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史

徐公持（1940—），江苏省江阴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担任《文学遗产》主编。主要从事先秦至隋文学研究，著有《魏晋文学史》《建安七子论》《阮籍与嵇康》等重要著作，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发表论文60多篇。

编写说明

第一编三国文学

第一章三国文学概说

第一节三国前期文学发展概况

第二节建安风骨

第三节三国后期文学发展概况

第二章曹操

第一节曹操与文学

第二节曹操的诗歌

第三节曹操的文

第三章曹不

第一节曹不与文学

第二节曹不的诗赋

第三节《典论》

第四章曹植

第一节曹植的生平与性格

第二节曹植的前期创作

第三节曹植的后期创作

第四节曹植的成就及文学史地位

第五章曹魏前期诸文士(上)

第一节“建安七子”和建安文学

第二节王粲

第三节刘桢

第四节陈琳阮瑀徐干应玚

第六章曹魏前期诸文士(下)

第一节孔融祢衡杨修

第二节其他曹魏前期文士

第三节蔡琰

第七章曹魏后期诸文士

第一节曹睿

第二节应璩

第三节向秀刘伶

第四节何晏等其他曹魏后期文士

第八章阮籍

第一节思想性格和处世态度

第二节《咏怀诗》

第三节阮籍的文与赋

第九章嵇康

第一节人格魅力与文学

第二节嵇康的文

第三节嵇康的诗

第十章吴蜀文学

第一节吴蜀文学概况

第二节吴国文学

第三节蜀国文学

……

第六章陶渊明(上)

第一节生平经历与任真性格

第二节《归去来兮辞》与“质性自然”

第三节田园诗(上)

第四节田园诗(下)

第七章陶渊明(下)

第一节咏史类诗创作

第二节《桃花源诗》并《记》

第三节陶渊明的赋、文

第四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后记

第一章 三国文学概说

第一节 三国前期文学发展概况

三国时期，包括建安时期在内，总共七十年（196—265）。从文学史角度看，显然可以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习惯所称建安文学及正始文学两部分。前后期的划分宜以太和六年（232）为界，理由是建安文学最重要作者曹植于本年病卒，建安其他重要作者在此前基本都已谢世，所以这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而正始文学的主力阮籍、嵇康，此时尚未步入创作高潮，但阮已二十三岁，嵇则十岁，正在文学起跑线上蓄势待发。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文学分水岭。而且以此为界，前后时限各占其半（前期35年，后期34年），颇为平衡。而文学上分期，固不必与政治时期相印合。当然，在此前后两个时期内，也还可细分出若干小的文学阶段来。

三国前期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208）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208—219），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

在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这就是曹植在事后说的：“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曹操霸业不断取胜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原本散处各地的文士先后投身曹魏阵营、陆续来到邺城的过程。最早入曹操幕中的是孔融，其次为阮瑀，稍后为陈琳、徐干等，建安十三年曹操克荆州，长期流寓南方的王粲北归，最后一位重要文士入邺，标志着各方文士聚合过程的结束。在此阶段，亦即建安前期，文士们大都身历了汉末战乱，体尝了兵燹之灾，其创作则以描写战乱、抒述忧患意识为主，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王粲《七哀诗》，以及曹操本人的《薤露》、《蒿里》等。这些都是产生于战乱衰世中的不朽杰作。在文学格调方面，这些忧时愍乱作品充溢着慷慨悲凉之气。刘勰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主要即指邺城之前时期的建安文学言。此后这种“慷慨”诗风虽仍被文士们“雅好”（曹植语），在作品中续有表现，但时势变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环境既变为相对安定，文士处境亦已不同，所以“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文风自然有所减弱。

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末（208—220）。此阶段文士们已完成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成。这个文人集团规模颇大，用锺嵘之说是：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诗品·总论》

看来其人数超过此前任何文人群体，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由此兴起。这个文人集团是有首领的，他就是曹操。事实上，文士们投身邺城的首要原因并非文学，而是政治，是曹操“唯才是举”方针吸引着他们前来圆建立功业之梦。诚如王粲始归曹氏时在汉水之滨所发表的一篇赞词中所说：

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魏志》本传

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他们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来到邺城，曹操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没有曹操就不会有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这个文人集团是有核心的，就是曹丕、曹植兄弟。丕、植兄弟既有贵公子身份，而文士中的不少人又直接任过他们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玚等，所以在政治上本有一层主从关系；加之丕、植兄弟的文学天资足以笼盖群伦，其核心地位无可替代。

在邺城时期，文士地位有了很大改变。曹操使大部分文士担任自己的属吏，如“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徐干）、“丞相军师祭酒”（王粲、陈琳、阮瑀、路粹）、“丞相主簿”（杨修、繁钦）、“丞相掾属”（应玚、刘桢）、“门下督”（陈琳）、“丞相仓曹掾属”（阮瑀）等；又使部分文士任丕、植等诸子官属，如“五官中郎将文学”（徐干、应玚）、“平原侯庶子”（刘桢）、“平原侯文学”（应玚）等。文士中职位最高者为王粲，曾升任侍中，不过此为建安十八年魏国始建后之事。这些属吏之职，品秩不高，当然不入公卿大臣之流；然而此皆曹操亲随吏员，与闻机要的程度明显超过朝廷显贵。如“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魏志·王粲传》），这就非一般大臣所能做到。因此文士们能够感受到人主的信任。又因担任曹操亲随属吏，所以每当曹操亲征，文士们多得以随军征伐，这也使他们的情绪极受激励鼓舞。“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王粲《从军诗》）以高昂情绪咏唱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的踊跃乐观心态。

文士地位和心态的变化，使得文学内容及风格都有转变。最明显的一点是，建安前期那种忧患情绪大为减少，功名追求意识明显增多。“……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之二）此种情绪颇为普遍。对功名的追求，使得文士在创作时多关注当时军国大事。曹操北征三郡乌丸，即有陈琳作《武军赋》以美之；曹操南征孙权，即有王粲作《浮淮赋》以颂之；曹操西征关中，即有应玚作《西征赋》以赞之。徐干夙称“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澹泊功名，但他在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操翰撰写起了《西征赋》：

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力，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

徐干觉得能够随曹操征伐，“载笔而从师”，是极大荣幸，他相信此行必定成功。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愿为之“挺力”，亦直言不讳。在其他文士同类诗赋中，此种情绪，更甚于徐干。可知邺下文士对功名追求，极为投入。文士的功名追求，本为古来传统，是儒家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观念体现，再者封建时代文士，除仕途之外，几无其他进身之阶。不过建安文士功名愿望显得特别强烈，则有当时具体原因。建安承汉末战乱之弊，文士们各自经历了二十年左右流离失所沦落四方的生活，得至邺城，他们自深知和平安定生活环境之可贵。对他们绝大部分人来说，邺城时期提供了建立个人功业的难得机遇，因而必须牢牢抓住。王粲、邯郸淳等大批士子曾经长时间滞留荆州，而刘表不能用之，相比之下，曹操对文士们就颇为重视。邺下文士们自很清楚，他们能够到邺，能够有这样的机遇，是与曹操这位“明君”的存在分不开的，因此而对曹操“唯才是举”广纳贤才措举深为感激。上引陈琳诗及王粲致词已经显示，歌颂曹氏功德成为邺下文士创作内容的一部分。应当说，对曹操的赞颂，在当时含有相当的真诚，不可简单目为谀词而予一概否定。尚可以孔融《六言诗》三首为例：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诗中述汉末以来战乱，朝廷颠沛，百姓凄惨，作为“万官”之一的孔融，亲历了这场巨大灾难，他从切身体验中痛感，若无曹操建安元年勤王迎献帝，“从洛到许”，灾难不可能停止，因此对曹操满怀敬仰感激之情，作诗说“曹公忧国无私”，这应当理解为肺腑之言。此诗作于建安元年“到许”后不久，孔融对曹操的了解尚不全面，所以孔融此时赞颂曹操，与日后“嘲戏”曹操并不矛盾。不过在诸子对曹氏父子的赞颂中，肯定也杂有不少庸俗的成分。如诸子皆有的《公宴》诗，其中有不少“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等语，就显出幕宾奉承语气。《斗鸡》诗中对丕、植兄弟贵游活动的吹捧，更表现清客谀主态度。此点亦不难理解，因诸子身在曹氏幕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对曹氏的依赖，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在文学中自然会有所反映。何况曹操这位“贤主人”还“性忌”（《魏志·崔琰传》），对文士的独立人格表现颇为敏感，他因事杀了孔融，后又杀了杨修，还曾杀了崔琰、娄圭等人，作为历史上著名强势统治者，令人望而生畏。他杀孔融、杨修，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但个人性格上的嫌忌，亦一要因。孔融多次“嘲戏”曹操，且在曹操面前自称“孔融鲁国一男子”，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格；杨修恃才不谨，亦有诙谐嘲弄言行，以罣曹操之怒。甚至刘桢对甄氏稍有“不敬”，亦治以重罪。故而多数建安文士颂赞曹氏父子，实为势必之事。皇权官僚时代文士为求得社会存在空间，绝大多数难以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对于权势者的依附必然影响文学的独立性，此为时代悲剧。文人不得不帮闲，帮闲文学遂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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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著名学者徐公持“深描”的魏晋文学史。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徐公持研究员撰写的《魏晋文学史》，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一种，是徐先生“十年磨一剑”打造出来的断代文学史精品。全书分三国文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三编，每编都用数十章篇幅详细全面地勾勒该时期主要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书稿内容全面，材料丰富翔实，分析细腻深入，评价客观公允，称得上是“深描”魏晋文学发展历史的上乘之作。出版以来广获好评。此次再版，修改了初版的部分文字错误和表达不妥之处，书稿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