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与城市规划

　　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家之一，大卫·哈维对空间政治思想的理解，延续了列斐伏尔的思考，仍然将政治空间正义看作空间权利诉求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抵抗和颠覆方式。与列斐伏尔不同，哈维从《资本论》这一经典作品出发，把城市看作经过修订后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规律最后的落脚点。在对空间政治正义着墨甚多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他引用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的论述，将城市看作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说的一个“全新范式”。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伤害下的被剥夺阶层无动于衷，相反，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论证，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规划方式，无法实现这些被剥夺阶级的基本权利，而原因并不简单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基本生活资料，而是这一制度在根本上剥夺了他们反抗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和能力。
　　哈维指出，至少有两种城市规划手段，使现代资本主义得以有效阻止被损害的无权者实现自身的权利，从而阻碍了空间政治正义的真正实现。第一种方式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巴黎，在拿破仑三世宠臣奥斯曼的主导下，整个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用宽敞的大道和透明的城市天桥（拱廊街），代替了老巴黎的窄路、死巷和老旧平房。②这一改建，确保了无产阶级工人和下层居民无法利用复杂的城市道路建立街垒，对政府和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反抗，并让国家对工人阶级的集中监视和管理成为了可能。上述对工人阶级反抗空间的剥夺，在大工业生产时代，有效地阻碍了城市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但是，在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阻止空间正义实现的手段不再有效，原因在于，以集中管理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已经不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分散，利用互联网信息渠道定制，并以全球物流为中介的个性化代工工厂。在后一种空间下，机械化设备和以零工为主的“岌岌可危劳动”（precarious labor），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主要劳动力。而城市空间则被白领工人、金融业打工者和高端服务业者所占据，后者代替了工人阶级，成为城市反抗运动的主力。
　　哈维指出，相对于工人阶级贯穿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武力罢工和军事反抗，城市空间中的全新反抗主体无法以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为反抗目标。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上层恰恰是通过这些生存权利的让渡和生活福利与消费品的贿赂，使前者丧失其反抗意志，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而唯一能够激发新的反抗者的动力，是后者为了保障其消费水平和生存质量，所经历的一系列代价：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不安全感，生态危机，资本利润率降低和系统性金融危机下生存空间的不稳定特征。当这些“新无产者”意识到其“幸福的生活”不过是海市蜃楼时，他们才会要求让渡公共空间，改变以占有优越空间为目标的生活方式，最终达到“捐弃所有权”（depossession），与穷困者分享空间权利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现代城市中实现平等的空间权利。
　　相对于以恩格斯、列斐伏尔和哈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福柯对空间政治正义采取了另一种看法。福柯反对空间正义必须通过对权利的追逐而实现；相反，他似乎认为，现代西方城市通过一系列空间规划，满足不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本身就是现代权力体系试图宰制个体的手段。换句话说，在福柯心目中，越是以“正义”面目出现的城市空间规划，越是不正义的，而这个论点一旦推到极端，就会得到一个有趣的命题：空间政治正义就是空间政治不正义。
　　福柯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是如何在论述具体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得以规避和解决对上一个命题的悖谬之处呢？通过对名为《安全、领土与人口》（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的法兰西学院讲演录开篇的论述，福柯间接地思考了城市规划与空间政治正义的关系。在这部讲演录的开篇，福柯就提出了三种规划城市，而且这三种规划城市的现实原型，都不诞生于自然人类聚落的演化，而是基于人造的规划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