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尽时:评论集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向往

——序行超的文学评论集《言有尽时》

梁鸿鹰

文学评论到底是做什么的？是鉴赏，是评价，是解读，此外，还可以做什么？实际上，评论不单单关乎文字，也关乎修养、性情，好的评论如蒂博代所言，其功能“在于感觉、理解、帮助形成现在，而不是立刻进行筛选”，这使得一个会从事评论的人，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轻率的决断。一个评论者应该、也需要忘掉自己，表现得似乎就像所谈论的对象那样，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才智也好，创造力、生命力也罢，总之作家、艺术家的每一个独特的表现均有自身的特性和命运，连创作者都不一定清楚创造性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创作的成品表现出与别人一样的惊异——更何况作为评论家的局外人，即使再敏锐、再富于洞察力，也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相信自己会处于“言有尽时”，不可以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这方面，我们的古人向来极富智慧。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指出了创作上的节制性与有限性问题。同样，对评论者而言，或许保持一种“言有尽时”的姿态，会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行超的*部评论集即将出版了，名字就叫《言有尽时》。

虽说是“言有尽时”，但阅读过全书，你会觉出作者行超对“意无穷”的追求，显现出很有潜力的素质，比如她有很好的言说质地，比如她有活跃的、敏捷的、生气勃勃的趣味，比如她正在以敏锐的发现的眼光穿透当代文学、当代艺术创作广袤的星空，探究着其中蕴涵的奥秘。所有这些都是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写作之后的心得，是她虽年轻但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的积累与勃发。

作为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批评者，行超的评论写作起步早，起点较高，到现在为止，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质量上也有可以称道的进步。怀着对文学的初心，由文学专业研究生直到走向文学评论编辑、记者岗位，行超始终没有停顿过自己的研究与写作，而且议题、行文往往均很有特色。她具有一定的总体思维意识，很早就对一些较为复杂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表现出可贵的把握能力，比如“边疆叙事”问题，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文艺研究》杂志发表了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论文，这篇题为《当代汉语写作中的“边疆神话”》，把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边疆神话”放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偏离的视角下考察，从重述神话、由弒父到寻父的历史叙事、探险叙事与解密冲动等诸方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终认为：“通过文学叙事所建构的‘边疆神话’，无论它采用现实主义还是新神话叙事，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种地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我们疆界之外的世界结构。它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中二元对抗的‘楚河汉界’模式消解的结果，也是当今各种价值观念和文明尺度，争夺‘叙事’权威，以及争取想象之合法性的诉求。”表现出较强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并且很有现实启示意义。

而在台湾文学的研究方面，她的探讨也有一定的意义。发表于《南方文坛》的《孤儿的流浪与成长——论2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的“孤儿意识”》一文，在台湾文学“找寻—质疑—出走”的发展脉络中，探索出历史放逐一代人造成的“原乡”感、“异乡”感和怀疑主义的理论，指出孤儿意识引导下，“文学台湾”更让我们亲近，台湾作家在文学叙事和想象的层面“呈现了可能被扭曲的心灵史的前因后果”，不仅如此，“文学台湾的发现与理解，也是我们接近海峡两岸历史的一个通道”，显现出研究与评论扎实、通达的面貌。

行超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在场的，具有鲜活的现场性，她对文学创作现象、进展保持着可贵的细致与敏锐洞察，她对文学及文化文艺现场发生的一切总是保持着观察、吸纳、品评的好奇，无论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她都会以一种求真的目光去打量、研究和分析，调动与整合自己学到的知识，努力在鉴赏、品味中进行美学上的甄别和感悟。比方，她对路内、马小淘、周嘉宁、祁媛、林森小说的专论，表现出对活跃在创作一线年轻作家的极大热情，而她对从迟子建、林白到徐则臣、晓航等一些重要作品的赏析可以看出，她能够深入到作品的肌理之中，探究文字背后的一切。她没有停留在别人现有的结论里，更不屑于在已有命名或定义中深文周纳，她热情解析作家们创作发展的突出特点，鼓励他们发扬自信勇敢的精神，在创新中走出新路。认真的阅读，睿智的分析，感性的表达，让观察后的文字富于质感与知性，感受的真诚成为行超评论中*突出的品格。

开阔的眼界，多方面领域的评论涉及，同样是行超评论文字的一个特点，她在报社负责文学评论报道，但在文学评论术业专工之外，看得出她作为一名长期对读书、观影、音乐欣赏的积极参与者，对电影、音乐、综艺等等葆有很好的鉴赏力与评论热情，她的好学不断弥补着她初出茅庐的资历，她赞赏电视剧《唐顿庄园》中那种“不仅仅是笔挺的西装、复杂的礼仪和永远一尘不染的家，而是在需要的时刻可以抛下这一切，变成一个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舍掉自我的人”的可贵；而且，我倾向于同意她对“小清新”的一些分析，比如她在《失败者的飞翔》一文中说，“在小清新所构造的那个远离世俗的乌托邦中，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着装打扮、说话语气和性格爱好等隐秘的线索寻找到自己的同类，他们之间也许素昧平生、也许只是萍水相逢，却常常能比日常生活中的同学、同事、朋友更能让彼此感到安心，也更容易在心底里惺惺相惜”。其实关于流行文化，认真留意，是能够捕捉到其中不少有意思的趋向和特质的。除国内文艺现状和作品，对欧美、日本等文艺作品入情入理的精彩评论，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文字慢慢丰富着她的感受能力，大大助益了她的文学批评实践，逐渐地收获了一些精彩。

评论本身有时就是记者职业的延伸，置身于文学*现场的便利使得行超成为勤奋而有耐心的倾听者、对话者。“生活是值得的，如果生活不具有单一意义但却具有许多不同意义的话。”行超曾引用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的话，表达对缤纷时代现场的向往。是的，我们生活在世上，实际上就是在与日常生活、在与世界天天进行着对话，写好与世界、与生活、与人生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好评论。在我们《文艺报》这个集体里，阅读、评论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日子像溪流一样，不舍昼夜，同人的气息如同午后的阳光那样辐射在各处，令人感奋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报社里的年轻人认真读书、默默做事情，行超在这个集体里，采访、编辑、排版、写文章，慢慢地，她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挥。愿她以此为新的起点，绽放更多的精彩。

行超的评论具有“现场性强，密切跟踪当前文学发展”之特点，也具有“感受的真诚”。她对迟子建、林白、路内、林森、蔡东等的评论富于新见；而更加见出才情和文化深度的，可能是关于林兆华的“第二主题”，台湾文学中的“孤儿意识”，骆以军与莫言之比较分析，特别是对雷蒙•卡佛，对“小清新”，对校园民谣的阐释，视野开阔，触类旁通。