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盋山案牍合刊(上下)

柳诒徵先生学述

蔡尚思

一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值得我们学术界纪念的，约有下列几个“”。

柳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久。他主持设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长达二十多年，比梁启超、蔡元培、陈垣诸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馆长都长得多。

柳先生编出大图书馆藏书总目先。有人就质量而说，该馆“收罗图书之富，为当时之冠”。柳先生在三十年代就编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三十巨册。我国在解放后四十七年之久的今天，也还未闻有大图书馆编出此类完整的图书总目。

柳先生长期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培养出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多。我在三十年代亲自听见先后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的林公铎先生（损）当面称赞和羡慕地说：“翼谋先生培养出大批人才，实为我和其他专家所莫及。”这真不愧李瑞清所说的“大教育家”。

柳先生博通古今中外，编著多种历史专书早。他在1901年于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辑，就编成《历代史略》一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中国通史。1910年完成了黄绍箕草创、柳先生自己辑补的《中国教育史》一书，1916年起不到十年，又编出《东亚各国史》，包括《日本史》《朝鲜史》《印度史》《北亚史》《南方诸国史》《南洋群岛史》六种，其中的《北亚史》，述到“俄国与蒙古之关系”“近中俄之交涉”及“苏俄革命后中俄之交涉”为止。对柳先生的博洽古今，几乎无人不知道；对柳先生的会通中外，知道的人可就很少了。

在柳先生的著作中，《中国文化史》一书可说传授广，不失为从出版到解放前各种《中国文化史》的“老母鸡”。但能代表他的著作的确是《国史要义》一书，这实在原是他在大学任教《历史研究法》的讲义。当时已发其凡，到晚年在战时重庆才大加订补完成的。书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如孔子礼教思想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说，我国历史以礼为核心，伦理是礼之本说之类。

此外柳先生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也比董仲舒等人高明很多。他认为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等言论，也是针对着国民党政府而言，是很正确的。

二

就我个人受教益于柳先生这一方面来说，也有几个“”。

柳先生是使我得住大图书馆多读书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权利，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是，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别人借阅图书室有限的，不还不再出借；对蔡先生借阅图书室无限的，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搬上搬下，虽很费力气，却不要表示不耐烦，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于1934年8月自动辞职东下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主要从历代文集中搜集思想史料，自购该馆新出的《图书总目》，从汉代到民初，按照先后次序读下来，凡前此已读过的许多书不读，读后只作简要的批注，留待后来请我的早期学生邱汉生主持，招十多人抄出。

我为什么要去南京入住国学图书馆读书与搜集资料呢？约有几点值得一说：

，我不仅由于没有许多钱可以买书与许多书是有钱所买不到的，而且书太多也没有空房可陈列出来，所以就与大图书馆结下了不解缘了。但我查遍国中的大图书馆都只能走读二不能住读。后来才得悉只有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可住读，于是我狂喜，就把此图书馆当做自己的藏书和书房了。

第二，在全国大图书馆中也只有此图书馆出版了全馆普通本善本编在一起的《图书总目》，使读者不必查卡片的麻烦了。

第三，我读了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类著作，觉得书中的人物都是寥寥无几，于是就发愤要从内容包括各方面的历代文集中去补充搜集。解放后，据两个读者来信说有一本刊物的一篇文章说：现在有两种读书法，一是择善而从的，如陈垣等；二是竭泽而渔的，如蔡尚思。我读后笑起来了，我的遍读国学图书馆的额历代文集，确实有点像“竭泽而渔”的。如不先遍读一下，就谈不到真能“择善而从”了。不仅如此，“择善而从”的“善”，也是随各人的立场观点而不同的。

第四，我企图把古来的优秀思想集成为一书，打破几千年来的限于旧传统旧统治的那一套。因此，被柳诒徵先生恭维为如蜜蜂采蜜，苏维岳先生恭维为如矿工开矿。

第五，我初进此图书馆时，有一馆员问：“先生此来有何计划？”我答：“打算把贵馆的历代文集（诗、赋、词、曲等不在内）通读一遍，选出思想史料等。”他马上笑道：“古来没有此种人。”我听见，心中觉得我说话太老实了，以致被人瞧不起，很后悔。同时也想到两句话：一句是陈胜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你安知我没有打破记录的志气？另一句是：“路是人走出来的。”既然是起先根本没有路，后来才被人走成路，那么走路的人一定有好多种：从没有路走出路，头一个人是开路先锋的创新者；后来经过许多人跟着走，这是承前启后的继承者；再后来把它修成一条正式大路，这个人就是集成者。治学像走路，有的创新，有的继承，有的集成。以儒家新儒家为例，三代之礼相因而各有所损益，经周公的发挥而集成，到孔子再发挥而集成；孔子之礼到孟、荀、董仲舒、《礼记》等再发挥而集成；周、孔、二程等的理学到朱熹再发挥而集成。图书馆也像走路，南京国学图书馆是中国质量很高的大图书馆之一，柳诒徵首先编印《图书总目》与首创学者住馆读书搜集资料办法，是开辟先锋的创新者；没有此二者，我能得长期入住该馆遍读历代文集而成为今天的我么？但就此点看来，柳诒徵的办图书馆与我的治学都是有开风气之先的。柳馆长独敢破图书馆的先例，我为什么就不敢破治学读书的先例呢？那个图书馆员太小看我了，我是很不服气的！我自誓至少不基本达到目的，决不走出此馆的大门。我生怕不能做到，被他讥笑。同时也得到明代与民国几个学者的启发，就决定以一天等于别人的三天，每天平均必须用十七八个小时来翻图书。从1934年9月起一年与以后的几个暑假都如此。我自知是逼上梁山，同时也是坏事变成好事，非常感谢那个瞧不起我的馆员。

柳馆长曾对我说：“你不仅打破了在我馆读书的学者的记录，而且打破了古来在图书馆读书的学者的记录。”我说：“柳馆长太夸奖我了，您是馆长，我只是住馆读书的，我哪比得上您的多读馆藏书？”他说：“不，我只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而不是住馆读书的，任馆长的学者与住馆读书的学者大不一样，未可混为一谈。我馆首先出版一部《图书总目》，你是首先按《图书总目》集部先后次序遍读下来的，我很希望将来有第二个学者来馆住读。我馆有了你这位读者，这部《图书总目》总算不白出版了。”我深刻体会到，这个大图书馆是我的太上研究院，是我做学问的老母亲。在此之前无此好机会，在此之后更无此好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怎样忘得了呢？

柳先生是多讲历史掌故给我听的长者。在我师友前辈中同我接谈之多，没有一个超过柳先生的，听先生指教犹如是读一部大的活书。我于日间在浏览室赶阅图书，晚上整理笔记，常于夜间八九时以后去向柳先生请教。他从清朝的掌故到民国的时事，无所不谈，边谈边笑，如袁子才与戴东原之异同之类，真使我闻所未闻，均为书本上所无法得到的知识。

柳先生是多鼓励我的长者。1935年9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道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蠹鱼弄死或赶跑，因为集部被您一页一页的翻开，蠹鱼就逃不了您的眼和手了。我倒要大大的感谢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帧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我把它裱挂在书室壁上，当做向往而不能至的座右铭。竟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家时撕碎，真可惜！

柳先生又是感动我的长辈。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逃难住在复兴中路，柳先生当时住在海防路，二地相去很远。有一次他颠颠仆仆地走来看我，他先说：“您是多读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的一个人，自您离馆以后，我经常想念您，所以特来拜访。”接着表示：“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说着不觉流泪，这非常感动我，我也泪珠欲滴了！他向我告别，我很为他担心，扶他走过马路，要送他回去，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竟独自乘公共汽车走了。后来听说柳先生复员回南京，以七十老翁奔走收书，甚至为此跪在某掌权者的面前，苦苦哀求才得收回原来藏书柜架，复馆得原藏书十九万册，损失的只十分之一。柳先生又赶编《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以告于世。职责既尽，他便离馆而去了。这真是难能可贵之事。解放初，我特诚到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去看他一次，也是我们后见面接谈的一次了。

末了，无可讳言，由于柳先生和我有前后辈的不同，在思想上如尊孔一类问题，在历史学方面如是否信古等等之类，我和柳先生是不大可能一样的。我初见面一谈，他就在《日记》里写明我的谈吐‘’甚奇”，也许与此有点关系吧！但我们之间专谈学问，不谈思想，越来越想得，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柳先生是对我在学问上有帮助的恩师，我曾写信尊称他为“老师”，他马上复书，要求“以后勿沿此称”。他真谦虚！我自知如果没有柳先生给我多读书的大好机会，就连今天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所以饮水思源，我在他的追悼会上首先起立致辞含泪表示“无比沉痛”！

柳诒徵先生去世已四十一年，我认识先生已六十三年，今略述先生之学行如下：

立身行事：先生一生读书讲学，注重身体力行。凡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皆尽力去做。他从一个做八股文的秀才，进而为提倡新学的教育家，亲切和留学生交往，广事吸收西方学术文化，不断随着时代前进，至老不变。先生每做一事，必有成就。其学术成就被章太炎誉为如“凤鸣高岗”。以前他在东南大学和国学图书馆的成绩，多已久著人口。但有一事，应当指出：“九一八”日军入侵，先生为了要激发国人爱国御侮，而特别印行明代御倭书籍多种。建国后，先生已七十多岁，但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和筹建上海图书馆，恢复镇江邵宗藏书楼，却十分努力。于本书《霞墅检书记》《衰翁尽瘁邵宗楼》诸文可见。先生在文管会整理乱书时，曾手写《检书小记》八册，准备将来编目之用。书中详记经眼善本序跋印记，是一部珍贵的书目提要。先生工作直至1956年去世为止，真是所谓“鞠躬尽瘁”了，所以去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成立时，顾廷龙先生回沪参加，犹谆谆向馆人介绍先生曾参与筹建上图工作。

重要著作：先生著作中的《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开中国专门史之先河。而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其后还有新印的《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正续编，《柳诒徵劬堂题跋》等，要在折中群籍，融贯中西，不为过去汉宋学所囿，其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而《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一书对学者作用极大，我也深受其惠。所可惜的是先生辑录《中国人民生活史》《中国奴隶史》资料，未能定稿出书。

教书育人：先生历任各大学教授数十年，培养人才甚众。他鼓励学生注重品德，学有专长，可以各选一科，因此门下弟子，除了多著名的文科学者之外，理科、工科、医科皆有：理科如严济慈等，工科如茅以升等，医科如翁之龙等皆是。他们皆对先生终生敬仰，这都是先生教育方面的成绩。

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史、地、诗、哲、文、书法多精深博大。

《劬堂学记》代序1997年1月20日写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