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论(社会科学研究生教材)

唐代中期关于礼刑的争论

唐代中期君主侫佛崇道。经过安史之乱的巨变，佛道盛行，藩镇兴起，中央集权衰落，迫切需要以儒家学说反对佛、道，在思想上论证儒学道统，说明礼教的合理与永恒，在政治上实施改革，补苴罅漏，维护中央集权与君主的专制地位。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阳）人，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其先世曾居昌黎，韩愈也自称昌黎人。25岁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因谏迎佛骨被贬至潮州，后任吏部侍郎等。有《韩昌黎集》。

为了与当时势力膨胀的佛教相抗衡，韩愈提出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也就是儒家正统传承关系。他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宣扬儒家纲常名教，并且声称儒家道统到孟子就中断了，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儒家道统。韩愈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尧舜禹汤等圣人生来就有善性，中间阶层的性是中品，小人是下品的恶性。他声称对下品不堪教化，只能用刑罚加以惩处，从而论证了对人民施加暴力与酷刑的合理性。在治国问题上，韩愈承袭了儒家礼法兼用、德礼为先的主张，要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宪宗元和六年（811），发生了梁悦为父报仇而杀秦杲的案件。朝廷要求群臣议论。韩愈认为，依据儒家经典，允许孝子为父复仇；依据国家法律，则杀人者当死。他主张由臣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旨）矣”，由此统一礼法，避免伦常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河东解（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思想家、散文家。21岁中进士，任礼部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先后被贬至永州（今湖南零陵）、柳州（今属广西）。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具有朴素唯物观，认为天地、阴阳、元气和瓜果、草木一样，都是物质，没有意志，“天人不相预”，天不能赏罚人类功过。他论述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认为国家与法律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也就是社会环境的发展逐步造成的。为了防止人们争夺财富，“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他批判了“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赏罚时令说，认为“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才能提高执法效率。当时有徐元庆替父报仇，杀了仇人又向官府自首。按照刑法，杀人者死；按照礼教，为父报仇合乎孝义。柳宗元认为，如何处置徐元庆，要根据徐父是否犯罪。如果徐父本来因罪被官吏所杀，徐元庆为父报仇就没有道理，官府应该严格执法；如果徐父是被官吏冤杀，徐元庆为父报仇则符合礼义，应该加以表彰。因此，他强调定罪量刑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思想家与诗人，出生于新郑（今属河南），贞元进士，曾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晚年居洛阳，自称香山居士。

白居易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采儒、法的特点。他说：“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只有儒家的礼，才是“王化”的根本。他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提出刑、礼、道三者“迭相为用”的观点，认为刑“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只有交替使用三者，才能使“之化”成功。此外，白居易还提出了几个具体观点与举措。第一是防止“朝出夕改，晨行暮止”，做到“准法科罪”。

第二是慎选司法官吏，建议朝廷提高法律的地位，“悬法学为上科”，“升法直为清列”，

选拔明习律令、谨慎治狱的人才从事司法。第三是反对恢复肉刑。针对汉代以来不少人提出恢复肉刑的观点，白居易坚决反对，认为这些复古的观点是“反今之宜”，不符合“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之意，体现出他反对冥顽泥古、主张法律随时代而进步的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