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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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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黛云 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57522

出版时间2014-0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8元

货号8600515

上书时间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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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乐黛云，著名学者、作家、文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
这本《乐黛云散文集》收入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史成芳》《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三次中西相遇》《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等散文作品。

作者简介
乐黛云，1931年1月出生于贵阳，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靠前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Intellectuals in Chinese Fiction（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La Nature（自然）》《跨文化之桥》《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等。

目录
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初进北大  
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 
四院生活 
快乐的沙滩 
我的选择，我的怀念 
小粉红花 
塑造我的人生的几本书 
我们的书斋 
怀旧·乡愁·《贵州读本》
美丽的治贝子园 
忧伤的小径 
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 
白马湖畔 
蜻蜓

                                                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初进北大  
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 
四院生活 
快乐的沙滩 
我的选择，我的怀念 
小粉红花 
塑造我的人生的几本书 
我们的书斋 
怀旧·乡愁·《贵州读本》
美丽的治贝子园 
忧伤的小径 
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 
白马湖畔 
蜻蜓 
北大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回忆一个难忘的春节 
燕南园的噩梦 
人生变奏 
献给自由的精魂 
怀念马寅初校长 
大江阔千里  
魂归朗润园 
我在燕南园时期最难忘怀的一个人 
父亲的浪漫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沧海月明珠有泪 
黑水洋上的歌声 
绝色霜枫 
死神与他擦肩而过吗? 
纪念英年早逝的史成芳 
心灵沟通的见证 
情感之维 
问世间“情”为何物？ 
作为《红楼梦》叙述契机的石头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 
复仇与记忆 
互动认知：文学与科学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逍遥放达,“宁作我”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何时始终，何处来去？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想到林语堂 
在伯克利的日子
文化自觉与中国梦 
漫谈文学人类学 
漫议汉学与国学的交叉 
中国文化面向新世界 
三次中西相遇 
我观中国当代文学 
以东方智慧化解文化冲突 
漫谈佛教在欧洲的影响 
小议文化对话与文化吸引力 
小议文学的沟通 
世纪末访意大利 
异国心灵的沟通 
从“不可见”到“可见”

内容摘要
    生在重峦叠嶂、群山环绕的山城，我从小就喜欢静静地面对群山，特别是那座巍峨苍翠，蕴藉着贵州丛山之灵的黔灵山！就像幼时已会背诵的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缭绕着云雾的黔灵山就是我的“敬亭山”。我常常凝视着这一片苍蓝，心里想，这山后面是什么呢？母亲说，山后面还是山。那么，山后面的山后面呢？后来，年龄稍长，我才领悟到，其实*国人心目中的山是没有尽头的。它象征着人的眼界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孟子？尽心篇》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是鲁国人，他曾经登上鲁国的东山，从山顶俯视人寰，这才发现鲁国原来也并不是那么大。后来，孔子登上了更高的泰山，就更感到自己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天下，原来竞如此渺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们应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孔子死后一千多年，*国*有名的诗人之一杜甫(712―770)步孔子的后尘来到了泰山。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在泰山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望岳》，这首诗*后的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你来到凌空的绝顶，就会感到足下的大山、小山原来都很渺小。又过了近千年，明代诗人杨继盛(1516―1555)追随杜甫的诗境，又来到了泰山。他写道：“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他原想沿着孔子和杜甫的行踪，登上泰山的绝顶，一览显得渺小的群山。但他发现这样的登临是没有止境的，即便来到了“绝顶”，山顶之上，也还有来往的白云。大自然是无法穷尽的。“登高望远”成了*国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永远鼓舞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众多的这类诗歌中，*有名的一首是王之涣(688―742)的《登鹳雀楼》。鹳雀楼在山西蒲州县的黄河高坡上，它面对巍峨的中条山，下临波涛汹涌的黄河。当诗人在一千多年前登临这座楼时，落日西下，黄河东流的宏伟气象尽收眼底，正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渴望着更高的立足点，更开阔的视野。随之吟唱出被广泛引用的千古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以登高望远为主题的诗，在*国可以说不计其数。

    那么，这种登高望远是不是真的没有尽头呢？人能够登到多高昵？庄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庄子认为人不能不受各方面的局限，首先是时间的局限，也就是生命世界的局限。例如朝生夕死的小虫，它们的生命只有，它们绝不可能既看到月缺，又看到月圆；春生夏死或秋生冬死的蝉类也不可能既看到秋天，又看到春天。庄子说楚国南部有一只灵龟，它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只能活百年的人类当然不能和它们同日而语。因此，燕雀之类的小鸟只能翱翔于蓬蒿之间。它们生命的时间决定了它们生命的空间只能*常狭小。而鲲鹏就比它们自由得多了：这种鹏鸟，脊背像泰山一样宽广，翅膀像天边的云，一飞就是九万里！更自由的是一位名叫列御寇的人，他连翅膀也不需要，只要乘着风，就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但在庄子看来，这也还不够自由，列子毕竟还要依靠风和空气，只有他理想中的“至人”，乘天地之正气，把握着“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邀游于无穷之境，那才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庄子理想中的“藐姑射之山”就住着很多这样的神人。他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餐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山”是挣脱了时间与空间局限的神人的住所。庄子通过这样一层层比喻和剖析，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人在肉体上不能不受百年时间和一定空间的束缚，但只要能打开思想之门，超越利害、得失、成败、生死等各种界限，就能像姑射山上的神人一样，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然而，能够打开思想之门，超越界限的人终究少而又少，几乎没有；因此，人们在登高望远之时，总是感到生命的有限和宇宙之无穷，而沉入一种宿命的悲哀。清代有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说：“佘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南朝诗人何逊(？―518)有“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的诗句；诗人李白(701―762)也说：“试登高而望远，咸痛骨而伤情。”可见，在*国传统中，山，总是和空间的辽阔、时间的永恒相联系的。

    从童年开始，家乡的山就深深刻印在我心中，山之灵、山之性、山之美凝结成故乡的灵魂，撒播为故乡的山山水水，融汇在我的血液中，成为*深渺、*神秘的想象和思考的源泉。国画大师刘海粟早就说过：“贵州山水在孕育着交响乐的情绪，当文化积累到高峰时期，一定要出震古烁今的大天才，来吟唱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大悲欢！”我对此深信不疑。

    P3-5

精彩内容
《乐黛云散文集》收录整理了乐黛云先生发表见报的散文随笔，其中有乐先生对北大学事的追忆，对季羡林、汤用彤等教育先辈的缅怀，也有对个人岁月的点滴记录与珍藏。乐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丈夫为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他们一个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一个是哲学大家；他们家学渊源，学贯中西；一儒一道，一静一动。此次拟同步出版《乐黛云散文集》与《汤一介散文集》，以精装本的形式收录未名湖畔学界双璧的人生与感悟。

媒体评论

                                                                                    
                                            

献给自由的精魂——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北大自由精神的奠基者蔡元培校长早就指出“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他抱定学术自由的宗旨，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正如梁漱溟先生所回忆：“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梁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大潮流的酿成，“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蔡先生的“器局大”和“识见远”。所以能“器局大”、“识见远”，又是因为他能“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这个“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讲得特别好。
大凡一个人，或拘执于某种具体学问，或汲汲乎事功，就很难超然物外，纵观全局，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知识分子素有“议面不治”的传统，一旦转为“不议而治”，那就成了实践家、政治家，而不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一，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二，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三，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大约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讲的“精神生产”；“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作用”就是构筑和创造某种理想，并使它为别人所接受。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理想可以塑造现实，可以重铸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实际影响。“自觉追求普遍原则”就是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也就是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说的，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半真理妥协，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cott Parsons）所说的“把文化考虑置于社会考虑之上，而不是为社会利益牺牲文化”。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它是知识分子长期精神生产的结果，而不是暂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
北大的校长们，很多都曾有过不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半真理妥协”的经验，他们总是敢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困扰于计划生育的两难境地，我们总是不能不想起马寅初校长和他的《新人口论》。1957 年马校长将他多年来思索的结晶《新人口论》按正规手续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指出控制人口十分迫切，十分必要。他语重心长地警告说：“人口若不设法控制，党对人民的恩德将会变成失望与不满。”回答他的，是百人围剿，他十分愤慨地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悲壮之情。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致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如果马校长当时所面对的政治家多少能听取一点不囿于眼前实利而从长远出发的真知灼见，马寅初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贡献将无可估量。马寅初所以能高瞻远瞩，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实行者，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位置是“议而不治”。这就保证他可以摆脱一些局部和暂时利益的牵制，不需要屈从于上级而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造福于社会。相反，北大也有些校长，他们同时是朝廷重臣，如孙家鼐，他虽有开明的思想，也有重振国威，兴办教育的志向。但他毕竟是“官”，所以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终于不能越政府的“雷池”。严复，这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被袁世凯拉入政府，脱离了“议而不治”的地位，就无可避免地屈从于实际政治，卷入复辟逆流。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北大的大部分校长都是“把文化考虑置于社会考虑之上”，对于文化都怀着极深的关切。九十年来，再没有比中西古今之争这个百年大课题更引人注目、更得到全国关切的文化问题了。如果说孙家鼐囿于他的地位，只是把中西文化关系局限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层次上，那么，严复提倡的却是“非西洋莫以师”。他的《天演论》之问世，如“一种当头棒喝”，“一种绝大刺激”以致“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严复所考虑的是更深的文化关切。他超越了“师夷长技”的“言技”阶段，并提出当时盲目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做法有如“淮橘为枳”，不能真收实效。因为“苟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故要“自强保种，救亡图存”，不能只是“言政”，还要从根本做起，即“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以教育为本，也就是从文化方面来解决问题。
胡适进一步把中西文化关系放进时间的框架来考察。他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个文明形成的生活方式”。因此，“东西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工具的差别”。人类是基于器具的进步而进步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以及机电时代都代表了文化进化的不同阶段。西方已进入机电时代而东方则犹处于落后的手工具时代。西方人利用机械，而东方人则利用人力。他尖锐地指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界限是人力车和摩托车的界限。”工具越进步，其中包含的精神因素也越多。摩托车、电影机所包含的精神因素要远远大于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轮船是物质文明。”胡适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首先不是地域的差别而是时代的差别，也就是进步阶段的差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根本改造与重建，以便从中世纪进入现代化。
梁漱溟不仅从纵的历时性角度来考察中西文化，而且第一次从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系统的比较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中来研究中国文化。他认为这三种文化既是同时存在而又是递进发展的。西方文化取奋身向前、苦斗争取的态度，中国文化取调整自己的意欲、随遇而安的态度，印度则取“消解问题”、回头向后的态度。梁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历了它的复兴，接下去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后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三种文化各有特点，同时也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应在自己的基础上向西方已经到达的那个阶段发展，因此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应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西方文化则由于第二阶段发展不充分，出现了种种弊病，应回头向中国文化学习、补课。
从世界格局来研究中国文化就有一个相互交流的问题。汤用彤先生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性”。他认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决不可能只发生单向的搬用或移植。外来文化输入本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在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中生存繁衍，因此它必然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必然被本土文化吸收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新成分。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状而必融入新机，这就是文化的更新。汤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了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处处证实了“印度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变化，成为中国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他将这一过程归结为因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因看见不同而冲突，因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是同时的先后次序，也是一般的逻辑进程。汤先生毕生从事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的研究都可视为这一结论的印证。直到如今，这一论断仍不失为有关中外文化沟通汇合的真知灼见。
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在不断吸引、变化和更新的过程中发展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文化传统都不是固定的、已成的（things become），而是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things becoming）。它不是已经完成的“已在之物”，只要拨开尘土就能重放光华；更不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百宝箱，只消挑挑拣拣，就能为我所用。传统就是在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不断进行新的诠释中形成的，传统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如果并无深具才、识、力、胆的后代，没有新的有力的诠释，文化传统也就从此中断。
季羡林先生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发挥。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我认为这就是上述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并不断发展的某些因素—笔者），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一切民族文化都须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季先生认为这二者相反相成，不可偏废。现代化或时代化的标准应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任何文化的现代化都必须向这一最高水平看齐。因此，现代化与开放和交流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论证，外来文化必有改变，传统文化也必得更新。二者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否则就只能停滞和衰退。季先生认为我国汉唐文化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是一方面发展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大力吸收了外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并输出我国的传统文明。反之，清朝末年的保守派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一方面又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畏惧时代化和现代化，结果是国力衰竭，人民萎缩。未来的希望就在于赶上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一过程中对过去的文化进行新的诠释。
回顾过去历届北大校长对文化问题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仍是极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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