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传(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徐志摩传》：
　　在康桥，他进行了一场心灵革命。他先是下定了决心与张幼仪离婚，这决心一下，灵魂便得到了释放。而他生活中的忧郁，似乎也在张幼仪离开沙土顿后被带走。于是，那一年，离了婚的徐志摩开始了真正的康桥生活，他眼中的一切都变得韵致。
　　他每天在清晨富丽的温柔中骑着单车上学，又在黄昏返家；当黄昏的晚钟敲响时，他会放眼一片无遮拦的田野中，或斜倚在软草里，等待天边第一颗星的出现；有时，他也会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榆荫下，眺望妩媚的校友居，瞻仰艳丽蔷薇映衬下圣克莱亚学院里玲珑的方庭；而康河两岸协调匀称的学院建筑，是他永远看不厌的风景；他也曾在河边的一处果园里喝茶休憩，等着成熟的果子跳入他的茶中，看着跳跃的小雀落到他的桌上觅食。
　　也许，他欢的，是单独一人到康河那儿去，在这份“单独”里寻味着康河，就像寻味着一位挚友。河流梦一般淌过翠微的草坪，怀抱住了这里所有的灵性。徐志摩就像当年的拜伦，徘徊于河边，久久不去。这是他向往的自然，是他爱的“美”。当年康河的水抚慰了拜伦的心，而今它激荡了另一个人的性灵，如一帖“灵魂的补剂”注入了徐志摩天性敏感而多情的心里。
　　但是，徐志摩的心灵革命历程中，不仅仅有柔丽风光与闲适的生活，如果仅是这样，那便称不上“革命”。康桥生活之所以能让他脱胎换骨般重生，与他在那里结识的人有关。
　　还是先从他刚到伦敦时说起。
　　徐志摩刚到伦敦时，很快便与一众中国旅英学者、留学生们打得火热。林长民、章士钊、陈西滢等人，都是在他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结识的。后来，借着陈西滢的关系，徐志摩认识了作家威尔斯，又通过威尔斯认识了魏雷。威尔斯与魏雷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作家、学者，他们对徐志摩的印象极好，威尔斯甚至认为，和徐志摩的会见是他一生中动人心的事件之一。这句话，对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生而言，已是极高的赞誉。
　　与倾心仰慕的名士相交，还能得到如此荣耀，羡刹多少旁人，可徐志摩却实觉得“闷”。但如果你能了解，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冲淡了留学之初的野心——做中国的Hamilton（汉弥尔顿）——那就能理解他“闷”的由来。
　　在美国时，徐志摩也是钟情于政治的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政治学系，也算是政治学科班出身的人。无怪乎当年的他会自动自发加入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组织“国防会”；也难怪他会写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当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从中国越洋袭来时，他热情高涨。多少年后，吴宓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徐志摩又是打电话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又是在美国报纸上登文章，还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讨论弹劾某人……忙得十分起劲。就连他自己也说，那时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称为“中国鲍雪微克”的青年，到了英国，结识了众多英国名士后，对文学的兴趣日长。于是，美国的日子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笔糊涂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那些枯燥的政治学课程与古板的教授，也自然变得烦闷无趣。正当徐志摩开始揣摩，如何换条路走时，他遇到了狄更生。狄更生看出了徐志摩的烦恼，便介绍他进剑桥大学，做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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