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的悖论

本书由一篇论文扩充而成。我在书里试图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已众所周知的事实，并提醒大家，有些事情本该已广为人知，实际却并非如此。换言之，我是想激励读者去怀疑一些他们从来都只是想当然、而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事情。至于说本书的原创性，则在于它对已有研究成果和观点所进行的收集和汇编。我的目的是要——打个比方说吧——用别人烤制好的琉璃片去制作一个全新的马赛克。

这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尽管书里大量引用历史学家的著作和过去的遗产，但它并不是一本关于过去的书。它所关注的是现在——是当今美国政治体制运作上的问题。我引用过去，只是为了说明现在，因为现有制度的某些特征如不回到过去来看，就显得莫名其妙。书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故事，并不是让我们用来标新立异、挑起争议或卖弄学识。相反，它们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年代，而不是已过去的那几个世纪。

作为一个定居英国的加拿大人，我写美国多少还是有些忐忑的。在美国，勤奋且才华卓越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数不胜数，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他们对美国的过去及现行政治体制的运作进行了孜孜不倦且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这本书就是建立在他们的专著、文章和讲座之上。他们中可能有人会认为，由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无知，在事实和理解上都有可能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他们也许是对的。我想争辩的是，外国人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社会中一些容易被本国人所忽视的重要特征。

此外，尽管美国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成功且魅力的社会之一，但美国人却往往对别人的批评异常敏感。本来只是平常的疑问和观察，他们却往往会视之为批评。本书之用意并不是要批评。它只不过是想挑动美国人去思考他们政治制度里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他们能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一下，他们自己恐怕也是要提出批评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一笔带过地提到“美国人这种暴躁的爱国主义”。我希望不会有美国的爱国者因为读了本书而暴跳如雷、火冒三丈。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本书第2章至第5章所谈及的历史事件所涉及的众多作者中，我首先要感谢的人有：詹姆斯·麦迪逊——他的《1787联邦大会辩论笔记》内容丰富且富有幽默感；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这是当然！）；戈登·伍德；艾德蒙德·摩根；詹姆斯·莫罗内；亚历山大·凯萨尔；汤姆斯·乔贝尔以及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当代政治学家中，我尤其要感谢的人，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还有布鲁斯·阿克曼，罗伯特·道尔，汤姆斯·克罗宁，大卫·凯维格，约翰·希宾以及他的同事伊丽莎白·泰斯·莫尔斯。因为本书只是一篇论文，而不是一部专著，所以我不想使用太多的注解，而很多时候只是在直接引用时才进行加注。因为我所大量使用的那些作品并不总是直接引用，所以我提供了一个参考书目，希望借此可以填补注解上的一些遗漏。

在本书的用语上，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尽管我当然知道美国的建国之父与1787年宪法的缔造者并不是同一拨人（例如杰斐逊就没有出席1787年的制宪大会），但两者确实是相互重叠的，所以我恐怕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建国之父”和“制宪者”这两个概念，而很多美国人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我常常是不十分严谨、不完全准确地使用“建国之父”来指参加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但我的真正含义在具体语境里应该总是清楚的。用“framer”这个词来指“制宪者”有点麻烦，因为它有“框定”的含义，容易让人联想到裱画师，或者是门窗匠，同时它还可以指干犯诬陷或陷害这种刑事犯罪的人。

另一点是关于性别的。作为一个原型女权主义者，我当然宁愿通篇都使用中性词汇，但遗憾的是，那样做会对英语语文造成严重损害，而且会导致出现诘屈聱牙的长句和混乱的文法。同时，那样做还与事实严重不符，因为直到近代，男性都在美国政治生活里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原谅“他”，当严格来讲应该是使用“他和她”的时候。在任何合适并且语法允许的地方，我都尽可能地使用“她”。我十分期待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会以英国、德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为榜样，选出一名女性作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我在上面列出了许多我要感谢的人。但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简，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那两位匿名的审稿者和帮我看完整部书稿的六位善良宽容的美国好友：塞斯·杜宾，詹妮弗·霍西查尔德，加里·雅格布森，乔克·琼斯，汤姆·曼恩和大卫·梅休。他们提出了许多具体有用的意见，我几乎都全部采纳。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是如此难以言表，以至于我现在就立即给予他们完全的文责豁免。这本书所有的错都不是他们的错，而这本书任何的好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我的前同事艾伯特·韦尔，他帮忙看了第6章并提出了许多意见。这是我这本八章书中理论性强的一章，所以特别需要他的高见。

美国的政客和美国人民，当然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常常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但本书却以一个外国人独有的视角，揭示出美国民主制度内在的种种吊诡和悖论——这些都是美国人“灯下黑”常常看不见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实际是非常不民主的。本书写道，一方面，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强调政治体制要能确保谨慎、协商，制衡以及三权分立——在这样一个制度中，“人民”被赋予非常有限的角色。另一方面，很多的激进民主派则坚持要由“人民”——而且只能是“人民”——来统治国家。结果就形成一个内部充满矛盾至今仍纠缠不清的政治体制：非由选举产生且无须政治问责的法院的法官大人们却常常以法律的名义行使终的政治决定权；对人民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则有诸多严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