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说

 殷铭荷，笔名：东山小鲁。男，1963年生，山东人，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函授）毕业。

 中学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

 曾经在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学校工作。

 现为北京新东方高级中学中国语文和中国人文教师。

 曾发表论文

 在语文教育会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9年第4期发表《也谈语文教材》

 在语文教育会刊《语文教学通讯》2004年第10期发表《呼唤科学的语文教育观》

 在《现代教育报》2017年12月11日发表《芬兰教改让师生回归教育本源》

孔子的时代

孔子生平

弘道篇

至德篇

好礼篇

从周篇

仁爱篇

行义篇

正直篇

德政篇

身正篇

大臣篇

出仕篇

士人篇

天命篇

君子篇

智明篇

孝敬篇

忠信篇

敏求篇

谈古篇

说今篇

教诲篇

学习篇

生死篇

棠棣篇

无隐篇

弟子篇

为人篇

木铎篇

 《论语新说》：

 在孔子看来，只有做到“中”，才能实现“正”；只有做到中正，才能实现和谐，天地万物才能各就各位、共同成长而不会相互伤害，各种不同特性的事物共同存在而不会相互干扰。这就是《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用“中正”“中道”的标准指导弟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在谈到如何成为君子的时候说：质朴超过了文雅就会显得粗俗，文雅超过了质朴就会显得虚伪。只有文雅和质朴达到均衡的状态，才能成为君子。①《周易·贲卦·彖传》里也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有刚有柔、四季交替是上天的规律，追求华美而有节制是人类的理性。自然界不能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人类也不能只追求华美外表而没有内在精神。

 子张和子夏是孔子晚年收的两个弟子，年龄都很小。有一天，端木赐（子贡）询问孔子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看法，问：子张和子夏谁更优秀呢？孔子说：子张做得有点过，而子夏则做得不够。端木赐说：这样的话，就是子张更优秀了？孔子回答说：都一样，超过了一定的标准，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是一样的，都偏离了中道。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来理解，个人表现得太过了，往往对集体构成破坏；个人表现得太消极，则无法体现个人对于集体的意义。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又有亲疏远近，有智力高低，所以一个人要做到“中正”绝非易事。因此孑L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德性，恐怕是最高的吧！只有很少的人能坚持长久啊。

 中庸之道之所以难以实现，关键是灵活度问题，这是最难的。孔子曾非常准确地描述过实现中庸之道的困难：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有的人可以跟他一起研究，但不能跟他同时达到道的境界；有的人可以跟他同时达到道的境界，却不能把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有的人可以跟他一起把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无法跟他一样做到灵活变通。孔子提到的这些人，应该说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君子，但仍然很难做到同心同德，共同完成一项事业。他们要么受智力限制，要么被情感所累。况且能否做到“权变”，归根结底是能否把握事物的本质，即使有少数人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能做到灵活变通，也很难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多数人的是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的。

 《孟子·离娄》里记录了一次对话。淳于髡问孟子：男人和女人不能亲手递交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孟子说：是的。淳于髡又说：那么，如果嫂子掉进了水里，小叔子能伸手拉她一把吗？孟子说：嫂子掉进了水里，如果不伸手救她的话，那是畜生。男人和女人不能亲手递交东西，这是原则。嫂子掉进水里，小叔子伸出援手去救她，这是变通。可见，圣人是讲究灵活变通的，不主张教条、机械地理解道。正如子夏所说：根本性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但在次要问题上有些出入是正常的。

 孔子对子路说：理解中庸之德的人太少了。他还反复说：我没有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爱道德的人。自然，多数人喜欢享受现成的快乐，而不愿意去追求经过努力才能实现的快乐。

 那么，中庸之道是不是油头滑面，八面玲珑，做老好人呢？不是。孔子曾说：没有是非原则的好好先生，是道德的败坏者。

 道德，是人类探索研究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形成的，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学习并掌握它，这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掌握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所以，孔子积极鼓励弟子们学习道德法则。他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独，肯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他还用比喻方式教育弟子对待天赋和道德，要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说：对于千里马，我们不要赞美它日行千里的气力，而要赞美它忠于职守的德性啊。①

 孔子认为，在探求道德的过程中，要依靠独立的研究和思考，不要道听途说，更不要被花言巧语和细枝末节所迷惑。他说：通过道听途说的方式学习道德，是对道德的抛弃。花言巧语足以扰乱人们的思想认识；在细枝末节上如果不忍让，就会干扰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规划。

 有宋以来，很多人恰恰喜欢在一些不重要的枝节问题上咬住不放，而对根本问题的研究却掉以轻心，甚至不闻不问。宋代的“濮议”和明代的“大礼议”，都是教条主义者舍本逐末的明证。

 关于“濮议”：宋仁宗的皇子全部夭折，其死后由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后，诏议崇奉英宗生父濮王之典礼，就是讨论英宗应当怎么称呼其生父。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以及司马光等人力主称皇伯，依据是宋仁宗死前曾过继赵曙为子，赵允让是宋仁宗堂兄。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皇考，反对称皇伯。双方争论了一年半，最后经曹太后同意，确定赵曙称濮王为“皇考”，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遭贬黜。此事对后来的政治影响很坏，成了王安石改革时期保守派污蔑、攻击改革派的话柄。

 ……

 作者感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通过对《论语》文本的梳理和解读，从弘道、至德、好礼、从周、仁爱、行义、正直、德政、身正、大臣、出仕、士人、天命、君子、智明、孝敬、忠信、敏求、谈古、说今、教诲、学习、生死、棠棣、无隐、弟子、弟子、为人、木铎28个话题，联系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变迁、土地与人口问题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记录自己学习《论语》思想的心得，并联系现实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新见解，意在与读者一起讨论、学习，并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