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都说,旅行扩展人的心智,但是,我们可以说仅仅通过阅读游记而自动地获得同样的效果么?当一个旅行者在旅行的时候,总是处在当时的氛围当中,即便这位旅行者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就像斯坦因爵士那样,他能够通过对过往知识的刻画而丰富关于现在的经验。但是,一旦旅行者写下了他告诉给我们的东西,那么,对于阅读者而言,关于过去的那部分内容,在他们打开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管这些事情去年才发生,还是已有千年之久。
对于一个正在阅读游记的人来说,始终存在一个调适的问题。这些故事可能是关于他已经亲身游历过的一个国家的,也可能是关于他多多少少有些熟悉的民族或环境。当然,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作者所说的跟自己的知识和观念相比较;但也会出现复杂的情况。他在这个国家的时间是在作者之前还是之后?是在之前或之后多长一段时间?此外,他们是否都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懂(如果这样的话,他是通晓这种语言,还是不甚了了),而其他人不懂?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是否恰好刚刚穿越这个国家,而另一个人则通过研究和阅读来了解,就像从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那样?
很明显,这本书的情况就与此类似,几乎所有的读者都生活在所有这些作者之后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时间上的差异,[330]在我们的眼睛和我们正在阅读的叙述之间放进了一片透镜。由于无法全然体验危险所在,因此我们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对过去产生误解,仅仅因为我们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人,有着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假设和先入之见,就像我们所阅读的那些作者有着对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假设一样。
没有人能够保证他可以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说,对他自己认为他知道,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的东西,以及对那些很久以前的人们的类似错觉,加以分析。对于这一问题,维尔希奥米尔·斯蒂芬森(Vilhjalmur Stefansson)曾经写过一本具有冷幽默和深刻哲学视野的经典小书《误差的标准化》(The Standardization of Error)。跟其他人一样,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会被这些困难绊倒。不止一个历史学家曾写道,伟大的丝绸之路之所以将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连接了起来,在于中国人生产了超过自己国内市场需求的丝绸,因此需要外销。在关于经济的这些被接受的、被视作无可置疑的近代观念中,以及当人们存在不同看法时“回溯”到那个时代,就形成了这种误读。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文明开化的,没有必要从周边环绕的“蛮夷”那里输入什么东西。中国那些文明化的物品因此就尽可能地留在国内,用于改善民生,从而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从而消除反叛的理由。然而,一旦这些“蛮夷”要求叩关互市的话,就会危及边情,这样一来,就允许进行贸易,但这成为一种外交便利,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即便在丝绸之路的罗马终点同样如此。公元1世纪,普林尼在写到中国人的时候,曾认为他们“虽然准备从事贸易,却是等着机会送到门口而不是去寻找它们”。在这之后,这种知识被遗忘了,并不得不重新去发现。确实,这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具有一种实践价值的知识本身,也会经常被遗忘,而且不得不再次去发现。[331]此外,“重新发现”常常被减缓是专业学术的特征之一,它有一个从“既有权威”那里引述来取代自己思考的趋势。被减缓是因为,在每一代学者中,那些更为保守的代表通常拒绝承认他们的“既有权威”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会留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建议,也就是说,在对那些古老游记的阅读中,我们不仅能够学到我们之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不仅能够在看到那些作者思考所知的事情时会心一笑;更在于我们如今知道的东西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只是部分真实的;更在于我们还能够保持我们的心智,以警惕突然的打击,并激励着去发现,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商品简介
以丝绸、香料、帝国为象征的亚洲大陆,充满迷人魅力,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与向往,如今这种魅力更因其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性而愈发强烈。东方人和西方人一直出于各种目的、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着对这片大陆的探索,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本书摘录这些亚洲“发现”者的旅行文字,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中对东方的描述,张骞、法显、玄奘、丘处机的西行事迹,马可·波罗与西方传教士、贸易者在东方的新奇见闻,19世纪以来肩负西方帝国使命的绝地之行,本书跨越时空,将人类探索与“发现”亚洲的数千年历史浓缩展现。
欧文·拉铁摩尔,这位曾经充满探索亚洲浪漫理想的青年,从中国边疆游历中成长起来的“徒步历史学家”,富有传奇经历、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学者,在多年田野调查经历与丰富文献积累的基础上,与妻子埃莉诺整理筛选出历史上那些“发现”亚洲的著名人物与游记,他们的学术智慧与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这部独特的作品。
作者简介
埃莉诺·拉铁摩尔(1895—1970),作家,欧文·拉铁摩尔的妻子,她既是欧文的助手,也是欧文的合作伙伴,合著《拉铁摩尔中国史》等。, 方笑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资料中心馆员,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四川师范大学校外研究员。,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与中国有深厚渊源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多次在中国边疆地区游历,曾于1936年访问延安,1972年受周总理邀请访华。他在美国是与费正清并列的老一辈“知华派”学者,他对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启发了诸多后来者,曾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在美国、欧洲开辟汉学和蒙古学的研究阵地,代表作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中国史》等。
目录
第一章最初的探险家 / 1
第二章罗马和亚洲 / 6
导读 / 6
《自然史》(普林尼) / 10
《地理学》(托勒密) / 11
《历史》(马塞利努斯) / 13
《基督教风土志》(科斯马斯) / 14
蚕种传入罗马帝国的记载(普罗可比、拜占庭的塞奥凡尼斯) / 15
第三章亚洲的本地探索者 / 17
导读 / 17
张骞及其对费尔干纳的记录 / 20
前往印度的佛教朝圣者(法显、玄奘) / 24
第四章1500年之前的传教士与贸易者 / 34
导读 / 34
《长春真人西游记》 / 36
《柏朗嘉宾蒙古旅行记》 / 39
《鲁布鲁克游记》 / 44
《马可·波罗行纪》 / 57
约翰·孟帖·科尔维诺的第二封信 / 68
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 / 71
伊本·白图泰在孟加拉和中国的旅行 / 72
派往帖木儿宫廷的使者(克拉维约) / 80
第五章海洋发现者与帝国创建者 / 82
导读 / 82
《阿克巴与耶稣会士》(皮埃尔·杜·雅里克) / 84
《西藏纪行》(依波利多·德西迪利) / 92
《弗朗索·比哈旅行记》 / 105
《南圻旅行记:1792—1793》(约翰·巴罗) / 114
第六章当白人成为一种重负 / 124
导读 / 124
托马斯·佩雷拉神父行纪(徐日昇) / 126
《鞑靼西藏旅行记》(古伯察与秦噶哔) / 134
《大陆的心脏》(荣赫鹏) / 167
《日本远征记》(詹姆斯·威利特·斯伯丁) / 181
《喇嘛之乡》(柔克义) / 200
《沙埋和阗废墟记》(斯坦因) / 208
《南西伯利亚旅行记》(耶利米·柯廷) / 218
《跨越里海》(道格拉斯·卡拉瑟斯) / 223
《在世界屋脊下》(雷金纳德·法雷尔) / 241
后记 / 251
参考文献 / 254
索引 / 256
译后记 / 279
内容摘要
章 很初的探险家 在鄂尔浑河源头不远处,是由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建立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遗址。这里也有稍后兴建的额尔德尼昭庙遗址,它在蒙古帝国衰落后被中原王朝摧毁。在此地,我们也可看到今天中国为经济援助蒙古国而兴建的一座用于发电及灌溉的大坝,复兴了曾环绕在古代城市周围的可耕作绿洲,它们点缀在游牧民生活的广袤土地之中。历目前,这一地区很好富饶。鄂尔浑突厥人曾于8世纪统治此地,且随处可见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匈奴墓葬。 然而,另一片地区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在水坝下游不远,河流在一处高地形成转弯,高地顶部是自然的平台。1961年夏,我与拙荆,蒙古科学院的考古学及历史学家色楞一奥贾夫(Ser-Oiav),研究范围从中国、蒙古直至北极圈的有名苏联考古学家A.P.奥克拉德尼科夫(A.P.Okladnikov)在这里进行了一次会谈。奥克拉德尼科夫谈到,这里发现了他所见到的很为丰富的文物遗存。这里虽未发现人骨,但有可与北京人历史相提并论的石器工具,可能距今50万年之久。它们也与位于另一方向上的地区存在可比性。“看看这些,”奥克拉德尼科夫说,“你如果将它们误放在法国博物馆的器物架上,可能他们的馆员自己也不能将其从当地本土文物中分辨出来。” 我问他们是如何发现了这个遗址的。“这轻而易举,”奥克拉德尼科夫说道,“在欧洲的末冰期,蒙古或东西伯利亚的地表没有被冰层覆盖。那时有大量的降水,河流也比现在更宽广。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以捕鱼为生,其数量远大于狩猎的人群,而这个三面环水的台地显然是一处钓台及垂钓营地。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迹象。”他将我们引到50码外流入鄂尔浑河的小支流旁。河岸上是系着飘动的白布条的灌木——这是萨满教信仰的遗痕。“就在这些灌木下,”奥克拉德尼科夫说,“这是一处矿泉。直到近年,当地蒙古人还认为它拥有魔力并用泉水治疗疾病。这可能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绵延至今的崇拜,因为从其他遗址中,我们可以知道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我们一样,能够意识到矿泉与普通泉水的区别。所以当我们发现相距50码的矿泉和自然垂钓营地时,我们就知道应该进行发掘了。” 这个在蒙古北部的新发现提示了我们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虽然很多这种联系都已遗失或尚未被发现,但已足以证明这条完整链条的存在。加拿大学者布达生(Davidson Black)因发现了一颗牙齿而开启了对北京人的很早研究。他在描述并分析了它的特征后,赌上自己的学术声誉,判断这并不属于某种猿类,而是远古人类的牙齿,其根据是牙齿具有在现代人身上罕见的独特性(“铲形门齿”),而这种特性更常见于华北地区。 因为对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征服,如今生活在北京的人,除了北京人之外还有很多祖先,但北京人是他们的祖先之一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历目前有两大要素——连续与变化。“欧洲”“亚洲”“旧世界”“新世界”都是基于某种理念的相对较新的定义。在这些理念存在的很久以前,原始人统治着整个世界。在旧石器时代,他们狩猎、打渔并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在新石器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他们开始收集野草中类似粮食的种子——小麦、小米、稻米的祖先——用以种植并收获。 第二个革命性的变革是从狩猎野生动物到驯化它们,能够从中选择一些动物以宰杀取肉、供给奶水、充当坐骑、运输物品。随着这些变革的出现,“发现和探索”变得更为复杂。他们在寻找更易采集水果、浆果、可食用根茎或草籽的狩猎地点的过程中,遇到了另一些群体。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采集狩猎的人类体型更大,社会组织更为复杂,按照有序的路线移动,驱赶兽群并用牲畜或车辆运输物品,却发现他们的迁徙路线处处受到定居农业群体的阻碍,这些人的村庄和城镇防御严密,同时也是陶器、纺织品及其后的金属器等手工业制品的中心,可以被用于交易以取代战争。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发展到王国和国家阶段,定居人群将他们的领地不断扩展。一个国家的规模、繁荣程度和存续由相互作用的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 “亚洲”这一地理概念在历目前的很终出现源自其模糊边界的内部和外部的发现。在内部,史前中国人是亚洲很早的开拓者之一,他们从黄河流域逐渐散布开来,通过战争与贸易发现并控制了南部和西部的领土,进而发现了西部和北部的其他地区。 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亚洲的其他人也在很早就开始“发现亚洲”了。来自亚北极和亚洲东南的产品被发现在海边紧密相邻,并深深渗入内地。这不仅是物品的移动,也是人类自身的迁徙。中国的沿海地区曾偶尔发现一些人在外貌上——包括古怪的头发—与印度洋的马来半岛和安达曼群岛上的人关系密切。 “发现和探索”开始被记录下来,这很初并非来自文字记载,而来自旅行者的传奇故事,经过商人口耳相传,成为一些有用的知识,或是来自那些远征战士的关于失败和灾难的夸张或悲惨的故事;接下来才是文字记载,将所有这些知识保存下来,并
精彩内容
以丝绸、香料、帝国为象征的亚洲大陆,充满迷人魅力,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与向往,如今这种魅力更因其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性而愈发强烈。东方人和西方人一直出于各种目的、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着对这片大陆的探索,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本书摘录这些亚洲“发现”者的旅行文字,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中对东方的描述,张骞、法显、玄奘、丘处机的西行事迹,马可·波罗与西方传教士、贸易者在东方的新奇见闻,19世纪以来肩负西方帝国使命的绝地之行,本书跨越时空,将人类探索与“发现”亚洲的数千年历史浓缩展现。
欧文·拉铁摩尔,这位曾经充满探索亚洲浪漫理想的青年,从中国边疆游历中成长起来的“徒步历史学家”,富有传奇经历、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学者,在多年田野调查经历与丰富文献积累的基础上,与妻子埃莉诺整理筛选出历史上那些“发现”亚洲的著名人物与游记,他们的学术智慧与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这部独特的作品。
媒体评论
拉铁摩尔把这些游记的选段汇集到一起,是要展示并推动一些什么?他说:“在对那些古老游记的阅读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思考。”拉铁摩尔的直觉是对的。毫无警觉而充满自信地穿越历史是危险的,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满足心智的活动,都需要我们尽可能去找到历史的当事者,尊重他们的原真话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
——唐晓峰
拉铁摩尔夫妇所编著的这部作品,更是将历史与现实进一步贯穿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人物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知识史与思想史框架,让我们得以全局性地去理解丝绸之路的中国与世界意义。
——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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