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dthers fall apart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绪论

为什么是国家建构?

论证

定位论证

第一章 关系理论与嵌套方法

定义国家建构

第二章 志愿性组织:瑞士与比利时

瑞士

比利时:从法语一族统治到双民族联合

结论

第三章 公共物品:博茨瓦纳与索马里

博茨瓦纳:非洲的法兰西

索马里:国家毁灭的历史

第四章 沟通整合: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沉默的语言民族主义

俄罗斯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

第五章 政治整合:世界各国的证据

第一步:解释族群政治整合

第二步: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

第三步:继承的国家地位的决定因素

结论

第六章 认同国家:全球调查的证据

国家自豪感的权力配置理论

其他观点

数据与测量

结果

结论

第七章 多样性有害吗?

有害的多样性

内源性的多样性

第一步:解释公共物品供给

第二步:理解族群分化

结论

第八章 阿富汗经验教训的政策启示

乐观的理由:趋向包容的全球趋势

更多的乐观理由:从预测的路径出发

民主促进和冲突预防?

公共物品供应和国家建构:阿富汗的经验教训

结束语

附录

在线资源

对第四章的补充

对第五章的补充

对第六章的补充

对第七章的补充

对第八章的补充

对第一章图 1.2和图1.3 的补充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绪论

为什么是国家建构？

为什么一些国家通常沿着族群断层线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多样化的人口，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都仍然在一起？换句话说，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某些地方获得成功而在另一些地方却遭到失败？本书所演示的就是各种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在中央集权国家早已出现并统治数代、数十代人的地方，公民在今天说着同一种语言，因此就能更容易地跨越族群、种族和地区的分界线而建立政治联盟。继承了官僚集权传统的政府也能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鼓励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家并培养他们的忠诚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弥合分裂的联系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使暴力冲突和战争不太可能发生，最终导致公民认同国家并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由此构成了国家建构的两面。要实现这两者，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跨越族群分界线（ethnic divides），并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之中。如果公民通过权威和拥护的关系与政府相互连接，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国家建构由此可被认为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种联系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通过其他政治机构产生，并非主要应该关注的问题。相反，不是所有的民主制都能成功地建立一个整合的国家。例如，美国在其民主实体存在的前70年中维持着奴隶制，并在奴隶制结束后的另一个世纪中在政治上排斥非洲裔美国人，从而造成了主从关系和种族隔离。

这种对国家建构的理解与大多数当代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不同。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智库、政府和军队的专家试图制定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促进国家凝聚的计划。他们经常在使用“国家建构”这个术语时将其与民主化等同起来（Dobbins 2003—2004），或者更广泛地将“国家建构”与西方军队在遥远的地方推翻当地政府后重建国家等同起来（参见Osler Hampson and Mendeloff 2007的总结）。在美国，这一辩论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是，当美国政府认为适合时，就有权推翻世界各地具有威胁性的政权，只要美国政府能以自己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形象“重建”这些国家并“教导那里的人民自我治理”，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是说（Fukuyama 2004：162）。

本书则与其他一些著述（Mylonas 2012；Sambanis et al. 2015）一起努力从这些辩论和假设中拯救国家建构的含义。本书提出一套不同的政策处方。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国内条件并不利于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融合，那么通过外部力量来进行国家建构，就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所做的那样，其结果很可能是失败。更重要的是，如果目标是在陷入困境的各国中培育政治凝聚力，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外国人来提供。此外，本书介绍的国家建构的构造理论表明，在美国总统的一个或两个任期内是无法修复失败国家的，也无法建构起国家。国家建构是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对现代化著述的现代化

对国家建构的这种理解直接跟随早期的、现在基本被遗忘的社会科学的著述。诸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1953）、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 1964）、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63）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72）等知名学者，试图了解在那时新近因非殖民化而独立的非洲和亚洲诸国所面临的政治整合的挑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建构区分开来：通过创建国旗、军队、国歌、铸造新币和印刷新护照来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不能保证本国公民能认同这一新国家或保证他们接受该国家的权威。这些学者还区分了政治稳定和国家建构。并非所有保持和平的新民族国家都是因为国家建构取得了成功而维护了和平。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专制政权持续了数十年。这种稳定是无情镇压的结果，而不是政治上对国家的成功整合。

第一代研究国家建构的学者还确认和标示出国家建构所经常带来的冲突及其所面临的障碍。从殖民地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政府比其殖民地前任更能侵入地方的日常生活，地方的人们由此会抵制这样的国家政府。各路政治精英为控制这一新的权力中心而你争我夺。经济贫困、人为划定的边界、殖民者原先分而治之的政策遗产，以及羸弱的国家能力等使得国家政治整合困难重重。第一代国家建构问题的学者——本着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传统——毫不犹豫地勇于做比较：主要以广泛的历史类比的形式，将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学到的经验教训迅速应用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在论证这些比较的过程中，大多数作者依赖于现代化理论：他们认为现代官僚制的引入、加速沟通和信息流动的技术变革，以及赋予下层阶级公民权利都会改变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无论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当代印度。换言之，他们视国家建构为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无论什么地方产生的现代性使以前规模较小且自足的社会单位彼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流派展开了批评，批评其忽视这些新国家中的阶级剥削和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持续依赖。新兴理性选择流派的支持者批评国家建构的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问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从事像“国家建构”那样理想而崇高的事情。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则指责国家建构者侵犯少数群体的权利并通过强制同化摧毁他们的文化（例如，Connor 1972）。方法论学者强烈反对国家建构研究者“扶手椅理论创建”扶手椅理论创建（armchair theorizing）是指依赖于前人的理论来做理论分析的方法。——译者注的习惯及其倾向于总是挑选适合论证的范例，避免对消极和积极案例进行更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分析。很快，这个关于国家建构的话题被放弃了或归入其他研究领域，如对内战、经济发展、民主化等的研究。

本书重新激起了对国家建构这一主题的早期兴趣。像第一代学者的作品一样，它追求广泛的比较议程，将我们带到世界各地，上下几百年来引入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任何地方：一个国家应该以平等公民组成的民族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或王朝的名义来统治的理想。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的瑞士和比利时、20世纪初的俄罗斯和中国，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和索马里。以下各章详细讨论了这六个例子。

然而，与前一代该课题的学术成果不同，本书精确地识别和确定国家整合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向现代化的抽象力量。并且本书不是收集说明性的例子来支持广泛的理论主张，而是用更高的分析精度和方法论的严谨性来探究旧有的问题。我使用三对精心挑选的国家案例来说明培育国家建构的特定机制如何在历史过程的细节中运作。然后，本书通过对大型数据集的统计分析来证明这些机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起作用。因此，本书有效地利用“嵌套方法”（nested methods）设计，其中将不同的研究策略结合起来支持相同的理论论证（参见Lieberman 2005; Humphreys and Jacobs 2015）。如果这些不同的实证调查引出相同的结论点，那么就应该增加我们对所假设的诸因果力量确实在世界上的“那里”起作用的信心（关于方法原则的更详细讨论，参见第一章的讨论）。

本书探讨了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安德烈亚斯·威默在书中综合运用三对案例比较分析和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志愿性组织的发展、国家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语言多样性等变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国家建构聚焦在一个缓慢、代际的过程。威默比较了瑞士、比利时、博茨瓦纳和索马里等国，指出志愿性组织的早期发展如何强化了国家构建，阐述公共物品供应如何将不同的政治选区团结起来，证明共同的语言空间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