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报:一件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性侵案:a true story of rape in America

克里斯汀.米勒曾为《洛杉矶时报》记者，报道政治、战争等相关题材的新闻，现为ProPublica资深记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数据新闻学。著有非虚构作品《血腥钱：在伊拉克浪费的数十亿美元、失去的生命和贪婪的公司》。 肯.阿姆斯特朗曾就职于《芝加哥论坛报》，2017年入职ProPublica。与尼克.佩里合著的《记分牌，宝贝：大学橄榄球、犯罪和共谋的故事》获爱伦.坡奖很好真实罪案奖。 两人凭借对《谎报》一书中事件的一系列报道获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

     玛丽离开询问室，在一名探员和一名警司的陪同下走下警察局的楼梯。她已停止哭泣。警方把她交给了在楼下等候的两个人。他们是玛丽所在支援项目的经理。该项目为年龄即将超出寄养规定的青少年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脱离寄养。玛丽是项目帮扶对象之一。 其中一人问道。 那么，你究竟有没有被强奸？ 玛丽年方十八，有着淡褐色的眼睛，波浪卷发，戴着牙套。一周前，她报案称，有一名陌生人持刀闯入她的公寓，蒙上她的眼睛，把她绑了起来，并塞住她的嘴巴，然后强奸了她。一周以来，玛丽已经将案发情形向警方讲述了至少5遍。她告诉他们：罪犯是名瘦小的白人，身高只有1米68。身穿蓝色牛仔裤，一件灰色或是白色的连帽衫。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但是她的讲述有时不尽相同。另外，警方也从玛丽的熟人那里听取到一些怀疑。当警察就这些疑虑质询玛丽时，她动摇了，然后反口说强奸案是她编造的——因为她的养母不接她的电话，因为她失恋了，因为她不习惯独自生活。 因为她想引起关注。 她向警探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据她所说，她曾辗转于20多个不同的寄养家庭。她告诉警方，她在7岁时曾被强奸。她还说，第一次独自生活令她感到害怕。她对警方说，她被闯入者强奸的故事“演变成一件本不应该发生的大事”。 今天，她考验了警方的耐心底线。她回到警察局再次推翻了之前的说辞，声称她第一次讲的才是实话，即她的的确确被强奸了。然而，当她在询问室遭到追问时，却又一次改口——再次承认她关于强奸的说法是个谎言。 不。玛丽对等在楼底的项目经理说。 我没有被强奸。 两位经理，亚娜和韦恩，服务于一项名为“阶梯计划”的非营利项目，它旨在帮助寄养儿童顺利过渡，实现自立生活。“阶梯计划”向青少年们——大多18岁——传授成年生活所需的日常技能，包括如何购买生活用品以及如何管理信用卡等。该项目提供的优选支持是财力方面的。它为每位青少年提供一间一居室公寓，令他们在租金昂贵的西雅图能够有个落脚点。韦恩是玛丽的个案经理，亚娜是项目主管。 若是如此，两位经理对玛丽说，如果你没有被强奸，那么有些事情是你必须得做的。 玛丽很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她回答问题时，她已经从他们脸上看出来了。他们没有动容。他们并不吃惊。他们以前也怀疑过她，就像其他人一样。玛丽意识到，从今以后人们会认为她有精神疾病。她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是否需要接受治疗。玛丽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么脆弱。她害怕自己所剩无几的东西也终将失去。一周之前，她还拥有朋友、份工作以及个属于自己的住处，来去自由，生命的意义正在徐徐展开。然而现在，那份工作和乐观的情绪都已消失。她的住处与自由也岌岌可危。而她可以求助的朋友呢？只剩下一位。 她的事确实闹得很大。前一周，相关的电视新闻可谓铺天盖地。有一则新闻播报称：“华盛顿州西部的一位女性已经承认她报了假案。”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西雅图的分支机构都报道了此事。NBC旗下的KING5频道拍摄了玛丽所住公寓大楼的画面——镜头推近沿楼梯而上，定格于一扇敞开的窗户——西雅图很受欢迎的女主播珍·艾纳森则告诉观众：“林伍德市警方目前表示，一名女性谎称遭到陌生人性侵犯……探员们不知道她为什么编造这个故事。她或许将面临虚假报案的指控。” 电视台记者们围堵在她家门口，试图让她在镜头前回答为什么要撒谎的问题。为了逃避，她脸蒙一件运动衫偷偷溜了出去。 她的故事经由互联网大肆传播。专门关注不实指控的博客“虚假强奸社团”就林伍德市案件两次发表文章：“没完没了的虚假强奸指控如今又添一例。这一次原告依然很年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强调这种特殊类型谎言的严重性，需要加大对不实强奸指控的判决力度。要更严厉许多才行。只有如此才能吓退说谎者。”有个伦敦人编撰了一份可追溯至1674年的“不实强奸指控靠前年表”，将林伍德市一案列为第1188条。P1－3

本书由一起戏剧的案“谎报”，引出美国门对侵案件调查的率轻视，以及执法人员（尤其是男）对侵受害者缺乏同理心的态度。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认知中的别歧视和对侵受害者的苛刻要求。来自执法机构和舆论的忽视、敷衍和不信任，给受害者带来了二次伤害。本书事件代表，切入点也很尖锐。 网飞以《谎报》为蓝本改编的美剧《难以置信》（Unbelievable）于2019年9月播出，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与美剧相比，《谎报》除了对案件受害人和破案过程的细致描述，对罪犯的经历和犯罪心理也有详细描述；本书还介绍了美国司法体系对侵受害人的偏见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有着的历史。

作者后记 我们——也是T.克里斯汀·米勒与肯·阿姆斯特朗——从不同渠道接触到这个故事，然后在调查过程中偶然相遇。 米勒在一家专注于独立调查报道的新闻机构ProPublica工作。2015年，他正在撰写一系列关于警方在案调查中所犯失误的报道。他写到了FBI建立的数据库ViCAP，以及它在建成后几乎被忽略的事实。他还报道了警方未能阻止达伦·夏普（Darren Sharper），这位前职业橄榄球明星终被证明在4个州或企图9名女。在报道这些故事的同时，他听说另一名连环犯马克·奥利里在科罗拉多州被抓获，这于各机构跨辖区的合作。为了介绍这项完成的调查，米勒开始在丹佛市郊区进行报道。 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住在西雅图，并任职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roject），一家从事刑事司法报道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当地报纸曾报道过玛丽的诉讼案，他由此得知了她的案子。但玛丽从未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如同林塔警司一样，阿姆斯特朗也只能想象玛丽被指控撒谎时的感受。林塔是对林伍德警方开展同行审查的那位犯罪调查员。阿姆斯特朗主动联系玛丽，问她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经过7个月的邮件和电话沟通，玛丽终于同意了。从2015年春天开始，阿姆斯特朗和电台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制片人罗宾·塞米恩（Robyn Semien）一起采访了玛丽、佩吉、香农、梅森警司等人。阿姆斯特朗还收集了林伍德市警方的记录，以复盘一项出了错的调查。 2015年夏天，米勒开始报道奥利里案的华盛顿州篇，并联系了玛丽的律师H.里士满·费舍尔。费舍尔告诉他一件记者都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已有另一位同行也在报道此事。新闻行业比警察部门更有地盘意识，所以这个发现引起了我们两人雇主的一些不满。但我们俩选择合作。我们将各自写的两半编织成一篇完整的报道——将出了错的调查与正确完成的调查联系在一起。2015年12月，我们发表了12000字的长篇报道《一桩难以置信的案》（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对比了华盛顿州与科罗拉多州警方所做的调查，并描写了玛丽因此受到的情感创伤。2016年2月，《美国生活》播出了“疑惑剖析”节目（Anatomy of Doubt），探讨针对玛丽的怀疑是如何开始并传播的。正如艾拉·格拉斯（Ira Glass）在开场白中所说：“人们发挥了同理心，却弄错了。”然而，在完成了这两篇报道之后，我们依然觉得还有更多内容要讲。我们想追寻受害者经常面对的怀疑论的历史根源，以及导致一些警探误入歧途的错误假设。我们想剖析马克·奥利里并介绍在他落网背后的一系列执法人员。我们想把玛丽的案子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说明如此可怕的遭遇并非玛丽，还有其他受害者也有相似的经历。因此，才有了本书。 在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对于那些愿意和我们谈论如此痛苦经历的人们产生了钦佩，佩服他们的坚定意志。玛丽同意接受采访，因为她相信，她的经历越为人所知越不可能重演。佩吉和香农同意接受采访，是希望别人能从她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林伍德市警方的各位也是如此括莱德警长、孔海姆警司，以及负责侦办此案的梅森警司。 我们也试图采访前林伍德市警探杰里·里特加恩，但没有。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对于林伍德警方被描写成欺凌玛丽（林塔警司的报告中使用了“欺凌”一词）他感到不安，他说任何这样的描述都“与事实相去甚远。当受害者向警察撒谎，然后通过媒体撰写的带有偏见的故事来寻求关注时，你们会将案件写得耸人听闻，而不是说出完整的。如果你们想要我提供关于事情经过的完整的真实的讲述括询问、取证等，必须和我签订有偿支付合约”。我们告诉他，我们不会付钱给受访者。 在撰写案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要在各种相互抵触的客观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例如，描述攻击行为时，我们足够的细节来表达奥利里令其受害者们遭受的恐怖。但同时，我们也希望避免无谓的描写。在写到奥利里的受害人时，我们努力隐瞒那些能够帮助辨别她们身份的细节。（所以我们提到莎拉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却没有透露是哪座教堂。）然而与此同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被他侵犯的女写成真实的、可辨认的人，而非漫画人物；这要求提供程度的细节。另一个挑战涉及措辞。在本段和书中其他地方，我们用“受害者”这个词来指代玛丽和其他被奥利里袭击的女。有些受到伤害的人——但绝非——更喜欢“幸存者”或“胜利者”这样的称谓。我们选择使用“受害者”这个常见的词语作为一般描述。但我们知道，有一位被奥利里侵犯的女并不认同这个词，所以我们避免使用这个词来具体地、单独地提及她。在描述奥利里的攻击行为时，我们还试图避免任何让人联想到双方自愿行为的用词——例如，将“抚弄”一词改为“”。 按照保护侵受害者匿名的通常做法，我们在本书中对人物姓名做了一些改动。我们指名而不道姓地称呼玛丽生活中的人——她的朋友、家人和其他人。对于受害人以及后来被洗脱罪名的嫌疑人，我们一般选择使用化名，或者在玛丽案中选择她（不使用的）真实的中间名。如果受害者选择公开身份，我们会披露她的真实姓名。对于警察、官、法官和其他公职人员，当然还有罪犯马克·奥利里，我们引用的是他们的全名。 在本书的写作和报道过程中，我们始终尝试注意潜在的盲点。本项目中的一个潜在盲点也许是别问题：虽然绝大多数侵受害人是女，但我们（两位作者）都是男。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求助于参与本项目的以及我们生活中的诸位女。瑞秋·克莱曼（Rachel Klayman）和艾玛·贝瑞（Emma Berry）是我们的编辑。皇冠出版社的负责人是莫莉·斯特恩（Molly Stern）。我们还找了其他女读者括我们的妻子）来审稿，并提供意见。我们也联系了创伤和领域的专家。这些真诚地为我们提供反馈的专括：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行政主任布鲁斯·夏皮洛（Bruce Shapiro），“制止侵害妇女组织”执行官乔安妮·阿尔尚博，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兼侵犯研究领军人物丽贝卡·坎贝尔。 后，玛丽也同意帮助我们检查文稿的，并知会我们是否有段落或细节弄错了，以及有没有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加重了她所受到的伤害。玛丽具备非凡的韧。她的慷慨精神和她对善行的理解也是如此。她充分理解让人们了解她的故事并加以传播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公正地讲述了她的故事，如有任何的错误都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