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帕蓝调

《潘帕蓝调》：　　我厌恶我的生活。三年之后我二十岁，四十岁的一半。八年之后卡尔九十岁，我二十五岁，也许还待在这里，与他同住。我不想这样，现实让我受够了。　　卡尔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雪花般的泡沫贴在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他哆嗦了几下。因为浴室里暖和，镜子上蒙了一层雾气，天花板挂满水珠。我替卡尔擦背，他的手够不着。卡尔自己干不了的事，够写上几《潘帕蓝调》了。卡尔颤颤巍巍，伸手扶着墙壁。六十五年后我也会像他那样老态龙钟。　　“这里，你撒尿的玩意儿自己擦。”我说着递给他毛巾。　　“这玩意儿还中用。”卡尔轻声嘀咕道，咯咯地笑起来。　　有时候卡尔什么都明白，甚至包括下流话。他的脑袋犹如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布满灰尘的晶体管还在不时发亮，接收信号。但多半最简单的话就够他受了，遇到麻烦的日子只能接收“吃饭”“睡觉”“蛋糕”等个别字眼。与卡尔一起生活就像是在走下坡路。一旦他大脑哪天罢工，我们俩就彻底无法交谈。我不知自己会不会若有所失。　　我十五岁开始跟卡尔学园艺。我妈觉得这主意不错，但不过是权宜之计，是爸爸去世后抛开我的最简单的办法。卡尔其实没能力再带徒弟，当时他的大脑虽能正常运转，但已过于陈旧，膝盖也不好使，只适合在花园里独自消磨时光。尽管这样，我妈还是与管理部门谈妥了。我相信，对于本地众多辍学者和失业青年来说，政府官员们反正不在乎我干什么。重要的是，我有人照料，不再四处游荡，不会吸食毒品。　　卡尔教我填埋花茎，修剪玫瑰花丛，换盆，栽种苗木。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制作混合肥，驱除蚜虫。我能区分林下石竹与降临节石竹，耙子与锄头也使得不赖。在卡尔这儿，我学不到外面世界如何运转，也没有尝过抚摸女孩子身体的滋味。　　有一年，我妈每周四都开车送我去城里的职业学校，一小时去，一小时回。她是歌手。那段时间她随舞蹈团在聚会、企业庆典和婚礼上献艺。实际上我妈是爵士歌手。她与一支四重奏乐队在欧洲巡回演出。钢琴师、萨克斯管手、低音提琴手．打击乐手和她。在新闻照片上可见她身穿黑色长裙，手戴长及胳膊肘的黑手套。其他四位音乐家同伴穿黑礼服，打领结，冲镜头微笑。照片下方用弧形字体写着“黑贝蒂和祖母绿爵士乐队”。我妈结婚前叫帕斯拉克，贝蒂娜·帕斯拉克。她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有太多诺伊鲁平的乡土味，缺少纽约大都会的气息。我爸姓席林，她从来不用这个姓。她护照上的名字是贝蒂娜·席林·帕斯拉克，但在音乐界大家只知道她的艺名。她演出游历了很多地方，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从巴勒莫到赫尔辛基，从阿里坎特到华沙。然而远远算不上事业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她缺乏雄心，缺乏真正的刺激，或者缺少一名能力出众的经纪人。再或者是她的声音太普通了。要么就是爵士乐——我是说，现在究竟谁还在听这个？　　卡尔洗完澡，我帮他穿衣服，然后做我们俩的午餐。卡尔负责摆餐具。每周一次看望卡尔的护士维尔尼克女士告诉我，要每天给卡尔派些活干，这样他大脑就有事可做了。卡尔的一项工作就是每天一日三餐摆桌子。维尔尼克女士说，这是一种训练，能提高精神活动能力。但是，对于卡尔来说，于活似乎不能真正奏效。大多数情况下，他总会忘记些什么，一只调羹、一只杯子，或是两张餐巾纸。常常每只碟子旁摆了两把叉子，可没有餐刀，或者他摆好了咖啡壶，却忘记了杯子。有时候，他站在空荡荡的桌子前，想不起该做什么。我不得不替他取来碗碟和刀叉，演示给他看。如果他哪天遇上麻烦，用手无助地转动调羹达五分钟之久，我便请他坐到椅子上，让他剪纸片。这件事他从未荒废过。　　今天，卡尔遇到了好日子。刀叉虽然放错了方向，但他都没有忘记，除了杯垫和纸巾。他穿着一双黑色短袜、一条宽大的灰色长裤和一件白衬衫。他若刮过胡子，外观还算过得去。我从抽屉里取出餐巾纸，往他领口上一塞，然后高高地挽起他的袖子。　　“谢谢。”卡尔说。他每天向我道谢无数次，无论我有没有帮他穿拖鞋，有没有帮他在面包上涂黄油或者擦眼镜。　　“祝你好胃口。”我说道。　　“谢谢。”卡尔回答。放在他旁边地上的饼干桶里满是拇指大小的蓝色碎纸片。　　每当我早晨没有睡醒，或到了傍晚因白天的折磨而心烦气躁时，我便打开水槽边的收音机，不去听卡尔发出的噪声：呼气声、喝水声、咀嚼声、咂嘴声。但现在是午餐时间，所有的电台都在播放乌七八糟的节目，我只得听任这样。　　“每周回顾。”卡尔说。　　“什么？”卡尔有时候的用语，我之前从未听见过。我彻底惊呆了，不由得想起他大脑还没有变成碎屑状海绵体时，他给我讲的故事。

　　拉佩特以温柔而坚定、简洁而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开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成长故事，结局美妙而令人惊叹，丰饶的主题带给我们深刻而开放的思考。
　　作者能让一切都保持中立，恰到好处，介于悲伤、幽默、忧郁和突然闪现的希望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