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全译典藏本

 译本序

小仲马式的忏悔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者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

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

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五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二十岁上，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患肺病咯血期间，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的，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父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真实、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的旁边一比，就显得多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许是小仲马的后忏悔。

李玉民

《茶花女》基于小仲马的经历写就的，19世纪在欧美获得盛誉，引进中国后也一直长盛不衰。小仲马对于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纯真爱情的描写，以及玛格丽特的无私和*后因肺病而死的惨状，博得了所有读者的同情和深爱，由于小仲马行文的简洁和不事雕凿，使读者更快更真地体悟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小仲马通过《茶花女》，讽刺了当时的人情惨淡。

从结构上来说，《茶花女》写得环环紧扣，衔接自然。作者采用倒叙的形式，用*人称去写这个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爱情的产生写得一波三折。突变的到来安排合力。悲剧来临之前的交恶再起波澜。故事真实，细节朴实无华，发展过程单纯自然，这是《茶花女》明显的艺术特点。

小仲马（1824—1895）

法国剧作家、小说家。19世纪法国三大戏剧家之一。其父为著名作家大仲马。1848年，小仲马因发表《茶花女》一举成名，该书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以真挚的情感动人，是其写作生涯中代表性的作品。另外，其戏剧代表作有《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放荡的父亲》《克洛德的妻子》《福朗西雍》等。

李玉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家。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译著五十多种。主要译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幽谷百合》《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漂亮朋友》《羊脂球》等；主编《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由其编选主译的《缪塞精选集》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

★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我的儿子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
 ——大仲马 
 ★茶花女将是我们的世纪之女，就像玛侬是十八世纪之女一样。

——亨利·巴塔伊

★小仲马先生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对过去和现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如此，他进行观察、思索，他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