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辩护:第2辑:No.2

·基础理论研究·

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研究一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韩旭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研究 刘仁琦 姚昱汐

理据、偏差与匡正：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的有效辩护 王云帅

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类型化司法界分 张安远

“委托辩护优先于法律援助辩护”理念的辩证思考 王成成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辩护的变化与应对 官源松

·刑事辩护实务·

未成年人犯罪少捕慎诉的实现路径 张弘 刘珊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理论省思与实现路径 朱朔成

涉假毒品不能犯无罪之提倡 曹禹 黄礼登

受虐妇女反杀案中的无罪辩护研究

——以防御性紧急避险理论为视角 朱梁伟

试论侦查的痛处和辩护的攻处 徐贵桥

诱供排除问题实证研究 马世英

·刑事辩护新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有效辩护进路 高倩萌 庄新宇

论缺席审判场域中的有效辩护 韩雨轩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辩护的困境与破解路径探究 黄琼娴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的权利保障 贺铭 王译晨

论认罪案件场域下的协商性辩护 卢银芳

征稿启事

我国《律师法》颁布较晚，且较粗疏，相关规则不明确，这导致实践中刑事辩护行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较为模糊。应从基础性、技术性角度对刑事辩护的合法与非法进行厘清，从而为律师执业提供遵循。基于此，本文从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研究的必要性、争议型刑事辩护行为之表征、争议型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辨析、争议型刑事辩护行为的司法处理原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丰富我国的辩护理论，为辩护实践和司法实务提供理论支持。

一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研究的必要性

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问题研究在我国学界尚处于“盲区”，理论研究的匮乏导致现实中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不足。加强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研究，乃形势所迫、当务之急。

(一)相关规则建立之必要性开继样建报

有关刑事辩护的规则，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第一部《律师法》于1996年颁布，距今不足30年的历史。上述两部法律，不仅颁布时间短，而且相关规则主要集中于律师作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问题上，内容简单，规定概括，缺乏可操作性。域外刑事辩护制度和律师制度，动辄有上百年的历史。因此，与域外刑事辩护制度相比，我国的辩护制度尚处于“年幼”阶段。即便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规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也仅笼统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尽管该法条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有关证据”是否包括言词证据?核实证据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实践中检察机关和律师“各取所需”，作出不同的解释。此外，法律虽然规定了律师享有阅卷权，但是律师作为辩护人可否将起诉意见书交给被追诉人查阅?再如，律师可否将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的材料交与被追诉人家属浏览?现行规则也并不明确。由于规则缺失，辩护律师在执业时也是如履薄冰。因此，加强包括刑事辩护行为合法性问题在内的辩护规则研究，既有助于促进我国辩护规则的完善，防范和减少律师执业风险，也是我国辩护制度发达的标志。

(二)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之必要性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充分并不鲜见。尽管相关部门陆续颁行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但是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并未得到极大改善。例如，辩护律师在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方面阻力重重;再如，刑事辩护面临执业风险，而风险的来源在于规则的缺失和不明。因此，各种各样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规定，与其重复相关法律的宏大规则，不如实实在在地从一些技术性规则人手，明确辩护律师行为的界限和尺度，为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提供遵循和规则。这是化解辩护律师执业风险，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举措。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7月，依托于西北政法大学律师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院以推广刑事辩护文化、培养刑事辩护人才、培训刑事辩护律师为主旨。集刊内容包括刑事实体法辩护、刑事程序法辩护、刑事证据辩护以及刑事法学理论研究等内容，具体设置实体辩护、程序辩护、证据辩护、理论探索、比较法研究等栏目。集刊总体上偏于学术研究型及实务操作型，目的在于推广刑事辩护文化、推动刑事辩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