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1978-2018)(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1978—2018）》：
　　一、1994年财政改革的背景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任务。
　　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改革任务中，要求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而在1994年财政改革之前，我国共有32个税种，且按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设置税种税率，企业公平税负、公平竞争无从谈起。且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也主要依企业隶属关系而定，强化了地方割据和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全国大市场，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内的自由流动。
　　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改革任务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税收体系，并明确了税收收入划分原则。
　　此外，“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直接“导火索”。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放权让利改革（政府给企业让利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让利）是主基调，结果导致“两个比重”下降，财政收入占CDP的比重从1979年的28. 4%下降至1993年的12. 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多数年度也在30%以下，大大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和再分配职能。
　　根据现实严峻的形势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要求，政府实施了1994年财政改革。二、三项主要改革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企的税利分流改革；二是税制改革；三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税利分流改革纠正了承包制“以税代利”的做法，确定了政府对国企的双重身份，即所有者身份和管理者身份，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适用统一税制奠定了基础。税制改革一方面搭建了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税制体系，另一方面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税制保障。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初步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框架，初步理顺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国营企业的税利分流改革
　　前述的第二步利改税因技术层面的问题，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也就是企业创造的利润越多，上缴国家的部分也越多。为此，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国有企业也应实施承包制，即所谓的“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且承包制的试点实践的反馈效果也不错。于是1987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实施企业承包制，将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也“承包”了。企业承包制对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很明显，但其弊端则更加突出，就是“一户一包”，导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吵基数、争比例、闹调整的现象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税利分流”改革应运而生，
　　税利分流的完整理念是：“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就是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作为一般经营性企业，将实现的利润先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第二个层次是国有企业将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它的所有者，其余部分由企业留存，自主使用。因当时国营企业经营困难，为推出该项改革，规定国营企业暂缓上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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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1978—2018）》研究财政改革四十年，确立了四个维度：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法治维度和国际维度，并以此作为全书的基本架构。除总论以外，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是财政改革：为市场化和工业化奠基，第二篇是走向共享共富的财政，第三篇是重构与约束财政权的改革，第四篇是大国财政和全球治理，这四篇的构成就是基于上述四个维度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