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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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蜀蓉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33295
出版时间2017-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18元
货号9376883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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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蜀蓉，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先后从事中国古代女性、四川古代移民、华西基督教及近代华西边疆研究。编著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合编，巴蜀书社2004年版）、《巴蜀移民史》（合著，巴蜀书社2006年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在《史学月刊》《四川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目录
目 录
序
绪 论
第一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建的背景
第一节 传统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
第二节 近代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
第三节 世界范围内汉学的发展
第二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创办与发展1922年—1937年
第二节 繁荣与衰落1937年—1950年
第三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章程与细则
第二节 执行委员会
第三节 会员制度与会员
第四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附属机构
第一节 葛维汉图书室
第二节 博物馆
第五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活动
第一节 面向西南边疆的学术考察
第二节 以学问服务社会：学术演讲
第三节 会刊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发行
第四节 跨出封闭的地域：面向的学术交流
第六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研究
第一节 学会的人类学（民族志）、考古学研究
第二节 学会针对华西边疆的自然博物学研究
第七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特点
第一节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领域、方法与特征
第二节 边疆研究的合作与传承：以葛维汉、林名均为例
第三节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以闻宥为例
第八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边疆研究
第一节 作为现代学术机构：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奠基
第二节 “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政学关系语境中的西南边疆研究
附 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届执行委员会名单(1922-1950)》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表(1922-1950)》
《1922年-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次讲演目录》
参考文献
一、论文
二、专著
三、报刊
四、档案
后 记
内容摘要
“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政学关系语境中的西南边疆研究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西南边疆研究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一波的边疆研究浪潮主要由外国学者所开拓。外国学者群体以学者、军官、传教士为主。民国边疆史学家徐益棠回顾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历程，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很有贡献。”李绍明在回顾西南民族研究时亦说： 在国人应用现代科学体系研究西南民族以前，西南民族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拓的。近代，一些外国人先后进入西南地区，除了有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或传教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很好重要的研究工作……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均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他们对于西南民族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十分有用，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从根本上讲，外国人对东方的调查与研究，是西方殖民国家对世界范围的“未知”之地探险的一部分，它自19世纪上半叶时兴起以来迅速席卷了优选。宏观上看，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无疑还是资本主义优选范围内殖民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开始了优选性的扩展与征服，在军事领域其表现为殖民征服，而在宗教领域，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优选大奋兴。基督教在华的传教运动也因其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密切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侵略”。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四大方式，“文化侵略”即其中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指出“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形式之一，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学术领域，宗教、学术与殖民之间的话语模式也在这一逻辑之内得以建立。马长寿在新中国成立前论人类学的发展的文章中就清晰展现这一内在逻辑： 人类学的发生原系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欧洲优选国家莫不迫切需要了解殖民地与民族、特别是野蛮民族的一切状况，这便成了如何控制殖民地的主观要求。调查、探险，成了一时的风尚，商人们的日记和传教士的报告等，就是当时人类学原始的资料。他们用白种人的尺度，来测量有色人种的体质和文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判断异教徒的信仰、道德和制度，以为统治殖民地民族的凭借。所以人类学很初实际只是一种蛮族学(Barbarology)而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范发迪对此更有清醒的反思，他指出在帝国征服的背景之下，19世纪在华兴起的博物学研究是“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术研究事实上与帝国政治有紧密的联系，科学与帝国殖民事业两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回馈圈。范氏描述在帝国主义时代博物学的研究事实上反映出在“西方中心观”支配下对世界范围内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他说： 在帝国背景下，博物学的活动——制图、采集、整理、分类、命名等——不只代表探求事实（matter of fact）的科学研究，也反映出（某种文化定义下）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发现”一种新的鸟类或植物——用林奈分类法或其它通用分类法加以分类，用严格的科学拉丁文加以描述，用西方制图传统及技术加以再现，将实物标本转变为抽象科学观念及专门术语的体现，用准确定义的图表展现其优选分布——也同时赋予这种定义自然、事实和知识的方式一个特殊的地位。在19世纪，科学考察的核心观念与行动包括采集、测量、制图与旅行，而其很终目的是要全面而准确地书写优选博物史。这种信念源自于与欧洲扩张相伴而生的地理与自然观，也源自于认为欧洲科学家有权“客观地”游历观察世界其它大陆的假设。 虽然马氏所说“工具论”与范发迪认为的“共生”关系颇有差异，不过两者却都在事实上部分地揭示了近世以来“宗教”“科学”与“帝国主义”间的内在关系，因而有其合理的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的传教运动、以及传教士在华从事的科学研究与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传教士在华的大多数工作都从帝国主义的枪炮中受益，而传教士的福音工作、科学探险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有利西方政治、军事侵略的客观效果，即所谓与帝国政治存在共生性的关系。在这种“工具论”下，人类学诚如马长寿所言的实际只是一种“蛮族学”，是在西方文明偏见中服务于西方扩张的人类学早期形态。不过“工具论”的解释，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即它过分强调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的对立关系，并不足以全面认识基督教在华的历史角色。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发展正逐步超越早期“蛮族学”的形态，与此同时无论是传教，还是学术，基督教大多竭力与政治和军事侵略划清界限。但如果按西方60年代兴起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解释方式，即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军事或政治的殖民侵略现象，那么学术研究的这一界限划分也不足以澄清其与帝国主义的干系。传教士在华从事的学术研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整个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知识体系、体制观念传播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骨干葛维汉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所以能够开展学术研究，在学会初期无疑是因为会员对西南边疆极大的探险兴趣，在西方世界对科学技术的靠前感、特定的荣誉观念、文化自信与自负的“帝国想象”的驱动下完成的。他们采用西方的知识框架、认识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未知之物，将未知的物种纳入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中，给未知的山峰确定名字，标示清楚的坐标、测量其高度，使之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中明确的一个部分。至于学会中后期的工作，则愈来愈多地受到西方各个不同组织与机构的赞助，接受它们的捐款，也为这些机构和组织提供学术服务。葛维汉之所以开始他的学术探索，很大的原因在于史密斯索尼学院能够为他的探险提供经费的资助，而葛氏给史密斯索尼学院的回报则是，为史密斯索尼学院送去约四万件标本，有二百五十个新物种，其中有二十九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葛维汉抓住了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作为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送到了布郎克斯动物园。他还负责抓住了一只名叫“潘多拉”的大熊猫，送到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潘多拉”的命运事实上隐喻了地方性的物种、文化是如何被卷入帝国主义知识生产、审美需求的过程，博物学的发展显然与帝国海外殖民的世界格局暗相呼应。范发迪明确指出，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的田野博物学研究伸展到中靠前陆。这个过程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国人因应此一变局的方式有关。这个时期，在华的博物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1）英国“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在中国的扩张。帝国势力透过领事机构、中国海关，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务与传教组织，在支持与执行博物学研究上，扮演了一定角色。（2）在中国的西方社群中，汉学与博物学的交织发展。长居中国的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及领事、海关人员，因职务所需及兴趣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和古籍，也进而对中国的博物学感到好奇。他们结合汉学与博物学，阅读中国古代对动植物的记载，如本草、农书、花谱等。（3）内陆田野工作机会的增加，也对博物学研究范围产生正面影响。地理空间的扩张，不但使得博物学者能较广泛地调查中国各地区的动植物，也因而渐能拼凑一个较完整的动植物分布图像。这类的研究只有从田野间的实地观察做起。虽然采集、鉴定、分类仍是他们研究的要务，但在结合生物地理空间分布的知识后，对当时刚起步的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有奠基的功用。此外，博物学者也从田野的实作经验中，获得了博物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在地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范发迪所言，大抵还是19世纪下半叶的情形，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上半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越来越与西方世界产生紧密的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是这些博物学的研究已由传统的、分散的、个人的研究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有机构的团队行为，无论是与中国社会，还是与西方政治，它都联系得更为紧密，更具合法性。柯尔曾言：“在19世纪末，国家、民众、学术的自豪感与政府对科学文化的援助相结合，尤其是与大量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输出，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机构投身于收藏和展示科学和人工作品的现象。”虽然这些学术性的活动看上去与武装侵略毫无关系，甚而还是一场文化救助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恰恰构成资本主义知识体系生产过程中的一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盖茨曾明确地讲： 从长远观点来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带来的很终结果必将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制造业、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思想、道德和宗教上的控制，传教事业在未来的几代将在各个领域获得收益，其发展前途远比现在更为远大。 毫无疑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西南边疆研究的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它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话语”重绘世界图景的重要方式。而且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方式、学术方法上看，虽然它强调历史的客观、文化的多样，但大多数的研究的确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这样的帝国想象基础之上的，其在华的人类学调查与田野实践虽然有助于改变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论述的西方对东方“虚构”与“想象”的成分，但它的成就与问题就好比早期人类学饱受批评的那样，它虽然深入异邦蛮族同吃同住同交流，但从根本上看，人类学的出发点就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立与衰亡都与政治格局有紧密的关系，也是民国时期政学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个案。其一，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受到整个世界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如前所述，它的成立本来就与西方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有内在的联系，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学会的工作、命运也深受中国政局影响，学会历史再现了近代学术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刻觉醒，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先后爆发非基督教运动、五卅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北伐时的反帝活动。尤其是“五卅惨案”“万县惨案”“南京惨案”，更激化国人的民族意识。各地教会、教会学校受到冲击，骚乱事件和退学风潮频仍。华西基督教亦越来越多地卷入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漩涡，遭遇了继“庚子事件”之后又一次华西宣教“危机”，传教士们纷纷转移到东部沿海口岸，这就是华西传教士文档中提及的1927年“大撤离”。作为传教士人类学组织的学会在劫难逃，学术活动被迫中断，大多数人撤离华西。如戴谦和所言，1927年的革命导致大多数学会成员离开华西，造成准备出版的文章长时间搁在编辑手中。直到1928年底，学会的考察、讲座及出版活动才得以恢复。30年代在相对稳定的政局中，学会终于迎来兴盛，学会的兴盛虽然与学会会员的不懈努力有关，但很根本性的刺激则来自抗战后中国学术重心的西移，“华西坝”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重镇。与此同时，国家、民族对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达到靠前、“少见”的高度，这些政治因素共同催生了学会的繁荣。与之相对应，随着抗战胜利后各单位的复员，大批学者从四川撤离，学会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为有效根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举措，很终导致学会终止了活动。这些都明确反映出学会的命运与国家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学术活动事实上并不可能接近游离在政治的背景之外。再者，地方局势的变化也对学会的研究带来影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地处西蜀，其展开研究的田野主要是西南边疆，尤其是川康藏边区，民国时期地方局势对学会的科学考察、田野调查以及考古发掘也会产生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在川政统一之前，四川军阀割据严重，各地方势力、土匪、袍哥都可能会对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研究学会的正常学术考察造成影响。揆诸实情，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20年代筹划的多次科学考察就是因为地方局势的紧张以及匪祸横行而被迫推迟，华西大学博物馆主持的抢先发售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则是得到地方军政长官的首肯，并派出士兵保护后才得以顺利开展。这些都表明，在学会的具体操作上，学会活动范围内的政治组织、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学术工作是否能正常开展，而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则直接关系到学术机构的命运。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深受世界政治格局、近代中国政治与西南区域政治的三重影响，它的研究行为、迁变历程无不反映出时代语境下政治、学术、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 具体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展历程上看，如果说早期学会的发展明显带有以传教士群体为核心，带着典型的“帝国想象”展开对西南边疆研究的特征的话，那么30年代的学会会员明显表现出一种更大的包容度、混杂性，而其学术风格则更多带有强烈的“国族意识”。这种转变过程事实上是多年潜移默化、相当复杂的历程，不过从较宏观的视角上看，也不难看出一些基本的轨迹。 其一，抗战军兴、国府西迁的政治大背景，使文化的中心从北平、上海转移到内地，这为华西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员储备。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随之高涨，民族意识日益强化的国人以民族运动冲击着外国人在华的各种事业，基督教更是首当其冲。30年代初期，学会传教士因应时代潮流对其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尽可能地吸纳众多来源的学术力量，使其在30年代看起来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与宽容。随着大批文化、学术机构的内迁，葛维汉表示说：“在华西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学会欢迎更多的中国学者成为我们学会的会员，这将给学会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帮助将学会发展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刘延龄说：“对于中国成员的加入以及中国同事们表现出的研究热情，我深感喜悦。对于一个一开始由西方人组建的组织而言，学会正在变得越来越靠前化，这也是学会自创始之初赖以不断成长的原因和动力。我们还将继续致力于与我们的中国同事一道开展更多的活动，发展更多的会员。”黎富思提出应鼓励那些还没有与学会有所联系的中国年轻人参与到学会的工作中来。部分传教士更认识到“华西的问题只有华西的人们才能解决”。这些思想的转变，促使学会不断地以开放的姿态朝着靠前化的学术机构迈进，学会新章程第三条规定，“（学会）对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开放”。这表明学会的态度是，不论其国籍和居住地、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学术背景乃至立场观点诸多不同，只要对华西边疆研究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学会逐步从华西基督教旗帜下的一个传教士人类学社团嬗变为一个靠前化、学术化、综合性的社团。“靠前化”取代了“区域化”，“学术化”代替了“基督化”，“全盘西化”迁移为“中西融合”，科学研究与传教活动逐渐剥离。 抗战以来，随着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机构的内迁，大批的中国知识精英来到华西，为西南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也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学会也审慎地同意部分很好的中国研究者加入学会，到30年代后期，学会已拥有中国籍会员五十六人。40年代在学会成员总体呈下降趋势之时，入会的中国学者呈上升态势，例如1940年新增七人，1941年新增五人……截至40年代后期，新增中国会员六十一人。在学会历目前有一百一十八名中国人入会，占会员总数的21.6％。这些入会的中国学者大多有西学背景和留学经历，在民族意识驱动下活跃在华西研究领域。他们善于运用西方科学理论方法去考察边疆，从不同视角去研究华西社会，在与西方同人的交流中提升自身学术水平，以期弘扬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学者几乎“失语”的现状。中国籍学者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会的面貌。40年代，学会的会刊（2卷至6卷）共发表九十五篇文章，其中西人三十七篇、本土学者共五十八篇，本土学者发表文章数量占总数的61%。1943年学会秘书郑德坤致函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无比自豪地说，学会现在拥有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术文章，其中部分是西方学者的，而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借鉴西方优选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在对华西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研究，其研究结果是本土化的成果，且不乏该领域的开拓之作。与之同时，本土学者积极推进与国民政府合作、与靠前学界的互动，以期让更多的四川乃至华西的中国学者聚集到学会中来，共同研究边疆，使之成为该地区的学术重镇。中国学者在学会的崛起，与抗战前夕“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进的进步”的学术潮流相因应。 其二，西南边疆在国家抗战复兴的历史使命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这使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30年代的地位、研究的内容、学术的宗旨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会的本土会员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的“国族意识”日益强烈。整个国家，包括学术机构都统一在“抗战建国”的主题之下，因而确定了学会研究的母题与本色。 抗战时，西南边疆的地位陡然上升，华西地区成为“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倍受政府与学界的关注。边疆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少见的热烈与紧张”，成为当时学术领域中很流行的学问。一些学术机构、政治团体纷纷将边疆研究纳入“爱国救亡运动”之中，“各地学术专家亦在响应政府倡导，从事边疆问题之研究”。受此刺激，众多学者投身研究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 本土学者尤其容易受到社会局势的影响，也更倾向于与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本土学者积极参加政府、社会及学界组织的考察和研究活动，希望能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结合，为国家、为抗战、为民族的复兴出力和服务。观察学会中杨少荃、方叔轩、李安宅、于式玉、李方桂、刘承钊、侯宝璋、陈耀真、刘恩兰、胡秀英、蓝天鹤、吴金鼎、郑德坤、冯汉骥、闻宥、方文培等本土学者在30年代的思想动态与研究旨趣，当不难看到许多研究中都反映出深沉的民族情感。以植物学家方文培为例，1932年，已经在四川做过四年有余植物考察和采集的方文培发表了《中国植物学发达史略》一文。在该文中，方文培把中国植物学史追溯到神农时代，并以不少篇幅梳理道咸以降在华采集植物的西方植物学家。尽管方氏承认西洋人对中国近代植物学有重要的贡献，但他认为“西洋以科学方法研究之植物学输入中国，学校课程中始列入植物学，惟其材料，很初大部分系采取欧美及日本之适合我国情形者用之耳。仍非纯粹之中国植物学也”。有鉴于此，方文培呼吁应该建立“以中国植物为材料”的“纯粹之中国植物学”。方氏致力建立的“中国植物学”明显蕴涵着学科独立的民族情感。而另一位植物学家胡秀英则撰写有《植物学与民族复兴》，有效将人们日常观念中纯粹的植物学研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胡秀英在文中谈到植物学与民族复兴的基本问题——优生学的问题。胡氏指出欧美国家利用基因遗传原理来避免先天疾病，胡文说：“这些急进的思想我们暂且不提，可是别国所实行有效之优生方法，我们不能再漠视之。这次的国难虽使我们觉产生优良健壮国民之重要，因为优良健壮之国民，就是建国的基础，所谓优良健壮之国民，必须身体强壮，精神丰富，智力充足，脑筋健全。”无论是方文培提倡的“中国植物学”，还是胡秀英基于民族复兴提倡的优生论，都可以看到在30年代抗战复兴的历史语境下，科学研究与国族意识的紧密结合。 此外，不少的西方学者亦融入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事业。1937年，葛维汉代表华西协合大学参加由四川省政府组织，瑞典考古学家安德生、中央研究院考古所祁延霈、国立四川大学周晓和等人组成的西康地质与考古考察团前往西康地区考察。这是中外学者靠前次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科学考察，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归国立四川大学保存。1941年、1942年，葛氏又加入中国教育部、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联合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考察羌人礼俗宗教，为羌人修建了一所学校。他对羌人、川苗进行田野调查（1933-1948）和研究，成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制定部落民政策的基础。1937年，丁克生在华西协合大学开设农业基础课程，为华西地区培养科技人才，长期进行华西传统农业与畜牧业改良，开拓该地区近现代农业与畜牧业，又与化学教授徐维理联合领导华西天然食品研究项目。徐维理教授染色学，研究华西天然染料，支持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为抗战军用毛毯解决染料退色难题，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奖状。 过去人们曾经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反动学术机构”，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南边疆研究的靠前个近代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于促进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转型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学会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人类学与汉学共冶一炉的学术风格，都为近代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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