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与家屋：瓯骆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

第一章 “广谱革命”：“那·兰”文明的最早演化场

第一节 广谱革命·贝丘文化·那的文明共生

第二节 广谱革命·定居生活·家屋的文明共生

第三节 “那”：瓯骆大地上冉冉升起的第一缕文明曙光

第四节 自成体系的“水-那-兰-板-坰-勐-家一国一天下”稻作农耕文明体系

第二章 瓯骆故地一个大型壮族村落稻与家屋的人类学考察

第一节 稻与家屋的“空间一社会”秩序

第二节 “那”与家一国的互动演化

第三节 稻与家屋、生命的互动演化

第四节 稻与家屋的社会结构与亲属称谓制度

第五节 通过“二分统合”建构“中心型社会”

第三章 犀牛·稻·家屋：建构安全的生命共同体之舟

第一节 瓯骆自古是犀牛栖息的家园

第二节 瓯骆最早的牛图腾崇拜对象：犀牛

第三节 犀牛独角的神徽化：稻与家屋的安全之舟

第四节 瓯骆的布山古城曾是一座犀牛王城

第四章 稻米文化合作推进中国一东盟跨文化交流研究一

第一节 郁江北岸壮族农村的稻米文化

第二节 稻米文化合作推进中国一东盟跨文化交流研究一

《稻与家屋：瓯骆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

　　排斥在外。“①笔者认为，贝丘遗址即使在其中期，是否真正有了农业迄今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有，恐怕也是受了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赵志军等通过植硅石分析认为：虽然顶蛳山遗址所处地区广泛地分布着野生稻资源，但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前顶蛳山人与野生稻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第四期出现数量可观的栽培稻植硅石，说明栽培稻和稻作生产技术可能都是外来的。②焦天龙、何乃汉、戴国华等则根据贝丘遗址各文化层的动植物、石器、陶器等的文化遗存研究，认为华南一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尚无农业的痕迹，而是以捕捞狩猎作为经济基础。而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报告，依然没有在贝丘遗址中找到与稻作农业起源有关的植物学依据。如2007年10月-2008年1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广西左江流域崇左市江州区的何村、江边、冲塘三个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岸贝丘遗址小规模考古发掘的报告认为：“经科学测定，冲塘遗址NT11探方遗址剖面孢粉分析结果为，乔木植物花粉占总数76.9%，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总数17.20/0，其中禾本科占2.8010，蕨类植物花粉占总数的6.1%。何村遗址T15探方西壁剖面孢粉分析结果为，乔木植物花粉占总数的78.7%，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总数的14.7%，其中禾本科占1.7%，蕨类植物花粉占总数的6.60/0。江边遗址T2探方西壁剖面孢粉分析结果为，乔木植物花粉占总数的74.5%，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总数的17.3010，其中禾本科占4.6%，蕨类植物花粉占总数的8.2%。从三个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可知，它们所处的植物环境差异不大，基本相同，而且根据禾本科所占比例可知，当时可能并非以农业为主。”③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贝丘文化与稻子起源有关系。如早在1997年，覃乃昌先生就提出，珠江上游的邕江、左右江流域大量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是该区域稻作农业出现的标志，其依据是考古工作者在该区域发现了一大批距今9000-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遗址内出土了石斧、有段石锛、石凿、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石杵、蚌刀和釜、罐、鼎等与稻作农业有关的工具。①与此同时，张光直关于“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②；裴安平关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食用各种水生动物和小粒型植物果实为主的广谱经济，仍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并为稻作的起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③，也同时支持了这一观点。

　　笔者以为，主要由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鉴定工作而形成的前一种观点，还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一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贝丘遗址的植硅石、孢粉等的量化阐释及其得出的与稻作起源无关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说一系列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是否都已做到对植物遗存的提取并在技术上形成一个科学的逻辑完整的分析体系，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与贝壳共存的都有哪些植物，这些植物所反映的贝丘人的广谱觅食策略与一般的狩猎采集者又如何不一样，等等，而仅就那些技术本身而言，事实上也还没有哪种技术已经达到判断标准上的通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