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的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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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念祺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23974
出版时间2017-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9元
货号9265093
上书时间2024-12-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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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念祺，1954年生，上海人，曾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三卡公社插队十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硕士学业。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中学历史教员，硕士毕业后坐过一年半机关。后来到上海社科院，先后在经济所、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著有《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自1992年起，时而在报刊上写一些读史随笔。写过几本通俗历史读物，如《话说中国》（秦、西汉卷）、《衰颓的年代――仁宣致治之后的明帝国》、《故事里的历史》。
目录
“汉家儒宗
班固笔下的侠 ／205
周亚夫冤案的由来 ／217
“狼虎丛中也立身
宰相赵鼎的悲剧性结局 ／244
刘基与朱元璋的政见分歧 ／259
汪文言与东林党案 ／274
“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城市史?／286
贸易如何打造世界?／294
道不同，不相为谋?／302
道德的“灾变” ／311
一个书生的历史视界?／315
激动人心的人生片断?／319
阳明为什么要说“心即理” ／324
从《李自成》到《崇祯皇帝》?／337
传神才是史家的追求所在?／347
内容摘要
从官制变迁入手，揭示过度集权的弊端
一部《吕著中国通史》，其上编乃就中国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以推求现状的由来；凡材料、布局、变迁过程、社会历史背景。乃至于立论，皆有精审缜密的把握。如先生讲述中国历目前的官制变化，重在突出政治的变迁，并概括其基本过程：秦汉官制如何从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又因不适合统一时代而不久即生变迁，以及由此造成错杂不整，入唐后再被整理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却行之不久又不能适应实际，在唐中叶之后再生变迁，然后为宋朝所沿袭，入元又加入了一部分异族因素，再为明朝所沿袭，清朝又大略沿袭明朝，至末叶因政体改变，官制随之再变。至于在这样的过程中讨论历代官制的具体变化，吕先生则通过历代内官（中央官制）和外官（地方官制）的设置及权限变化，讨论各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政治特点；而以内官“分事而治”、外官“分地而治”为线索，讨论历代官制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升降变迁，以及官制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行政阻隔和影响。高度的概括，结合具体的分析，是吕先生撰述通史的一个特点；而与此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深刻的史识。如针对外官权限被侵夺的问题，吕先生指出：“上级很好不错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暗勺。”因过度集权而造成很好不错不振，是中国历目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官制变迁入手，以揭示政治变迁过程中过度集权的弊端，是很尖锐也很有说服力的。惟官制变化千头万绪，关系又极复杂，只有抓住过度集权与中央很好不错的关系问题，才能用简驭繁、博而反约，在纷繁的官制变化中，把握中国历目前官制变迁的因果。所以，吕先生学问的深密，是在更大的方向上。与严耕望先生所提到的那类“仄而专的深入”的确不能同日而语。
说到深密，还不得不说的是，吕先生治史，决不故弄枝蔓，以展示“深密”。如先生札记《汉人多从母姓》一文，讲的本是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惟其容易被人疏忽，又比较重要，先生即将相关史料特意摘录，并指出其为古代余习，以及汉人尤重母系亲亲之义的问题。又如伪古文尚书中“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一语，向来认为前八个字本于《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之语。而吕先生指出，其中“惟精惟一”四字，亦本于《荀子？尧问》“执一无失，行微无怠”，“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等语。按说，此经学目前的问题，并非无枝蔓可寻，但先生札记《伪古文尚书有本于荀子者》一文，仅用四百余字而已。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两册，约八十万字，凡考释、考论，皆此类要言不烦之文。
研究中国学问，不能脱离基本的史料 即便是严先生讲的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的问题，其实也未必是吕思勉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及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三先生的真正重要的原因。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先生这里所说的“新史料与新问题”，实际上讲的是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发现史料的关系问题。强调新史料与新问题，这对于“敦煌学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对。而“预流”“未入流”的说法，不过是陈先生的一时一地之论。近来个别学者引陈先生此言，放言高论“预流”和“未入流”之说，至于滑稽，这对陈先生真是极大的误会，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极大误会。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陈先生讲得很明白，研究中国的学问，虽有新发现的史料，却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中国很基本的史料。而近代史学的风气，更不会唯新史料马首是瞻。其如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基本上是用中国史书中很习见的材料写成的，却甚为当时的学界所推崇。所以，严先生认为吕先生之被低估的第二个原因，其实也并不很重要。反复揣摩严先生关于吕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及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三先生的三条原因，不能不使人感到，严先生真正强调的是第三条。他形容吕先生“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何尝不是对那些向往“声气相求，四方具瞻”的学术地位的学者的一种批评呢？
P7-10
主编推荐
吕思勉先生说，“一个人安于现状，却对于为什么安于现状，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中年以后，潜心问学，终于从“迷的安分”走到 “智的安分”。平生嗜好读史，常情不自禁，古今切换，或陈年旧事，或大题小作，意在让人看看人性这东西，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会有怎样的共性表达，从而展现某些历史的当下意义。
精彩内容
本书是作者读史心得及对近人论著点评的一个集子，多聚焦于皇权的运行机制与影响，尤其是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如何运作；同时对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大家治学也作了独到点评；此外，于学术研究之外，还或叙或议地讲些“陈年旧事”。对广大读者具有增长见闻、启发思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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