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材合法性贸易法规框架构建研究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

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转型以及人们环保观念的变化，非法采伐问题首次作为重要问题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1998年5月，八国集团召开会议发布了《森林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进入21世纪后，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对全球的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环境方面，非法采伐使木材生产国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流失，进而导致气候问题的加重。经济方面，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采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Seneca Creek Associates（2004）估计，在全球的木制品贸易中，有5%～10%的木制品被怀疑与非法采伐有关。该组织经过估算得出，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每年给全球带来的非市场（环境和社会）成本约为650亿美元，其给全世界合法生产者带来的经济损失约为每年460亿美元。社会方面，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使原著居民权利受到侵害，连带效应下的其它暴力、犯罪、人权侵害和腐败问题频发。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降低木材非法采伐的风险，其中制定和颁布禁止非法木材流通和利用的相关法案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实践，成为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的重要手段。

2008年美国颁布《雷斯法案修正案》，要求进口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填写海关申报表：2010年〈欧盟木材法案》和2012年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木材法案》禁止非法采伐的木材和木制品流入本国市场，提出开展尽职调查和边境申报等强制性要求；2015年和2017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自愿伙伴协议（VPA）框架下先后出台了规范木材进口的法规条例，对进口木制品采取强制性合法性验证并实施尽职调查，同为VPA协议国的越南也紧随其后；2017年日本《促进合法采伐木材流通与利用法实施法案）正式生效，鼓励企业对木材原料进行森林认证。尽职调查等合法性验证；同年，韩国颁布了《木材可持续利用法修正案〉，要求进口商填报进口声明并提交证明木材合法性的相关文件。近10年来，随着打击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治理进程的不断加快，无论是木材生产国、加工国还是消费国都

纷纷在法案出合层面采取了积极行动，对木材合法性的关注俨然已经发展为立法趋势。

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也因此许多研究把矛头指向中国，称中国为最大的非法木材进口国，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用大量事实和数据反驳了“中国木材进口威胁论”的观点，指出中国大量进口原木是为世界林产品消费买单，但中国面临的木材合法性压力并没有减轻。一方面由于我国对木材的需求不断增长且随着天然林全面禁伐政策的实施，木材进口量随之增大，中国多数初级林产品进口来源于施政记录较差的国家和地区，大量疑似高风险木材流入中国；另一方面我国生产的木材制品大量出口到欧美等政策环境敏感的国家和地区，在木制品生产和出口过程中面对着来自消费市场的较大质疑。

近几十年来，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中国建立并实施了一整套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可以确保木材及木材产品在中国境内采伐、运输和加工利用的合法性；此外，我国在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方面作出了包括倡导绿色采购、积极制定森林培育和木材贸易相关指南、发展森林认证和木材合法性验证、参与国际交流和行动等诸多努力。然而，由于在规范木材进口和相关木材生产流通方面的法规制度尚不完备，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强木材合法性管理的舆论压力依然未曾减轻。

另一方面，从进出口贸易的行业实践层面来讲，虽然国际范围内关于木材来源合法的界定并不统一，各国在法规制度和贸易流程合规的把握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通过探究密集出台的各国木材贸易法规，可发现国际市场对于木材合法性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和一定的相似度。我国是木材原料进口与生产贸易大国，如果不能在法律层面对木材来源进行适当的规范，那么进出口企业在对非法木材来源界定和把控方面将始终难以与贸易伙伴国对接，进而导致中国企业在进出口过程中无法从法律指导性的高度合理规避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问题所带来的国际贸易风险，来自国际市场关于木材合法性尽职调查、供应链追溯等要求所带来的挑战也难以得到有效应对，长远来看势必会对我国林产品贸易的稳健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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