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卷:Volume 10:柏林时期(1920年5月-1920年12月):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may-december 1920， and supplementary comesppondence 190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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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iana Kormos Buchwald[等]主编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35778789
出版时间2013-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220元
货号8237741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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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20世纪很杰出的物理学家,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标志性人物。
目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
正文目录
插图目录
第十卷序
关于全集的编辑方法
致谢
关于英译本的说明
文件所在单位符号表
说明文件种类符号表
正文
正文字顺目录
年表和日程表
附录
引用文献
名词索引
人名索引
引文索引
勘误表
译后记
内容摘要
第10卷导言
本卷，收录了465份信件，共分为两部分。
该卷上半部分收录了211封信件。这些信件是对已发表在第5，8，9卷，写于1909.5-1920.4月的信件的补充。其中：124封信，大部分出自爱因斯坦之手，这些来自遗赠的家庭信件，全部保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库里，由Margot Einstein（1899-1986年）保管。她确保了这些信件在她去世后的20年里一直没有公之于众； 66份信件来自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室，由Gina Zangger（1911-2005年）收藏；还有21份信件从其他收藏处获得。
该卷下半部分收录了254份信件的全文，这些信件是从1920年5月到12月期间共614份现有的信件中选取的。编辑选取的这些信件，力求对理解爱因斯坦的工作和生活均具代表性和重要性。不作全文刊登，而只有摘要的信件，在本卷的末尾按时间顺序有详细列表。
1909年到1920年的信件刊登在本卷的第一部分，这些信件为读者研究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与学习，以及了解他与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本卷不包括爱因斯坦与Mileva Maric之间的在1903年结婚之前的早期的信件，它们都收录到了已出版的第1卷之中。之后所能获得的家庭书信都刊登在本卷里，包括：爱因斯坦亲自写给Mileva Einstein-Maric的信，还包括写给他在苏黎世的两个儿子Hans Albert 和 Eduard，以及少量的写给他在柏林的堂妹Elsa Einstein的信。 Elsa Einstein 在1919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本卷还首次刊登了Hans Albert 和 Eduard Einstein写给爱因斯坦的书信；也是自第1卷来，第一次刊登Mileva Einstein-Maric写给爱因斯坦的书信。由爱因斯坦在1916年4到1919年10月撰写的书信，主要是以明信片的形式写给Elsa Einstein的。这期间，他们的信件很少保存下来，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早在1912年4月，爱因斯坦就承诺要“永远销毁” Elsa Einstein的信（见卷五，文档389）。其次，大量的信件是爱因斯坦写给Heinrich Zangger的。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和柏林家庭成员的补充函件，以及与Zangger之间的信件，都已经在以前的卷里出版。总之，这种材料让读者可以更丰富和更全面地了解到爱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面临的个人生活和许多困难，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疾病，营养不良，经济忧虑，分居，离婚，以及再婚等。
此外，补充书面信件还包括爱因斯坦在1909年和1910年间写给数学家Vladimir Varicak的9份信件，他是一位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长度收缩认识论上有过公开争论的人（爱因斯坦1911f [第3卷，文档22]）。 Varicak对用相对论来解释Lobachevsky’几何感兴趣。爱因斯坦的信件主要致力于解决如何为一个作非均匀旋转运动的刚体做相对论定义的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刊登的家庭信件中，主要描述了在1920年的最后8个月里，爱因斯坦的一些个人生活的新资料，例如他与他的儿子在德国南部的第一次休假，以及他尝试将他在苏黎世的家搬到这里等。还有少量的Elsa Einstein的信件，让我们可以看到，在Elsa Einstein自己的眼里，她与爱因斯坦的关系。
本卷的第二部分还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在此期间爱因斯坦所集中思考的若干科学问题，包括他与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与荷兰)的物理学家，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的物理学家之间的联系，以及他在德国以及在荷兰、丹麦、挪威旅行时所作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讲稿。这些材料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爱因斯坦在新获名人地位、随之进入社会公共舞台后面临的许多新挑战，主要是面对一系列日益增多的针对相对论的刻薄攻击。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爱因斯坦对他新职业的反应，以及他的家人、亲密友人和同行在很大范围内成为公众人物时的应对。同时，这些材料还展现了当时德国(及其他国家)科学与科学界的发展图景。
1920年10月，爱因斯坦终于成为了Lyeden大学的特邀教授，这直接导致了著名的《以太和相对论》就职演讲的诞生。载于本卷的一些书信也见证了爱因斯坦在荷兰的逗留和与热情好客的荷兰同事的友情。但是，从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 Paul Ehrenfest才是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最重要和亲密的私人朋友和科学伙伴。
I
在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经由Lyeden（Leyden）前往柏林，担任普鲁士科学院常任院士的新职务。到了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Mileva Einstein-Maric分开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天，Mileva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Hans Albert 和Eduard，回到了瑞士。爱因斯坦则继续留在柏林近20年。在1915至1920年间，他共前往瑞士5次。1915年夏天看望他的儿子，1916年春天以及1917年夏天，他再次前往苏黎世试图与Mileva离婚。1919年初，他再次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完成了与Mileva的离婚，并作为嘉宾在苏黎世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演讲。1919年6月，在柏林，爱因斯坦娶他的堂表妹Elsa Einstein为妻。此后不久，他又一次前往苏黎世看望了自己的儿子以及身患绝症的母亲，并再次在苏黎世演讲。
本卷刊登的信件中，有149份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时间大多在1916年到1919年之间，其中67封是写给Elsa Einstein的，55 封是写给Heinrich Zangger的，其余27封是写给其他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爱因斯坦在1917-1919年离开柏林期间，写给Elsa的信件和明信片分为两个系列。1917年爱因斯坦与好朋友Zangger的来往信件很多，当时Mileva Einstein-Maric正生病就医，住在苏黎世的Zangger是爱因斯坦与家人间的联系人。对儿子的照料以及伴随的经济生活安排是爱因斯坦在这些信件里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1915-1919年间的信件共61封。29封由Hans Albert和 Eduard Einstein所写，往往是共同写的，有时还伴随着Mileva的信，都是在他们父母分居后的5年里写的。有12 封是Mileva在他们婚姻的最后一年，1918年发出的。以前卷里刊登过爱因斯坦在此期间写给Mileva的32封信和写给孩子们的34封信件。本卷的这些信件是进一步的补充。
补充的家庭信件中，还涉及到了参与家庭事务的其他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以及她的丈夫Paul Winteler，以及爱因斯坦的老朋友米Michele Besso和他的妻子Anna Besso-Winteler，Paul Winteler的姐姐等等。Zangger，Winteler和Besso对家庭都提供了许多帮助，并在爱因斯坦和Mileva 分居的5年里以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呼吁他们维持关系，并关注孩子们的照料问题。
爱因斯坦和Elsa L?wenthal, née Einstein，既是堂妹又是表妹，他们从1912年开始亲密交往。Elsa是爱因斯坦下决心接受柏林职位的重要因素。[1] 但到1916年他们仍然分居两处——爱因斯坦住在单身公寓，Elsa与两个女儿Ilse 和Margot以及父母Rudolf 和 Fanny Einstein都住在柏林西南区。现存的与在柏林家族之间的通信几乎全由爱因斯坦写给他们。这个时期从Elsa Einstein发出的信件可谓少之又少。爱因斯坦离开柏林期间的旅途中，通常都以明信片的形式，像旅游日记似地，写给Elsa和她的女儿们，日期从1916年春到1920年秋——只是在1918年没有信件现存。
这里刊登的第一批写给Elsa Einstein的明信片，是1916年4月他去瑞士探望自1915年9月起就未见到的两个儿子期间以及与汉斯徒步旅行时所写。那次见面，与爱因斯坦分居近两年的Mileva Einstein-Maric否认她曾经同意离婚(卷8，文档 210a)。* 第二组明信片始于1916年秋天，爱因斯坦旅居Lyeden期间住在他的朋友Ehrenfest家时，在信中爱因斯坦写到他对当地的文化气氛以及相对论在荷兰广为接受的深刻印象(卷8，文档 261b and 262b)。
*卷8，文档 210a, 收录在当前卷。在引言中（包括在正卷中）采用这一缩写形式以区别于本卷条目与以前出版的卷中条目。
大儿子Hans Albert Einstein的来信最早见于1915年——他快到11周岁生日之时，直到1920年。他的话题很多，谈到他的弟弟拼错了单词，转述Eduard希望父亲能与他们住在一起，还提到自己在1915年弹奏海顿与莫扎特的奏鸣曲以及在1920年能弹奏更复杂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的作品(卷8，文档69a and 69b, 以及卷9，文档 288a)。Hans Albert也与父亲交流自己在手工艺方面的兴趣，曾寄给他一幅木雕航船的草图(卷8，文档278a)，甚至火车与飞机模型。这些信件多少反映了爱因斯坦大儿子对复杂的家庭事务的看法，小小年纪就要承担压力与责任的认识，以及对爱因斯坦本人直接与Mileva对话处理有关假期安排和经济问题的期待(卷8，文档 91a)。在Mileva几近精神崩溃、停留在苏黎世一处疗养院的1916年春天，一连数月，两个儿子由女管家照料。1917年4月份，她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这时13 岁的Hans Albert Einstein不得不独自照顾自己。此时他们经济艰难，因为爱因斯坦寄往瑞士的抚养费由于很多原因常常不能按时到达。到4月底，Mileva与Eduard都住进了医院——Mileva是慢性脊柱神经压痛，Eduard是肺炎，Hans Albert甚至也在医院陪住了一小段时间。随后，由Zangger的家庭照顾(卷8，文档 330a)。
在已出版的第5和第8卷里刊登的爱因斯坦与Heinrich Zangger的书信中，爱因斯坦主要谈到了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和感想，也经常强调他们之间的友谊对自己的重要性。[2] 身为瑞士联邦科技学院（ETH）法医学教授的Zangger，在1911年10月爱因斯坦被授予ETH理论物理研究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3] 就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定期通信。[4] 爱因斯坦与他讨论1911年的Solvay会议，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5] 并评论当前研究以及他的同事的能力。爱因斯坦经常向Zangger征求建议，并对Zangge常年累月地照顾家人极为感谢。当爱因斯坦移居到柏林，与Einstein-Maric分居后，Zangger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他联系家人的重要人物。[6] 爱因斯坦经常向他咨询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7] 提到了分居后的困难，以及答复Zangger请爱因斯坦考虑重回苏黎世的提议等。[8]
在本卷中，与Zangger的补充信件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但重心是个人事务及家庭危机问题，包括爱因斯坦对Einstein-Maric、孩子、以及分居的看法(卷8, 文档41a, 96a, 159a, 和 161a)，以及对再婚的考虑(卷8, 文档196a)。爱因斯坦也谈到了他对柏林一些明显疏远的学术同行的感受(卷 8, 文档45a)、跨国旅居的艰难(卷 8, 文档118a, 232a, 和 352a)，以及当时广泛的饥荒、经济困难、食物配给等等(卷 8, 文档 237a, 247a, 和 291a)。
科学话题依旧是两人相互通信的重要部分：爱因斯坦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例如, 卷 8, 文档 41a, 144a, 和 370d),而Zangger邀请爱因斯坦参加自己组织的概率论研讨会(卷 8, 文档 533a)。有几封信，爱因斯坦与Zangger交流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性的惊愕(例如见卷 8, 文档 34a, 159a, 和 261a)。还有信件涉及对朋友Friedrich Adler的支持，对他因为刺杀奥匈总理伯爵 Karl Stürgkh之事在维也纳将被判处死刑表示抗议（卷 8, 文档 326a和330b）。1917年8月，爱因斯坦富有卓见性地提出了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建议（卷 8，文档372a）。
大约20封由爱因斯坦所写的信中，都是设法解决在苏黎世的家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家庭危机问题（例如，卷 8, 文档 276a, 332a和471a）。这些信件大都谈及家人的健康问题，包括Einstein-Maric (卷 8, 文档 242a, 250a 和269a), 爱因斯坦本人(卷 8, 文档287b, 299a 和326a), 以及他们的儿子 Eduard (卷 8, 文档352a, 361e 和 367b), 或者他们三人(卷 8, 文档308a 和 391a)。这是1917年年初，爱因斯坦不仅在柏林的演讲多了一倍，还得计划再次访问苏黎世，真是最困难的时期。 与Hans Albert一起，他计划看望已经转到Arosa H?chwal疗养院的Eduard（卷 8, 文档344）。在1917年6月Hans Albert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详述了自己学习拉丁文时遇到的困难，并自称是“Sauerkrautlateiner”（酸菜拉丁学者；蹩脚拉丁学者）；他还写道，他读了父亲最近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理论的流行著作，并希望再次见面时父亲能把书中晦涩难懂的第二部分解释给他听（卷 8, 文档 346a）。
爱因斯坦在1917年6月底前往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旅途中，两个月期间共给Elsa Einstein写了28封明信片和一封信。在Heilbronn看望自己母亲时，写到他胃病复发后一直保持节律饮食；并不止一次地邀请Elsa在他回到柏林之前到德国南部共度假期，得到一些平日作为女儿和母亲无法享受的“自由” (卷 8, 文档 370e)。[9]与Hans Albert一起呆在妹妹（Maja）、妹夫家时，爱因斯坦还在信中写到了对于妹妹一家 “难以言传地舒适”的生活的向往，并再度表达了离开柏林、与Elsa一起追求平静生活的念头(卷 8, 文档 361a)。在与Marcel Grossmann见面一年后，他还给Elsa写到离开柏林到苏黎世大学工作的打算。这些信件显然让Elsa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以后爱因斯坦又说他只是考虑那样一种可能性，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留在柏林(卷 9, 文档72e, 74d, 77a和79a)。即便如此，1920年，经历过那年夏天人们对相对论的攻击以及他向同行重申还会继续留在柏林后，爱因斯坦仍向Elsa表达了他想离开柏林的想法——一个让他“头痛”的城市（文档149）。
在1917年写给Elsa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自从1916年4月就未见到儿子Hans Albert，说他是个“理想的孩子”，尽管有时“相当调皮捣蛋”，“明显受了（他）妈妈的影响”。在Arosa看望他的总在生病的小儿子时，写道，看到他“光彩”面容时的喜悦，说他肤色“就像个农夫的孩子般健康”。在爱因斯坦看来，两个儿子的母亲不在他们身边显然是有益的；尽管他们经常生病，爱因斯坦还是喜欢陪在孩子们身边， 并认为Eduard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信件中，爱因斯坦还再次向Elsa保证说，“我们的女孩儿” Ilse和 Margot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地珍贵（卷 8, 文档361b，361c，361d和361f）。
在战争期间，爱因斯坦自己的健康问题，以及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在Zangger和Winteler家庭的帮助下，都得到了缓减。 Winteler家庭送食物包给爱因斯坦（卷 8, 文档291a，297a，357a，661a和661b） 。他与他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 的信件，往往围绕德国和瑞士日常生活的恶化 (卷 8, 文档 475b 和 561b, 卷 9, 文档 128a)，流感疫情(卷 8, 文档 561a)，瑞士总罢工（卷 8, 文档 659a 和659b），各种金融问题，如他们在Schweizerische Auer-Aktien-Gesellschaft的联合投资（卷 9, 文档 96a, 206b 和239a），以及他们的身患绝症的母亲Pauline（卷 9, 文档96a，128a和206a）等等展开。
到了1918年1月，由于用于Eduard的医疗费用，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人经济困难加重。Hans Albert在信中请求爱因斯坦预支下季度的抚养费，因为瑞士-德国间的汇率正在朝不利的方向日益变化。几周以后，Hans Albert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对自1917年12月到1918年4月卧病在床的父亲表示关切，同时又愤慨地指出父亲所说的Eduard是“被惯坏了”的话毫无道理。他说爱因斯坦对家庭困难缺少基本了解，他对全力帮助他们的Heinrich Zangger很理解，甚至要比对亲生父亲的理解还要多（卷 8, 文档 435a和442a）。
1918年2月,在本卷Mileva Einstein-Maric的一封信里，她对爱因斯坦重提离婚的企图表示反对。一个月后，她似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提议，附加条件是必须保证爱因斯坦死后她拥有寡妇补助金，并且爱因斯坦要直接和她联系、邮寄抚养费，不能通过中间人。由于她脆弱的身体状况，以及在医院和疗养院的长期治疗——这是1916 年夏到1917年秋最糟的事，导致对孩子们的安排和照顾不周。而且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当Mileva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后，她明确表示不同意爱因斯坦将Hans Albert从她身边带走的提议(卷 8, 文档 461a, 475a, 482a 和482b)。
1918年夏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回苏黎世与孩子们同去阿尔卑斯山旅行的计划。在1918年6月系列信件的第一篇，近8岁的Eduard表达了自己对爱因斯坦取消假期计划的失望，同时还有Hans Albert的一封信。在随后的通信中，Eduard对父亲讲述了他最近的读书、爱好、玩伴等情况，以及因为健康不佳无法参与学校活动的遗憾（卷 8, 文档 557c 和659c, 卷 9, 文档 183a）。当时在四个月内，Eduard两次遭受西班牙流感的侵袭(卷 8, 文档 557a, 588a 和646a)。Hans Albert在他的信里也表达了对爱因斯坦不能前来的失望之情；一个月后又解释说他自己无法前往德国看望父亲，因为 （在苏黎世）他要照料家庭的日常生活而无法脱身(卷 8, 文档 557b 和 588b)。
1918年6月底前，爱因斯坦与Elsa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前往波罗的海海边度假。期间，爱因斯坦与瑞士的学术界讨论了他前往苏黎世任职的事。尽管爱因斯坦拒绝了瑞士方面的就职提议，他还是接受了每年两次共5到6周时间的讲学访问邀请。当年夏天，爱因斯坦与Mileva的离婚行政判决也在苏黎世做出。两人于6月最终签署了离婚协议。8月底，爱因斯坦向Mileva的律师，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Emil Zürcher Jr.写了一封正式信函，表明两人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8 年12月，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前往苏黎世离婚法庭；在1919年初，他游历瑞士并做了第一次系列访问讲座，最终在2月14日办完了离婚手续。
爱因斯坦与Elsa Einstein在1919年6月2日结婚。四周以后，同时也是在日蚀观测证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几天之后，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开始为期7周的旅程。他前往瑞士探望病重的母亲，陪伴两个儿子一段时间，并在苏黎世做了关于相对论的讲座。在寄给Elsa的23封明信片中，爱因斯坦详述了他每周往返于苏黎世与母亲所在疗养院之间的行程，以及他“想到母亲受到折磨”时的忧痛。不过在Hans Albert身边他感到“无法形容地快乐”，他们一起制作飞机模型。而Elsa则对爱因斯坦暂居苏黎世的住所感到不快，称那是“一个母狮窝”，虽然当时Mileva不在家里(卷 9, 文档 70b 和86a)。
在1919年8月中旬重返柏林后，爱因斯坦陆续接到英国天文学家观测日蚀的结果。9月，他得知探测队成功地拍摄到了日蚀图像，并通过Hendrik A. Loren了解到Arthur S. Eddington也获得了支持性的数据。在爱因斯坦对日蚀观测结果发表了简短的评论之后，于10月18日启程去荷兰旅行两周，期间住在好友Paul和Tatiana Ehrenfest的家里。10月23日，他在给Elsa的信中说，Eddington（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已向Lyeden物理学家报告，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但这一喜悦信息由于他母亲的病危受到压抑。他安慰Elsa，期待病危的母亲很快到柏林(卷9,文档 148b 和151a)。
1919年10月，爱因斯坦通知在苏黎世的家人说，他们将不得不搬到德国南部居住，因为他认为要支持他们住在瑞士的费用已难以为续(第9卷，文档135)。Mileva拒绝了这一要求， 解释说她的不稳定健康状况在德国可能缺乏合适的照料，她还辩解说，Hans Albert不应该中断学业，并说改善经济状况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让Hans Albert尽快成长自立(卷9,文档 148a 和183c)。1920年初，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人再度分开，住所也被租了出去：Eduard由于肺病复发去往一家疗养院；Mileva回到自己有病的父母身边；Hans Albert则再次与Zangger一家待在一起（卷9， 240a）。
1920年7月，当Mileva和两个儿子又回到苏黎世住所后，爱因斯坦提议秋天由他带着孩子们去德国南部度假(文档 70)。10月初，在南部欢乐的暂住时光中，爱因斯坦似乎对两个儿子有着矛盾的看法：他写信给Elsa说儿子们都“成长得极好”，同时又说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他的“血脉传承”；他们有着“硕大厚实的手”，而且尽管“似乎充满了智慧”，但他们又似乎有“难以描述的低智”之处（文档179）。爱因斯坦重申了让Mileva和两个孩子移居德国的想法。作为回应，Hans Albert恳请他的父亲能放弃这个想法，让他不受中断地完成学业(文档 212)，尽管爱因斯坦继续坚持说Hans Albert来达姆施塔特可以就读很好的工艺学校(文档 232)。事实上，1920年，爱因斯坦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不止薪水大增，而且有关相对论的出版物收入也丰厚起来(见记事表)。
Ⅱ
在爱因斯坦的信件中, 1920年夏天在德国的反对相对论的公共活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详见本卷第二部分涉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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