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与明代世俗生活

缘起

第一章 《醒世姻缘传》与明代州县官府的运行
第一节 明代州县制度及其在《醒世姻缘传》中的反映
一、州县官的政治及经济待遇
二、明代州县官员的构成
三、州县衙门中的吏
四、州县政治中的非制度性政治势力
第二节 乡约与明代乡村地方治理
一、明代历史上的乡约的实际状况
二、乡约行政化在其中的描述
三、乡约行政化弊端的相关揭露
第三节 地方救灾：官府与地方绅士的互动
一、明末山东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
二、地方政府的赈灾作为
三、民间乡绅的自发赈济
四、中央政府的救灾政策与基层官员的执行情况
第四节 户绝与立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并行
一、晁氏家族的基本情况
二、绝户与宗族内部打抢家产
三、立嗣与宗族习惯法的运行
四、国家法律对遗产继承的干预

第二章 《醒世姻缘传》与明代基层的司法治理
第一节 明代司法审判制度
一、司法案件总况
二、明代的司法程序
三、明代司法弊病的制度原因
四、明代司法腐败的社会原因
第二节 讯审习俗：以妇女裸杖为例
一、妇女裸杖制度的历史演变
二、明人著述中的妇女裸杖情况
三、《金瓶梅词话》中的妇女裸杖
四、社会对裸杖的反应和裸杖产生的原因
第三节 监狱管理习俗：以拉牢洞、暖痛为例
一、拉牢洞
二、暖痛

第三章 《醒世姻缘传》中的民间宗教活动
第一节 明代碧霞元君崇拜
一、明代碧霞元君崇拜的概况
二、香会组织
三、山东地方志中有关碧霞元君的香会情况
四、泰山烧香庙会的功能
第二节 明代碧霞宫香税
一、碧霞宫香税的征管情况
二、碧霞宫香税的金额和支配使用情形
三、税监与明代的碧霞宫香税

第四章 《醒世姻缘传》与乡村社会的科举文化
第一节 明代基层科举考试
一、州县学的规制和人员组成
二、秀才的资格考试 童试
三、学道主持的考试
第二节 与科举相关的一些习俗
一、考试前的请托荐牍之风
二、入学庆贺仪式与生员同学师的应酬
三、押题、接场与文会
四、秀才的教学生涯
第三节 晚明乡村社会的绅士
一、明代的乡宦阶层
二、明代的监生
三、明代的生员
四、明末绅士职业的变迁

第五章 《醒世姻缘传》与乡村社会的婚姻习俗
第一节 明代乡村社会的婚俗
第二节 儿女情深：婚俗中的“完饭”风俗
一、“完饭”婚俗概况
二、“完饭”婚俗在山东方志中的记载
三、“完饭”婚俗的渊源
四、“完饭”婚俗的民间寄寓
第三节 处女崇拜：婚俗中的“取喜”风尚
一、相关“取喜”风尚的描述
二、其他明代小说中的“取喜”概况
三、“取喜”风习的历史演变及产生原因
第四节 明代生育习俗
一、埋胞衣
二、送粥米
三、哺乳期的习俗

第六章 《醒世姻缘传》与明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一节 明代物价和商业活动
一、明末物价
二、常见的商业活动
三、明代金融行业
四、商业经营中的欺诈现象
第二节 明代性风尚
一、明代官方有关娼妓的政策和执行情况
二、明代后期各地娼妓的流行情形
三、相关娼妓描述
四、明代社会对娼妓态度的变化
五、明末性病流行的状况
六、性药与性助具
第三节 眼纱与人们的出行习俗
一、《醒世姻缘传》中的眼纱描述
二、《金瓶梅》中的人们戴眼纱情况
三、明代文献中的北京流行戴眼纱记录
四、其他文献中有关戴眼纱的记载
第四节 明代北方的丧葬风俗

第七章 《醒世姻缘传》与明代的饮食风尚
第一节 明代饮宴礼制
一、日常饮食和普通饮宴的尚四礼俗
二、正式宴席礼仪中的“安席”习俗
三、正式宴会中的“看席”设置
第二节 地方风味：以头脑、碾转为例
一、头脑
二、碾转
第三节 乡野蔬食：以水饭为例
一、“水饭”概况
二、“水饭”释义和加工方法
三、“水饭”食用的历史进程

第八章 《醒世姻缘传》与明代的北京风俗
第一节 北京市井生活
一、北京城的城市日常生活
二、京城中的商业活动
三、市井人物与做派
第二节 明代京花子
一、京花子报喜
二、北京基层治安管理的“铺房”
三、巡城御史、兵马司与京城地方治安
第三节 北京皇姑寺
一、相关皇姑寺情节
二、皇姑寺的沿革
三、大议礼与皇姑寺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醒世姻缘传 与明代世俗生活/霁光人文丛书》：
　　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也还有四双；即使去了八个，也还剩一对。我慢慢的再招，自然还有来学。”但就谋生来说，实际上并不如此，要独自开学馆，并获得较多的收益，首先必须在当地享有较高的教学声誉，这样才能招到较多的学生。小说第三十五回中的汪为露的学馆就因为“凡是别人家的书堂，有那积年不进的老童，你只来跟了他，遇考就进，再不用第二次出考的事；凡值科、岁两考，成百金家收那谢礼，人再不说他邪运好，财神旺相。四下传扬开来去，都说他是第一个有教法的明师，倍了旧日的先生，都来趁他的好运”。第二，由于开学馆能招徕较多的学生，故每一位学生的收费都相对较为低廉，狄希陈从八岁至十二岁在汪为露的学馆里读书，五年共花费二十两银子，人均一年四两。而后来请程英才来家坐馆，则是教“四个学生，管先生的饭，一年二十四两束脩，三十驴柴火，四季节礼在外”（第三十三回），但就总收入而言，开学馆的则远强于坐馆者，如汪为露只招十个学生，其年收入便有四十两银子。
　　第二等的则为到人家坐馆。坐馆又可分四个等次，最好的是上上等，既与馆东相处和谐，又“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名曰师生，情同父子”，师生相得益彰；接着的是上等，小说第三十三回述道：“若是东家尊师重友，成了好好相知，全始全终，好和好散”，先生与东家相处没有矛盾；二等的情况是“父兄村俗熏人，轻慢师友，相待不成相待，礼文不成礼文，只那学生都是英才，这也可曲就”；最低等的是遇是了不可教诲的学生，“目下不见超凡，已为惶恐；后日堕为异类，寻源更是羞人；这是教劣等的学了”。
　　……

本书从文化层面拓展了古代小说研究新的空间，也从个案实证验明了明代通俗小说“世情写心”的特征和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

本书以古代小说《醒世姻缘传》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日常习俗等多层面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北方基层社会的世俗生活。从制度层面上讲，在政治制度方面，《醒世姻缘传》对明代县域的官方政权机构的组成、运行、与乡绅和民众的关系都有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描述，对明代中后期得到普遍实施的乡约制度、赈灾救济制度也有细腻的反映；在法律制度方面，《醒世姻缘传》暴露了明代后期吏治的腐败，也较为完整地再现了有明一代的基层政权的审判制度；在科举制度方面，《醒世姻缘传》对基层社会的初级考试有比较生动地叙述，也真实地表现了乡村社会的普通读书人的艰难。从文化层面上看，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尚的变化也在北方乡村社会留下深刻的烙印，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金钱观、性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的宗教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宗教生活萌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从日常习俗上看，《醒世姻缘传》对当时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乃至与当地农业相一致的饮食风习都有许多细节鲜活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