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高凯编著的《汉魏史探微》是“郑大史学文库”里的一本,内容主要涉及汉魏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和历史疾病及社会地理等方面。阐述了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和弊、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门生故吏”制的演变、《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中国古代“收继婚”问题的由来及其研究综述、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等等。
作者简介
高凯,男,汉族,1965年生,湖南益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简牍学、中国人口史、历史医学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从1985年发表文章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其中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从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看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文明进程》《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中国生态社会史学刍议》等论文;论文观点多次被《文摘报》《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摘要和复印。公开出版的专著有《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三国志>精言妙语》等;曾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教育部及河南省级自然与社科项目十余项,获国家及省市级各种科研很好成果奖励十余项。
目录
社会史研究篇
略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和弊
惊人相似的历史局面———兼论秦、隋速亡与汉、唐长久兴盛的原因
论谢安与淝水之战
试论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
试论魏晋南北朝“门生故吏”制的演变
简话《三国演义》的形成过程
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
中国古代“收继婚”问题的由来及其研究综述
湖南南塘刘氏家族源自中山刘氏质疑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
略论汉代边关文明的代价
《二年律令》与汉代女性权益保护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
中国历代改革有哪些经验教训?
人口地理与医学地理篇
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
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民族融合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
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研究综述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姜”“姬”等女字部姓氏的产生背景
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
试论土壤微量元素变化与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文明进程
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
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述评
中国生态社会史学刍议
后记
内容摘要
二、唯一可与王导媲美的谢安
谢安是东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有着与东晋初期社稷之臣王导一样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正如史家所评价的那样:“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①那么,谢安为什么能够获得史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谢安之所以能够获得史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就在于他在东晋中期民族矛盾上升、外族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率领谢玄、谢石、谢琰等人,以八万人的弱势兵力,成功地以少胜多,击退了前秦百万大军的进攻,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卫了东晋政权和江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早已统一北方九年之久的前秦,发动百万大军挥戈南下,直逼东晋。当时前秦军队之强大,正如苻坚自己所说的那样,“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②,足见前秦苻坚此举,大有吞并东晋,一统天下的意图。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谢安临危受命,任东晋国家的大都督之职,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使东晋以区区八万人之众的北府兵,抵住并彻底打败了苻坚的百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谢安能不畏强暴,敢于以八万之众的北府兵去与有百万大军的前秦军队相对抗呢?这应该和谢安在淝水之战以前为打赢这场迟早要到来的南北兼并大战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准备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为了应对迟早要到来的南北战争,谢安成功地阻止了桓温的篡权阴谋,稳定了东晋国家的统治秩序,为东晋中期政治上安定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咸安二年(372),简文帝病逝以后,“(桓)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③,但是,简文帝仅遗诏让他辅政孝武帝。简文帝此举并未遏制桓温的篡位活动,桓温了陈兵威胁孝武帝外,还布置“伏甲设馔”①的“鸿门宴”,“呼(谢)安
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②。谢安明知桓温有杀己之谋,仍泰然处之,在谈笑风生中劝阻了桓温不惜以武力篡夺帝位的举动。此后,桓温病重,他仍讽朝廷“加九锡”③,以便为自己正式篡权做准备。又是谢安等人故意拖延时间,故直到桓温病死,也没有让他获得非分之赏,从而维护了东晋国家皇权的尊严和完整。
其次,为了应对迟早要到来的南北大战,谢安主动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妥善地解决了桓氏家族的残余问题,并为东晋国家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为东晋成功地抵御北方前秦军队的进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桓温死后,桓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如果谢安突然撤换桓氏家族和桓温安插在朝中的亲信,必然引起他们的惊慌和强烈抵制。为了避免发生内乱,谢安忘却了个人的恩怨,而对以桓温之弟桓冲为代表的桓氏家族采取了必要的宽容态度。他劝导孝武帝任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领其众”,“代温居任”④。从而使已担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的谢安与桓氏家族之首的桓冲之间有了一种相互谅解的基础。正是因为谢氏与桓氏之间有了这种谅解,才使桓冲拒绝了他手下人“劝(桓)冲诛除时望(谢安),专执权衡”⑤的建议,而坚持“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⑥,避免与谢安发生矛盾。这是谢安实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⑦政策的结果。谢安此举不仅避免了谢氏与桓氏之间的直接冲突,保存了东晋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也为东晋国家创造了一个祥和的政治局面。
桓氏集团是世代经营扬州且经过几十年而发展起来的世族军阀集团,拥有数万能攻善战的精兵强将,是东晋中期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它毕竟是属于桓氏家族指挥,且长期驻守在长江中游的军队。虽然桓冲和谢安之间的矛盾被谢安很巧妙地淡化了,但仍使谢安为东晋国家没有一支可靠的、可由中央调动和直接指挥的军队而担忧。于是,谢安在“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⑧的形势下,授意谢玄在晋人谓京口为北府的今江苏镇江一地,“多募劲勇”⑨,使“(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①,组成了“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②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士多是从北方流落并逐渐定居京口一带的流民,再加上本地尚武之风的传承沿袭,使得北府兵成为具有习武好战基础的士兵与富于指挥战斗经验的“骁猛”之将的良好结合,就是这支军队,在以后抵御前秦苻坚百万大军进攻的淝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这支军队也成为了平衡桓、谢两大权力集团的关系和稳定东晋政局形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再次,为了积极奋战,谢安摒弃了自汉魏以来不问良莠地征辟子弟为官的陋习,确立了东晋历史上以才德取人、任人唯贤的典范。
东晋王朝是门阀世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封建王朝。门阀世族为了维护各自家族的利益,总是不问良莠地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子弟征辟为官,这不仅是东晋一朝的惯例,也是自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的惯例。但是,谢安当政期间就以任人唯贤的实际行动改革了这种世俗。如王国宝,其父是王坦之,属于东晋的“中兴膏腴之族”,又是谢安的乘龙快婿。谢安十分讨厌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故“每抑而不用”③,同时,对于有德才的谢玄、谢石等人,他又能做到“举贤不避亲”。如东晋孝武帝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谢)石及兄子(谢)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④。可是,前此朝廷“求文武良将”⑤时,谢安断然以其侄谢玄监江北军事,组织北府兵之举曾遇到种种非议,谢安能不为之所动,足见他的知人善任。而正是因为谢安能冒“私其子弟”的讽议和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的勇气,才使得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军队具有非凡的战斗力。由此可见,淝水之战之所以是东晋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安的功劳,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谢安在太元二年成功地打消了桓温用武力篡夺帝位的念头,避免了由此带来一场内战的话,东晋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抵御前秦的进攻;如果没有谢安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陈郡谢氏与谯郡桓氏这两大门阀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的话,东晋就不可能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上下齐心、共同对敌局面的出现,也根本不可能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如果没有谢安的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从容调度、指挥北府兵的话,东晋就不会有稳定的军心,兵士不会有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也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如果东晋没有谢安敢于在“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⑥之时任用谢玄的话,东晋就不会有北府兵的组建,不会有像刘牢之、何谦、田洛等能征善战的“骁猛”之人指挥着北府兵抵抑前秦的进攻,也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关于这一点,正如王夫之所论:“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①
最后,谢安之所以备受史家赞誉,还在于淝水之战后,谢安为了保持东晋政局的稳定做出了最大的个人牺牲。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及谢玄、谢石等谢氏家族的人为东晋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谢安并未以此作为向孝武帝邀功的资本,而是为了东晋政局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这些自我牺牲包括:一是已有盖世之功的谢安,在淝水之战后,不顾年老体衰,“上疏求自北征”,“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指挥北伐中原,以完成“混一文轨”②的统一大业。二是淝水之战刚结束不久,长期雄踞长江中游的桓氏集团的首领———桓冲病死了,东晋国家荆、江两州出现了权力空缺。当时以谢玄在淝水之战的功绩和名望,非常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但是,谢安深知“怨之所聚,乱之本也”③的道理,便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的原因,立“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④。谢安此举既避免了谢氏因功高盖主而遭到朝廷的猜疑,又避免了桓氏因功不赏和日后叛乱的隐忧出现。三是淝水之战后,谢安并未以功高盖主而专擅朝政,而是能与司马氏家族中年轻的司马道子共掌国家大权。以后,司马道子以孝武帝为后台,日益排挤谢安,东晋中央也因此出现了“奸谄颇相扇构”⑤等不利于谢安执政的情况。为了保持自己的晚节,避免与司马氏发生直接冲突而影响东晋政局的稳定,谢安便“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⑥,并且“召子征虏将军(谢)琰解甲息徒”⑦,从而达到了保持东晋政局稳定,避免内乱的目的。
总之,谢安是东晋百年统治的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之所以是最著名的政治家,不仅在于他有丰富的政治家处理问题的经验、先立于不败以求胜的战略眼光和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还在于他拥有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的高尚品格。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卓著功勋和优良品格,才使他在东晋百年的政治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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