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天涯:温州华侨口述史(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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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现在是侨五代了

我出生在瑞安桂峰，后来迁居瓯海。我爸爸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批去日本的老华侨，他人长得高大，经常戴着一顶圆帽子，非常帅气。

我爸爸曾往返日本三四趟，他在国外做什么，我不太清楚。只是他最后一趟去日本，整整九年都没有音讯!家里面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了。没想到日本投降以后一个月，我们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他准备回国了。后来，他也会偶尔说起在日本的见闻，记得他说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桥头，看到日本人在摸路人的后脑勺，如果后脑勺是平的，就直接砍了头扔到河里冲走。因为当时有种说法，后脑勺平的就是朝鲜人。我们当时听了都吓得胆战心惊。

他在日本没挣到什么钱，又觉得桂峰人多地少，不好长久住下去。于是，我们全家就在1946年搬到了瓯海，在瓯海雄溪村买了两亩地。那时候，附近的华侨也不多，雄溪同瞿溪，总共只有六七户华侨人家。

现在，我们在雄溪还有一间房，我当年在德国挣了钱以后曾汇款给我爸爸让他翻新重盖。当时取出来的钱都是5元、10元的，三四个人坐在床上数了好几个小时，用这些钱盖了一幢7间2层的房子。那时，其他人家建房子都是用木头，我们家已经用水泥来盖了，说实话，那房子盖得真难看。我后来还同我爸爸说过，这么多钱，买条街也够了，怎么建了个这样难看的房子!但是路过的人居然都觉得那个房子还挺好的。

在雄溪种了几年田以后，我爸爸听说有人在欧洲挣了钱，所以1957年他又出国了。他先去意大利，在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做小商贩，卖过领带、背包等，后来从奥地利到了德国的科隆。他们卖东西不是摆摊，而是拿在手里在街上走着卖，遇到警察还要跑，不然可能会挨打，甚至被抓走。20世纪60年代后，他才归国养老。

我是1959年出国的。小学毕业后，我种了四五年的田，但觉得一直这样穷下去不是办法，就想要出去挣钱。那时候出国的人非常少，出国的过程也有波折。公安局的同志觉得我既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德语，就劝我别去。可我告诉他们，只要能到德国，我就能学会德语。

我的申请最终还是审批通过了。当时，出国手续要去香港办，因为那时的香港是由英国政府管理的，是国际码头。我们先去金华，再坐火车到深圳，在深圳坐船去香港。火车车厢内非常拥挤，我一路蜷缩着，想把手肘撑开一下都不行。

我们一行有八九个人，都是来自青田、瑞安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大家都饿得要命，去到一家饭店，店里用的是小碗，我那一顿吃了9碗饭。后面几次都不好意思叫服务员了，干脆自己拿碗去盛。还有人直接用一块腐乳配一口饭，我看着都觉得咸。

当时，出国还有个老规矩，就是“扒”关税，所以我没带很多行李。但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套衣服，换上身后，还把旧衣服全都寄回家了。我太太会把毛衣的线拆开，给孩子们重新织毛衣。

在香港等待审批需要4个月时间。我们这一行人在家都是吃生产队的大食堂，经常饿肚子。到了这里，吃得饱穿得暖，感觉非常自由，还能到处去逛。可是每天只是打扑克、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出门就是为了赚钱，难道钱非得到德国才能赚吗?我看到当地有种擦汗用的手帕做得很精致,价格又便宜，想到我爸爸在德国就是小商贩，所以我也批发了一些，准备带出国去卖。

本书稿为20位温州华侨的口述史，采访扎实、深入，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写作认真严谨，在表述准确的基础上也追求生动可读，符合口述实录的规范，达到存史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温州人秉持着“为了创造更好生活”的朴素愿望，从家乡出发，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让温州人的经济版图扩展到全世界。放眼全球，近70万温州人在全球131个国家发展创业，其中有38万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每一位华侨华人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特别是在海外打拼闯荡时，留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和可歌可颂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