求其对环境负责，这种压力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政府强制性制度压力以及激励性环境规制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更具有“绿色化”，大多数国家现在发布了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行为准则，并在全球层面上已经制定了环境管理的国际认证标准，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也受到国家当局越来越多的审查。近年来，要求我国环保部门法治生威的呼声日渐高涨，强化执法力度、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诉求给各级环保部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我国环保法律和标准也在不断提高。2015年1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环保部密集发布了关于企业信息公开和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等管理办法，环境执法力度也在不断趋严。所有这些举措旨在改善企业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道德行为，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如何将面临的制度压力内部化。
自1994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推进实施以来，在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可持续性活动。虽然这些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但往往会经历从简单、易于实施的阶段，转向更复杂、更具潜在回报形式的发展阶段。原因在于，前者仅仅将可持续性定位为与企业商业模式相关的“附加”活动，如表现为遵从合规性的末端治理活动，往往缺乏协调性和战略性。终，许多企业会通过参与绿色治理这一更具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活动来重塑企业形象。
首先，对于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实践来说，它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抽取部分资源用于环境治理、绿色管理等绿色行为，并且将剩余资源用于自身来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使得这一活动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产生的效益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与长期性，较难与当期业绩有效匹配，这容易使得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境下，限于自身能力而对决策问题缺乏明确的预期和把握，形成认知偏差，出现非理性人的特征。此时，个体比较容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对某事物的态度，而这一经验可能源于其从事过或接触过参与绿色治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使其可能会从某一倾向值（锚定值）出发，调整决策倾向，产生认知的锚定效应。其次，企业高管因接受过“绿色”相关教育（如“环境工程”专业教育）、从事过“绿色”相关工作（如企业环保部部长）等而获得的绿色经历属于后天特质，不仅使高管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塑造其自身的决策形式风格，更能够影响其认知和思维模式，从而使高管从理性角度出发来考虑企业的环境战略。高管的绿色经历可能会增加其对环境等可持续问题的注意力，增加企业绿色知识储备，从而对企业的环境战略产生影响。那么，绿色经历嵌入具有不同职能和影响力的高管团队成员，可能也会形成不同的环境战略。鉴于环境问题日益重要且具有战略重要性，董事会作为企业战略的决策机构，不仅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在战略制定和资源提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董事会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关键参与者，直接或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及其后果负责。然而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思路，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可以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做出恰当的响应。后，CEO作为企业领导者和资源整合者，占据着影响和塑造企业行为和结果的强有力地位，其发挥的作用和实际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要远高于其他高管团队成员，并且CEO注意力在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创新的关键驱动力。
基于此，本书主要基于高阶理论和锚定效应的理论模型框架，从高管的非理性与理性特征角度考察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创造效应，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考察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企业参与绿色治理过程中的锚定效应，以及在不同现金能力、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的情境下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的差异，并且探讨了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与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关系；其次，重点研究董事绿色经历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并且从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规制压力、行业特征以及机构投资者监督程度等情境来考察董事绿色经历和企业参与绿色治理之间的边界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董事的绿色经历以及董事的不同类型的绿色经历与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关系；再次，从CEO绿色经历这一内部驱动因素来探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是否属于国有企业、重污染性企业、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情境下，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性以及CEO绿色经历通过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经济后果；后，鉴于绿色治理成为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通过探讨中国企业以何种动力机制参与绿色治理，考察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价值创造效应，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正面临由传统末端治理方式向源头控制下绿色治理模式转型，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已成为突破环境治理、绿色管理等范畴的重要前沿问题。本书较为系统地从微观企业内部探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因素和价值效应。首先，在厘清绿色理念和绿色治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环境治理与绿色管理的研究进展、相关制度背景，以及我国实施绿色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归纳了锚定效应模型、自主治理理论、高阶理论等基础理论；其次，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从非理性视角——锚定效应和理性视角——高管绿色经历来解析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因素，从动力机制来分析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价值创造效应；后，基于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绿色治理政策提供参考，为企业实施绿色可持续战略、实现绿色转型提供启示。

卢建词，女，管理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绿色治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项，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学术专著1部，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第六届）一等奖，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