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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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人会否认，“科学”代中国追求现代（modernity程中的关键词。但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印象？它又具备了什么样的内涵？或许，人们会想起晚清洋务运动由国家所推动的一连串实业计划，建设铁路、船舰、电信系统、化学工业……；也或许，人们会想起西学学堂及各种西学书籍的翻译行动；而更常见的是，人们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赛先生”口号，想到陈独秀（1879—1942）在《新青年》上那番慷慨陈词，希望“德谟

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能够“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确实，中代史的意义而言，

“科学”所指涉的不只是一系列具体可观察的、符应于自然世界的命题，含从个体人生观到集体国族命运，在不同层次上彼此相互扣连的一整套论述与实践。数十年来，历史学家已经累积丰硕的研究成果，向我们揭示“科学”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国家官员的政策、在学科机构的发展、在科技专家的理论与实作等不同面向上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貌。这无疑证实了一件事情：

“科学”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中立无私（disinterested），是在一个社会面临巨大变动、转型的时刻，历史行动者对“科学”的理解与发挥，始终无法抽离于国族政治的现代论述。

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并非是要替前述面向添加上新的个案，也非再次复诵五四的科学主义话语，而是希望把目光从上层精英转向中下层社会的民众，讲述另外一种关于“大众科学”的故事。这个做法不是要否定过去科学史研究的有效，而是提出先前学者因主题和问题意识的设定而倾向排除或置于边缘的研究角度，将消费文化、国族政治共同纳入对科学的现代考察之中。我意欲寻找上层曲调之外，彼此叠加、交织、并存、抗衡的多重历史旋律。过去人们经常太过于着迷知识分子带有政治意图的科学宣言，也经常相信科学的启蒙步来自上层精英的努力，却忘记给予相形之下更庞大的人口应有的篇幅，忽略了科学在常民生活中展现的广泛效应，以及反之，常民活动为科学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许多时候，常民对科学的信念、投资、应用、误识、挪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亚于科学发现本身所带来的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民初中国的催眠术发展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让我们思考过去科学史未必重视的问题，同时将更多元、异质的历史行动者的声音带入科学史的写作中。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即将调整观看的视野，重新思考除了知识精英之外，
 “科学”究竟还属于哪些人？带有什么样的差异内涵？

有几个面向是我们将要关注的：首先，本书试图分析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如何带着不同的旨趣、心态、眼光，去促成（或压抑）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并尝试厘清这些认知与情绪如何与现代经验交织在一起。

而当这些广泛的科学人口被纳入后，也促使我们必须既有单一的机构、学科之分析框架，去询问关于科学知识在不同层面流通的问题：究竟催眠术借由哪些途径，成为弥漫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催眠知识又有哪些跨国来源、路径和接收者？催眠技术的传播又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之行？什么样的回路建立起精神科学的事实？

此外，催眠术的大众特征也无可避免地引发了界限划分与知识分化的问题：民间的科学行动者如何正当化、合法化催眠术，招募适当的同盟并排除不适当的他者？催眠术与心理学、灵学的关系为何？在学科建制化的过程中，民间催眠研究者如何提出跟学院心理学家不同的现代科学方案？

终，本书所欲处理的主题也涉及现代自我的形塑，我希望回答：人们如何透过催眠术来想象一种符合当下所需的理想新人？人们如何在催眠术的实践中被规训为科学的主体？人们如何体验无意识的心理历程？以及，现代的自我经验如何混融了传统的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